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与特征

中国是一个拥有庞大海外移民群体的国家，20世纪以来，海外华人在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变革与社会文化变迁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成为推动中国现代化发展的重要力量。新中国成立后，海外华人也逐渐成为影响中国外交的重要因素，尤其是在海外华人聚集的东南亚地区，海外华人成为中国-东南亚关系互动的关键因素，东南亚华人凭借其在东南亚的独特地位及其与中国的广泛联系，在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关系发展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从历史来看，东南亚华人参与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公共外交基本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侨务即外交阶段，即新中国成立至19世纪6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处理侨务、保护华侨成为新中国对东南亚外交政策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其中组织各种类型的东南亚华侨回国观光团可视为新中国对东南亚公共外交的肇始。中国在东南亚公共外交的特征是华侨华人既是实施公共外交的媒介与渠道，也是公共外交的主要受体。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意识形态的冲突与斗争使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处在极其复杂与艰难的环境中。除缅甸、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承认新中国外，东南亚的菲律宾、泰国等华侨华人众多的国家在美国的操纵下，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反华军事同盟，对中国实施遏制政策。在这样的外交困境下，东南亚海外华侨华人成为中国与海外沟通、向东南亚民众与社会宣传新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主要媒介与渠道。其中最为典型的是20世纪50年代由中国各级侨联与东南亚华社组织的各类东南亚华侨回国观光团、国庆观礼团等活动，不仅成为密切海外华侨华人与中国关系的机制，更是新中国向东南亚开展公共宣传的重要媒介。例如，1952年7—11月，缅甸、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的闽籍华侨回国参观团在东北、华北、华中与华南参观工厂、农场、机关、学校后，目睹新中国在政治、经济与社会治理方面发生的巨大变化，纷纷寄观感文字给华侨报纸发表，或者接见华侨记者畅叙此行印象，将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成就向居住国侨社与当地社会传播，成为新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肇始。印度尼西亚华侨回国观光团团长宋中铨先生在雅加达颇有影响的华文报纸《新报》撰文，颂扬新中国的辉煌成就，称赞“祖国太可爱”。^[12]一位印度尼西亚华侨妇女代表在对《新报》记者畅谈回国观感时说：“……全国各民族、各阶层同胞空前团结，大家都以无比的爱国主义热情，在为保卫祖国、建设祖国而献出能献出的力量。治安秩序也再好没有了，处处盗匪肃清；乞丐、流氓都收容到政府特设的学习所中受改造教育；小偷、扒手绝迹；路不拾遗；社会上呈现了风俗淳朴和高度安宁的气象。”^[13]而观光团的另一位叫汤新娘的印度尼西亚籍土生华人，更对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与社会新气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汤新娘自小接受荷兰文教育，在荷兰莱登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后在印度尼西亚行医，曾一度被选为雅加达市议会议员，并担任印度尼西亚中华民主党委员，是一位在印度尼西亚有较高社会政治地位的华人精英。她没有接受过中文教育，对中国的情况茫然无知，在到中国观光之前对中国的“言论自由”充满猜疑。在观光结束后回到印度尼西亚，她在接受华侨记者的采访时，激动地说：“我带着疑问而去，带着信心归来。我坚信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祖国将继续迅速进步下去，我祈祷毛主席长寿延龄、无灾无病！”^[14]印度尼西亚第二批华侨回国观光团在1952年12月返回印度尼西亚后，曾在华侨团体、学校与工商界中进行广泛的宣传活动。团长司徒赞还特别撰文畅谈对新厦门的印象，称赞厦门“变成了一个和平、治安良好、人与人亲善友爱的城市”，并称“现在的中国，最令人称赞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亲爱真诚的美德，正在日益成长，旧社会留下的虚伪与欺骗的坏习惯，正在不断被克服。”^[15]正是通过这些华侨回国观光，新中国的崭新形象随着华人的宣传而对印度尼西亚公众产生影响。

