（一）海外人才统战工作范围和对象的演变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以及统一战线的性质与任务的变化，统一战线工作的范围和对象也有所不同。海外人才统战工作的范围和对象也随之而发展演变。
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根据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和工作重心的转移，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统一战线的对象和范围问题上指出，新时期统一战线范围以宽为宜，要把一切能够联合的力量都联合起来。
1979年，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二次会议上指出：“我国的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工人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劳动者和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的广泛联盟”。[1]后来，邓小平又进一步把“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纳入爱国统一战线的范围之内。1980年，邓小平在全国政协五届三次会议上指出：“我国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它在社会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基础上更加巩固和发展了。我们要进一步加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广泛团结，使我国统一战线和人民政协在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实践中，做出积极的贡献。”[2]
1981年12月21日至1982年1月6日，第十五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从10个方面明确了统战工作的范围和对象：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知名人士，党外知识分子，起义和投诚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原工商业者，少数民族上层人物，爱国宗教领袖人物，去台湾人员留在大陆的亲属，台湾同胞和港澳同胞，归国侨胞和国外侨胞。[3]1981年，邓小平正式将新时期的统一战线称为“爱国统一战线”。由此可以看出，邓小平在继承毛泽东统战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统一战线的范围和对象，将革命统一战线发展成为爱国统一战线，由过去工农及其他劳动者的阶级联盟发展为“大陆范围内”和“大陆范围外”两个更广范围的爱国者联盟。因此，新时期的统战工作也从大陆扩展到港澳台及海外。邓小平的海外人才统战工作的范围和对象为海外三胞（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国外侨胞），其中又以国外侨胞为重点。1983年9月26日颁布实施的《国务院关于引进国外人才工作的暂行规定》指出，引进人才的重点是“华侨和外籍华人”。
面向新世纪、新阶段，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再次强调了大团结、大联合是统一战线的实质和根本。1991年3月23日，江泽民在《在参加两会党员负责同志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统一战线的实质就是在一个共同的目标之下，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实现全国各民族、各党派、各阶层、各方面人民最广泛的团结。[4]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已经发展成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5]
为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使海内外中华儿女为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达到新的大团结和大联合，江泽民指出，“只要有利于建设四化、统一祖国、振兴中华，只要有利于民族团结、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只要有利于挫败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渗透、颠覆与和平演变，不论哪一个阶级、阶层，哪一个党派、集团，哪一个人，我们都要团结”。[6]
2000年12月4日至6日，第十九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在统一战线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思想方面出现了一些新的发展，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在统一战线各领域的工作方面，主要有：提出了‘培养人才、用好人才、吸引人才’的知识分子政策”。[7]由此可见，党在统战工作中已经充分意识到人才工作的重要性。这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把统一战线工作的范围和对象由原来的10个方面扩展为12个方面：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代表人士，香港、澳门同胞，台湾同胞、去台湾人员留在大陆的亲属和回大陆定居的台胞，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原工商业者，起义和投诚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8]由此可以看出，在海外统战工作方面，其范围和对象除了海外三胞及其亲属之外，还增加了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而且，海外留学人员成为海外人才统战工作的重点。
