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引发中国对发展方式的反思。一方面，无论从后危机时代全球化演进的态势，还是从中国中长期发展的要求来看，如果出口导向模式不调整，其发展成本将越来越大。[1]
（1）后危机时代的外部市场急速转型与重构。这次国际金融危机的“重灾区”是发达国家。全球市场需求不可能在原有规模和结构上实现简单的恢复。第一，受危机重创的欧美发达国家，金融业泡沫化严重，脱离实体经济基础，积累了大量风险，其发展回归实体经济已成定局。第二，新兴经济体的崛起是这次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特征。一些采取出口导向模式的新兴经济体生产成本低于中国。第三，这次全球经济复苏还将伴随低碳经济时代的到来。
（2）贸易保护主义的盛行。2009年至2010年，轮胎、无缝钢管等连续遭到反倾销调查和反补贴调查。在G20伦敦峰会上，成员国皆承诺不在2010年之前使用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但承诺没有得到完全落实。自2008年以来，世界各国推出或拟推出的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大约78项，其中47项已付诸实施。这些措施包括提高关税、贸易禁令、出口补贴以及各种形式的非关税贸易壁垒等，甚至出现了借环保的名义搞贸易保护的情况。
（3）大国经济单纯依靠外需市场必然失去自主性。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经济的发展长期建立在外需基础之上是不可持续的，它必然会带来重大的系统性风险，使本国经济发展暴露在世界经济波动的冲击之下。
（4）单纯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不断造成产业结构的扭曲。出口形势好掩盖过剩的产能危机。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中国投资主导模式造成国内严重产能过剩，已有210种工业品产量全球第一。中国已经成为汽车生产大国、第二大能源生产国、世界钢产量大国。
（5）中国制造业的“低端制造”饱受诟病。由于创造力较低、整体附加值不高，中国制造业仍处于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中下游，在国际贸易的利益分配中处于严重的不利地位。
同样，以GDP为中心的增长主义发展方式及其制度根源也必须扭转。这是因为：
（1）增长主义无法解决资源环境的矛盾。以政府为主导、以国有经济为主体、以重化工业为载体、以资源环境为代价、以投资出口为驱动、建立在低成本优势上的生产主导的经济增长方式，造成对待环境保护的倾向是“先污染、后治理”。
（2）增长主义无法解决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以追求经济增长为首要目标，激励地方追求增长的中央地方分税的财税体制，地方政府缺乏提供公共产品的积极性和稳定的财力。
（3）增长主义无法解决日益拉大的收入差距。为了促进经济增长，权力和资本很容易结合在一起，压低劳动者工资收入，形成贫富差距高度分化的收入分配格局。
（4）增长主义无法解决公共治理的突出矛盾。由于GDP的增长成为官员考核升迁的最主要考虑指标，助长权力干预经济，一切问题皆为GDP让路，从而不断积累社会矛盾。
“大干快上”隐喻着行政公权力主导并推进的声势浩大的形象工程。要么因规划的急功近利和后续资金的投入乏力而不了了之，沦为轰动于一时却“贻害”长久的“半拉子工程”；要么一味狂飚猛进，无视工程质量，埋下深深的安全隐患。京沪高铁通车四天出现三次故障，开通不到半个月频上媒体。那些被暴风雨吹倒冲垮的道路桥梁，那些完工不久就出现坍塌的建筑工程，皆为“大干快上”催生出来的青涩苦果。法律制度远远比权力的“自觉性”更可靠、更有效力，“大干快上”的终结者是被敬畏的制度而非权力。
另一方面，这次国际金融危机进一步推动以人为本的理念。中国只能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经济转型发展，即：一是产业升级，采取新技术、新工艺，节约资源，重视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走低碳经济、绿色经济道路；二是劳动力素质提高，符合产业升级、自主创新的要求。二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然而，目前中国经济结构急需解决的问题是第三产业的比重过低，尤其是现代服务业不发达，就业问题不好解决，内需也因服务消费小而不易扩大。“单向城乡一体化”只解决进城农民在城市中生活和工作所需要的服务消费，只有“双向城乡一体化”才能扩大城市居民在较高层次上的生活、工作和投资所带来的服务消费，在较高层次上提高人们对服务消费的需求，并相应地增加服务的供给；实现产业升级与劳动力素质在市场基础上的有效交流。城乡一体化的双向流动，对服务消费需求的增加，必然导致服务供给的相应增加。需求创造供给是一般经济规律。供给创造需求，即先由现代服务业提出某些服务项目，然后需求相继被激发出来，进而供给和需求出现相互推动的效应。
发达国家的发展依靠人才资源。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中国发展缺乏人才，而美国发展拥有丰富的人才资源，其中有许多中国人才，他们为建设人类的文明放射出耀眼的光芒。据美国普查局统计，美国华人从事专业技术者约占华人人口的26.5%；全美约12万第一流的科学家中，华裔占四分之一。诺贝尔奖得主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朱棣文、崔琦、李远哲，物理学家吴健雄、数学家陈省身、建筑艺术家贝聿铭、伯克利加州大学校长田长霖、第一位华裔航天员王赣骏、艾滋病研究专家何大一等的建树掷地有声。何大一被美国《新闻周刊》评为“1996年度首要新闻”，成为《时代周刊》封面人物、被选为“1996年度风云人物”[2]、获得“20世纪90年代最杰出的科学成就奖”。[3]1997年，朱棣文利用激光冷却法“捕捉”活跃的原子，对了解放射线与物质间的相互作用贡献巨大，还获得“费萨尔国王国际科学奖”。[4]克林顿总统为获得数学界诺贝尔的“菲尔兹奖”和“克拉福特奖”的丘成桐[5]授予美国科学界最高荣誉“国家科学奖章”。如今，美国有三座城市的市长由华人担任。由华侨华人创办或担任首席执行官的硅谷公司约占总数的三分之一。硅谷地区的华侨华人人口比10年前增长了60%，总数达27万左右。新移民多就职于高科技公司、金融机构、政府部门、计算机网络技术研发、生物制药、新能源开发、视觉传达行业、文化创意行业和名牌大学。他们在传承创新中华文化中对硅谷做出的贡献与成就，不仅极大地改变了美国社会对华人的“刻板”印象，也显著地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形象。[6]他们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事实证明，人才流动与制度优越是创造就业机会的正确途径（见表1）。
表1 发达国家及一些发展中国家按三次产业区分就业人员构成（单位：%）
续表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数据库。①2009年数据；②2004年数据；③2003年数据。
要发展就必须要有人才，人类的发展已经进入争夺人才的时代。华侨华人人才是中华民族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全球化发展的今天，他们是我们最为需要的海外人才。中国只有重视他们，才能使发展实现跨越与转型，才能紧跟世界文明与增进世界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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