除了组织东南亚华侨华人回国参观团外，有关部门还协助、鼓励华侨文化艺术团体回国观光创作。例如，由旅居印度尼西亚的华侨美术工作者组成的美工团，于1956年秋回国观光和作画，足迹走遍东北、华东、华南等各地，对祖国的秀丽风景、建设以及人民生活辛勤描绘，收获颇多。画家们于次年春回到印度尼西亚后，由印度尼西亚中国友好协会先后在雅加达与万隆举办“中国旅行写生画展”，向华侨华人社会与印度尼西亚民众展示新中国的面貌。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也亲临画展，并挑选了几幅喜欢的画作。这次画展对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两国的友好往来与文化交流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16]，充分体现了印度尼西亚华侨参与中国公共外交的桥梁与媒介作用。可以说，组织华侨华人回国参观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开展华侨外交、公共外交的主要方式。据不完全统计，1954—1964年，仅广东新会县侨务部门就接待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同胞回国观光团26批、939人。^[17]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建国后第一次回国回乡。通过参观访问、座谈，不仅密切了华侨与祖国的联系，而且也促进了华侨华人对新中国的了解，并通过他们将新中国的形象向海外传播，这对打破西方对新中国的外交封锁、沟通中国与东南亚社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例如，印度尼西亚华侨刘波，1956年回国观光，亲眼看到建国后的新气象。他回到印度尼西亚，立即动员其在印度尼西亚的家族、侨胞回国观光。新加坡华侨张日好，1957年任新加坡妇女回国观光团团长，回到家乡双水豪山乡，受到全体村民热烈欢迎。她很受感动，设宴100席与村民同叙，并投资10万元支援家乡建设。^[18]

第二阶段：1965—1980年，华侨参与中国公共外交的停滞阶段。这一时期的国内外政治环境严重阻碍了中国外交的开展，一方面，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思潮泛滥，对海外关系的污名化与罪化日趋严重，华侨华人及其侨眷在意识形态领域被归入一个“政治错误”的类型，即“黑五类”^[19]，导致侨务外交工作完全瘫痪或者瓦解，华侨华人参与公共外交的各类正式与非正式的机制也被破坏。另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关系剧变，尤其是中印（尼）关系、中缅关系的逐渐恶化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的排华运动使两国华侨华人的生存环境恶化，与中国关系逐渐淡化，以侨为媒介与纽带的公共外交机制也自然陷于停滞状态。

第三阶段：1980年至今，东南亚华侨华人参与中国公共外交的恢复与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关系的恢复、建交与发展，特别是1991年与东南亚大国印度尼西亚外交关系的恢复，以及随后与新加坡的建交，标志着中国与东南亚关系进入全面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中国除了重视对东盟的政治、经济与安全外交外，还逐渐重视挖掘海外华人社会与文化资源，开展公共外交与文化外交，如各种华人青少年中文补习班、中华文化寻根游、文化夏令营和冬令营、孔子学院的建立等机制，对整合华侨华人参与中国的公共外交与文化外交、提升中国软实力都起到促进作用。^[20]尤其是近年来对中国各级政府主办的郑和下西洋的纪念与宣传活动，以及将“文化郑和”整合到中国东南亚关系的实践，都集中体现了新时期中国对东南亚公共外交的战略。

“文化郑和”的雏形是东南亚华人社会的民间信仰——郑和崇拜。值得关注的是，它不仅是一个被东南亚华人社会以及东南亚其他族群认同的中国文化形象，而且还被演绎为中国-东南亚关系发展的一种规范与准则。一方面，郑和作为历史伟人，对中国-东南亚关系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其“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宣德化而柔远人”，“颁中华正朔，宣扬文教”等外交政策，反映了历史上中国对东南亚国家关系强调硬实力与软实力相结合的外交战略。另一方面，郑和在东南亚社会文化语境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尤其是东南亚社会文化中广泛存在的郑和崇拜，反映了海外华侨华人与其他族群对郑和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勇武、慈爱、仁善与和平等价值观的认同与继承，更值得指出的是，郑和崇拜源于东南亚华侨社会，但其影响力已经超越东南亚华人族群与东南亚地域，演变发展成为连接中国与东南亚的文化纽带。这种文化纽带不仅表现在中国华南侨乡民间信仰的“郑和记忆”中^[21]，而且更升华为国家话语中的“文化郑和”，成为连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文化桥梁。与作为东南亚社会民间信仰的郑和崇拜相比，“文化郑和”作为在内涵与形式上超越了民间信仰的层面，在国家力量的推动下，正演绎成为一种展示中国外交政策观念与认同的象征。