随着华裔新生代的逐步崛起和海外留学生群体的涌现，海外人才统战工作面临着新的考验和挑战，海外统一战线必须将其纳入工作视野，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变化和中心任务调整统战工作的重心、方法和途径，以达到团结和联合他们的目的。
跨入新世纪、新阶段，以胡锦涛为核心的党的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针对改革开放以来国际人才竞争形势加剧和国内社会阶层的变化，把“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纳入统一战线的范畴中来。2006年7月10日，胡锦涛在第二十次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努力把统一战线建设成为坚持以人为本、具有强大凝聚力的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全体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和拥护祖国统一的爱国者的最广泛的联盟。[9]这就把爱国统一战线从邓小平和江泽民时期的“三者联盟”发展为“四者联盟”。胡锦涛提出的四者联盟凝聚成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推动社会主义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构建更为广泛的爱国统一联盟。
这一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范围和对象在原有12个方面的基础上又增加了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3个方面，进一步扩展为15个方面：各民主党派成员，无党派人士，党外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人士，宗教界人士，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私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原工商业者，起义和投诚的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及眷属，香港同胞，澳门同胞，台湾同胞、去台湾人员留在大陆的亲属，出国和归国留学人员，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10]这无疑体现出新世纪、新阶段的爱国统一战线具有空前的广泛性和巨大的包容性。
新世纪、新阶段在海外统战中，我们要继续坚持我国政府侨务工作的基本方针，要以“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为目标，继续高举爱国主义旗帜，把包括港澳同胞、台湾同胞、海外侨胞在内的海内外中华儿女最大限度地团结起来，鼓励和支持海内外侨胞为实现祖国的统一、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出力，鼓励他们为祖国引进人才、资金和技术牵线搭桥。
2006年，国务院发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指出，要加大吸引留学和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工作力度。
2010年6月6日经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由新华社受权全文播发的《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要实施更加开放的人才政策，大力吸引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来华）创新创业，鼓励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工作、创业或以多种方式为国服务。
由上述统战工作范围和对象的发展演变来看，人才在其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海外人才统战工作重点的演变趋势是华侨和外籍华人——海外中国留学生——海外华裔高层次人才。一方面，人才的范围在逐步扩大；另一方面，对人才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当前我国的海外人才引进政策已走过中低技术人才的引进阶段，正处于重点引进高端创新型人才的转型阶段。由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实用主义的影响，海外人才统战中存在着重理轻文的倾向。因此，人文社会科学高层次人才也应该成为我国未来引进的一个重点。
（二）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的偏重
招商引资与招才引智是我国对外开放与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战略方针。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要搞经济建设，首先面临的问题就是资金短缺。从1978年10月至1979年2月，邓小平先后访问了日本、泰国、新加坡、美国、缅甸和马来西亚等国。各国的经验模式和社会状况给了他两项重要的启发：一是中国要搞经济建设，必须把利用外资作为一项政策来抓；二是海外华侨华人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是可以利用的重要外资。[11]
1979年1月，邓小平在同胡厥文、胡子昂和荣毅仁等工商界人士谈话时就提出了我国在经济建设中要利用华人华侨资金的想法。他说：“现在搞建设，门路要多一点，可以利用外国的资金和技术，华侨、华裔也可以回来办工厂。”[12]
为了吸引外资，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设备和管理方式，邓小平提出创办经济特区，从而逐步扩大对外开放。1979年4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这次会议提出，为了调动爱国侨胞、港澳同胞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更加有效地利用他们的资金、技术和设备，需要在沿海少数有条件的省市划出一定区域单独进行管理，以便吸引华侨华人和港澳商人来投资。[13]于是，中央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设置“出口特区”。1991年1月28日至2月18日，邓小平在上海视察时专门谈到设立特区的原因：“那一年确定4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在外国经商的很多。”[14]实际上，当时考虑设立的4个特区都靠近港澳，海外关系较多，华侨华人资源丰富，具有筹集资金、加快经济发展的许多有利条件。
1984年2月24日，邓小平在视察广东、福建和上海等地回京后的谈话中说得较为直接，他指出：“厦门特区地方划得太小，要把整个厦门岛搞成特区。这样就能吸收大批华侨资金、港台资金，许多外国人也会来投资，而且可以把周围地区带动起来，使整个福建省的经济活跃起来。”[15]由此可见，建立经济特区主要还是出于引进海外华侨华人资金的考虑。
在这一招商引资思想的指导下，“在改革开放前期的1987年，海外华侨华人、港澳同胞到大陆投资设厂占外商投资企业总数的80%，投资额占外商投资总额的70%”。[16]华侨华人资金形成了我们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独特资源与优势。
由邓小平的人才和侨务思想来看，在通常所说的三引进（资金、技术、人才）中，显然他是以引进海外资金为重点，这又是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的。同时，邓小平也注意吸引华裔科学家和海外留学人员回国。他把华人、华裔专家看作“活的宝贝”，认为只要海外华侨华人爱国，愿意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贡献，“凡是愿意回来的，国内容纳得下的，可以请回来。现在我们急需的人才，不请回来怎么行呢？”[17]总的来看，尽管这一时期邓小平也很重视人才统战，但其海外统战工作的重点仍落脚于经济统战和政治统战，即引进华侨华人资金进行经济建设以及推动祖国的统一。
江泽民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关键在人”思想的基础上，以世界的眼光，站在时代的高度，提出了“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科学论断。因此在引资与引智中，他开始转向引智，即引进华侨华人专业人才，服务于科教兴国战略和现代化建设这一中心任务。
对于华侨华人，江泽民从科教兴国和人才战略的角度给予高度的重视。传统侨务中，我们更多地是偏重于华侨华人的硬性资源——资金，而对其软性资源——才智重视得不够。基于其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战略思想，江泽民非常重视华侨华人专业人才的开发工作。“需要指出的是，现在许多部门和地方存在着重资金、轻人才的倾向。这一点我们必须注意到……我希望侨务部门率先改变这种状况，把引进华侨、华人人才的工作，摆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上来。”[18]因此，江泽民开始改变邓小平时期偏重硬性资源的思想，向引智转变。
胡锦涛在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江泽民“人才资源是第一资源”的理论基础上，把人才工作与国家富强紧密联系起来，提出人才强国战略。对于海外华侨华人，胡锦涛则从人才强国战略与和谐社会构建的角度给予高度的重视。要实施人才强国战略，这就必然要求人才工作从国家战略的层面出发，面向和用好国际、国内两个人才市场和两种人才资源。我们既要充分考虑国内人才资源的有效开发与合理保护，又要坚持对外开放和具备全球视野，更好地利用国际人才资源，特别是华侨华人专业人才资源来解决国内人才资源的短缺和制约问题。从侨力助国的角度来看，华侨华人专业人才不仅具有高新技术优势，而且还具有语言和文化等优势，从而构成了我们人才强国的“独特优势”。他们“大有作为”，能更快更好地推进我国现代化的建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三）回国服务与为国服务的形式演变
华侨华人专业人才参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包括“回国服务”和“为国服务”两种形式。回国服务，是指回国定居、工作和创业；为国服务，是指虽然不一定回国定居，但与国内开展积极的合作和交流。
对于华侨华人专业人才，邓小平指出：“接受华裔学者回国是我们发展科学技术的一项具体措施。”[19]
对于出国的留学生，邓小平希望“所有出国学习的人回来。不管他们过去的政治态度怎么样，都可以回来，回来后妥善安排。这个政策不能变。告诉他们，要做出贡献，还是回国好。希望大家通力合作，为加快发展中国科技和教育事业多做实事”。[20]在邓小平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改革开放初期，各级政府都是力争做好各项工作，千方百计地争取华侨华人专业人才回国服务。1986年，国家教委指出，出国留学工作要做到按需派遣，学成及时回国，为祖国建设做贡献。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对前期的“回国政策”进行反思，一些领导人不断强调，“应该以前瞻性眼光来看待那些选择定居于国外的大陆留学生及其他移民，要相信他们即使在国外，仍然会为中国做贡献。他们回中国的时候，应当热情礼待，对他们的工作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那样主要是动员他们回国，而是鼓励他们通过学术访问、做学术讲座、与国内合作研究等方式为祖国服务”。[21]
随着全球化的日益发展，人才流动性的加强，我国的出国留学人员除一部分学成回国外，相当一部分因各种原因“滞留”在国外。有的虽然已经加入外国国籍，但仍然具有较强的爱国热情。
1992年8月23日，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家教委主任的李铁映指出，面对新的形势，要有一系列新的政策。他把留学生工作和出国留学的指导思想归结为3句话：“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22]这一方针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在留学生政策和为国服务的形式上开始变得更为灵活。