从近年中国与东南亚关系发展与郑和话语在中国与东南亚关系中的再次强化与延伸来看，可以说郑和已经从东南亚华人民间信仰的层面延伸到中国国家话语的范畴。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围绕郑和的宣传逐渐提升。1987年，中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远洋航海训练舰被命名为“郑和号”。服役22年以来，该舰先后完成了学员实习、军事训练、出国访问等各项重大任务200余次，总航程达28万多海里。“郑和号”将“文化郑和”所包含的理念传播到所经之地。自8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对郑和的学术研究也进入一个高潮期。^[22]2005年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活动在北京隆重召开，将国家对郑和话语的建构推向了高潮。国务院副总理黄菊在纪念大会上高度评价了郑和下西洋的光辉业绩和重大历史意义，并宣布将每年的7月11日定为“国家航海日”。

中国政府围绕东南亚华人社会郑和信仰而开展的中国-东南亚公共外交实践，引起了东南亚国家与社会的共鸣与呼应，双方都意识到在中国崛起的形势下，必须有一个规范来保障中国-东南亚关系的健康发展，那就是和平、尊敬、合作与互利。尤其是马来西亚，作为郑和下西洋5次到访的国家，郑和船队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留下了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郑和的穆斯林身份，更加强了马来西亚这个伊斯兰教国家对郑和的认同与亲近感。近年来，马来西亚作为中国在东南亚的重要政治与经贸伙伴，从华人社会到马来西亚政府都在积极寻求与中国的合作，郑和自然成为强化双方关系的纽带。1993年8月，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曾率领500人的工商代表团访问中国，在百忙中到与郑和有密切关系的西安大清真寺做礼拜。1994年9月，马来西亚副首相安华访华时特访南京，参观郑和衣冠冢墓园，向这位马中共仰的伟人致敬。面对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威胁论的泛滥，2003年7月底，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第七届世界华商大会上说：“我们离中国很近，但中国从来没有占领过我们，我们并不担心中国变成军事强国把我们吞并，因为这不是中国的传统。”^[23]马哈蒂尔首相的言辞反映出马来西亚政府更看重与珍惜中国发展所带来的历史机遇，这种观念得到马来西亚社会的普遍认同，并从郑和开创的中马友好关系历史中追寻两国关系的未来。马六甲首席部长拿督里莫哈末阿里认为，郑和舰队下西洋到马六甲，可以说对马来西亚及马六甲人民带来深远的影响，包括宗教、文学、贸易及外交关系，并且丰富了马六甲的多元文化。因此，2005年是中马建交三十周年的“中马友好年”，又恰逢郑和下西洋600周年，马六甲举行了一系列庆祝和纪念活动。马来西亚华人社会也将郑和视为华人文化的重要部分，马来西亚中华大会堂总会会长林玉唐在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之际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指出，“郑和船队代表的和平与亲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中心点。马来西亚华人穆斯林也发扬郑和精神来促进中国与马来西亚以及其他伊斯兰国家的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2009年12月27日至31日，应马来西亚著名华人企业家李金友公爵的邀请，来自马来西亚、文莱、泰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阿联酋和中国等7个国家的华人穆斯林企业家和文化人士齐聚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发起成立“郑和国际经济文化发展联合会”，探讨在新的历史时期穆斯林经济文化人士所肩负的使命，以及如何为构建“和谐世界”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马哈蒂尔出席了这次华人穆斯林企业家盛会并致辞。这一系列的活动表明，“文化郑和”不仅被中国所重视，也被东南亚国家与社会所重视，不仅表达出新形势下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积极推动郑和精神的时代意义，同时体现了东南亚国家与社会对中国这种公共外交与文化外交方式的认可与回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