1993年11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这一决定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确立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出国留学政策。
1997年，在中共十五大上江泽民提出了“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以适当方式为祖国服务”的号召，进一步发展了“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这一留学工作方针的内涵，将“为国服务”提到与“回国服务”同样的高度，确立了回国服务与为国服务并举的留学工作的指导思想。
2000年，中共十五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的建议》指出，要采取多种措施吸引和聘用海外高层次人才，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以适当方式为祖国服务。
2003年，胡锦涛在出席欧美同学会成立90周年庆祝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充分认识到做好新形势下留学人员工作的重大意义，把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参加建设和以多种形式为国服务作为实施人才强国战略的一项重要任务抓紧抓好。
2006年，国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这一纲要指出，要加大吸引留学和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工作力度，制定和实施吸引优秀留学人才回国工作和为国服务计划。一方面要加大对高层次留学人才回国的资助力度；另一方面也要健全留学人才为国服务的政策措施。
至于如何鼓励海外留学人员在国外为祖国发挥特殊作用？一方面，我们可以鼓励“滞留海外”的留学人员或其他华侨华人专业人才为我国推荐一批尖端科学领域的优秀留学人员，配合有关部门组织这些留学人员回国发展或为国服务；另一方面，我们也可发现和培养一批在某些领域有特殊才能的留学人员，鼓励他们将自己在国外学习、生活和工作中发现的种种能够为国服务的知识和信息反馈到国内，促进国内相关部门和行业的发展。[23]“为国服务”的提出，既体现了我国对待新形势下海外人才引进工作的灵活态度，又符合一些留学人员的现实情形与心态，可谓双赢之举。针对当今世界人才环流的特点，我们更要改变传统的“回国才是爱国”、“滞留便是流失”的观念，鼓励华侨华人专业人才以灵活多样的方式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服务。
（四）单向促动与双向互动的变奏
如果单纯地依靠华侨华人的爱国爱乡热情，一味地利用华侨华人资源，而不给予他们应有的回报与涵养，那么这种资源也终究难以可持续发展，华侨华人对于我国现代化建设推动作用的发挥也就必定有限。
在华侨华人与中国的互动关系上，尽管邓小平也提出了一些“便侨”原则，平反了一些涉侨的冤假错案，着手解决归侨的住房等问题，不过，总的来看，这一时期的海外人才统战中，仍然偏重于单向促发展，即过多倚重侨力助国，在国力为侨或助侨上尚未做出制度性的、力度大的互动。
在争取侨胞为祖国的发展做出更多贡献的同时，江泽民开始重视华侨华人与中国的双向互动。他强调：“侨务部门要继续做好为海外同胞和归侨侨眷服务的各项工作。”[24]由此可见，江泽民并没有将华侨华人资源当作单纯的资本，而是体现出一种初步的双向色彩，即在强调开发资源的同时也要进行一定的保护与涵养，也就是要做到侨力助国和国力为侨的一定互动。只有这样，才有利于侨务资源的可持续发展。基于此，江泽民也特别强调要加强侨务干部的作风建设，“要克服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破除衙门作风，保持清正廉洁，遵守外事纪律，提高机关办事效率和为侨胞服务的水平”。[25]
以人为本、实现互赢的科学人才观，对于我们开发、利用与涵养、保护华侨华人人才资源，同样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当前，我国的海外统战工作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在某些涉侨领域、某些地方、某些干部中存在忽视政治、忽略政策的倾向，讲经济多，讲政治少；抓事务多，抓政策少；搞应酬多，办实事少；忙于炫示政绩的表面文章，疏于落实侨务政策的惠侨善事；有的搞唯经济型侨务，有的搞单一招商引资型侨务。”[26]显然这些做法都背离了以人为本、为侨服务的宗旨。此外，“在海外，一些地区侨胞的生存发展面临较大的困难和压力，希望祖国给予关注帮助；侨胞关于华文教育等方面的需求增大，希望祖国给予支持；侨胞提出一些新的利益诉求，希望得到祖国的回应和解决等”。[27]这些因素无疑释放出一种需要国力助侨的信号。当前中国对海外华侨的领事保护，无疑是国力助侨的突出表现。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是新形势下海外统战和侨务工作的主要着力点。有学者将此概括为“统一论”。[28]笔者认为这就是一种和谐互动论。华侨华人资源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利用资本，而是一种与我国发展关系密切的互动力量。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已经成为新时期中国政府对于华侨华人与中国互动关系的理性期待。[29]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始终要把维护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根本利益作为侨务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努力做到为国家大局服务和为侨服务的统一，从而实现海内外同胞关系的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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