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南侨乡新移民

如前文所言，新移民一般是指改革开放后移居国外的中国大陆公民，但对于传统侨乡，新移民的内涵则有所不同，无论是新移民出现的时间还是呈现的特点都有所区别。

（一）侨乡新移民

与一般意义上的新移民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之后不同，传统侨乡新移民的出现要提前到70年代初，作为福建省重点侨乡的闽南地区就是如此。因为1971年6月在周恩来总理的坚持下，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华侨、侨眷出入境审批工作的规定》，恢复了对归侨和侨眷的出国审批，政策的松动对传统侨乡影响甚大，虽然手续复杂、条件严格，一些归侨侨眷也得以申请出国，拉开了侨乡新移民形成的序幕。

当时侨乡居民要申请出国，必须先提交国外亲属或相关机构提供的信函或证明材料以获取出境许可，一般的情形是由申请者在国外的亲属向所在国相关部门提出申请，如果所在国同意该人的探亲申请，则会发放一份准许申请者前往该国探亲的文件，一般为一份贴有该申请者照片、填有该人基本信息的表格文件，这就是侨乡人俗称的“调字”（即类似国内“调令”之类的东西），将“调字”提交给国内的公安部门，通过审核，公安部门就会向申请者发放赴香港的通行证。有了这个证件，侨乡人便可在香港过境停留，由于香港方面政策较为宽松，拿到通行证者甚至可长期停留，因此，也出现了一些将香港作为移民目的地的人，在此长期滞留并定居下来。因此，70年代初，出境政策开放后，香港就成为侨乡新移民的主要中转站。根据港英政府的年报，1971年获准移居香港的中国大陆人为2 530人，1972年猛增至20 355人。^[1]这是侨乡新移民的第一个小高潮。“文革”结束后，1978年9月1日，国务院又颁布实施了《关于放宽和改进出国归侨侨眷出境审批意见》，意见颁布后，福建省大大加快了审批的速度，广东、浙江也迅速跟上。1979年2月，又进一步简化了出国审批的程序，为归侨侨眷出国出境提供了方便。据港英政府年报，内地赴港人数在1978年又出现新高，达7万人以上。^[2]此为侨乡新移民的第二个小高潮。所以，一般而言，中国大陆大的移民浪潮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但就传统侨乡而言，这一时间点要提前到70年代初期，侨乡新移民在1972和1978年左右就曾出现过小的高潮。

（二）闽南侨乡新移民的分期及特点

自20世纪70年代闽南侨乡掀起新移民的出国潮以来，迄今为止，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后期、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21世纪初至今，各个时期移民的背景、动因、类型、流向等存在差异。

1.20世纪70年代初到80年代中后期

这一时期的移民主要出于经济原因出国，为追求更好的生活而移民，政治原因其次；移民类型以投亲靠友的家庭团聚类型（其中有相当一部分为出国继承家业，闽南话称之为“接业”者，亦可归属此类）为主；主要流向与侨乡有传统移民联系的东南亚地区，闽南地区尤其是晋江、石狮的新移民主要流向菲律宾。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仍处在“文革”时期，社会经济停滞，生活水平低，政治环境压抑，侨乡也是如此；此时与闽南侨乡有传统移民联系的香港、台湾及东南亚各国正赶上西方国家产业转移的有利时机，积极调整产业结构，推进出口导向型工业的发展，经济成长迅速，其中较为突出的几个国家和地区曾被称为亚洲“四小龙”和“四小虎”，除了港台以外，以东南亚国家为主。有关移民动机的研究大都认同：造成移民的原因固然是多样的，但其中最根本的还是经济因素，简单地讲：移出国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造成生存和就业上的压力形成推力，移入国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收入水平形成拉力。侨乡新移民的出现也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在当时国内生活条件普遍较差的情况下，在出国申请还比较困难、机会还比较难得的情况下，出国被认为是一件“好事儿”，甚至是种“奢望”。因此，一旦政策放开，趋之者若鹜，因为出国就意味着更多的机会和新的人生。例如，厦门大学历史系陈衍德教授在90年代末赴菲所做的新移民调查中，在谈及出国动因时，一位受访者就这样表示：“国内收入太低。历经三年困难时期、‘文华大革命’，我想到前途无望，遂有出国打算。”^[3]2009年笔者在菲调研时也曾了解到类似的个案，为了追求更好的生活，甚至有人宁愿放弃手中的“铁饭碗”而出国。例如，旅菲工商联的×先生，出国前在侨乡某县农业局工作，除了不时下乡工作较为艰苦外，平常在机关的工作比较清闲，与那时其他的“单位人”一样，工资并不多，对现状并不太满意的×先生因为当时觉得菲律宾情况不错，于是决定放弃稳定的工作到菲律宾创业。^[4]不过，像×先生这种愿意放弃“铁饭碗”出国的人毕竟较少，出去的人大多数还是农民或城市的闲散人员，总的来说以无正当职业、家庭条件不好的青年人居多。

除了经济上的原因，70年代末之前“文革”尚未结束，社会政治环境压抑，年轻人看不到前途，也是促使一些人出国的动因。在陈衍德教授的调查中，就有这样3个个案：第一位在1967年大学毕业后工作一直很努力，可是，由于家庭出身是资本家而不受重用，失望之余想要报考研究生又未被批准，遂决心出国；第二位家庭成分是资本家，1969年“上山下乡”到了农村，感到在农村没有前途，调动又没希望，只好出国；第三位曾就读于某名牌大学，“文革”时因家庭成分是华侨工商业者受到冲击，毕业后分配的工作又很不理想，于是选择出国。经济的落后和政治环境的压抑使年轻人看不到前途，于是走上出国之路，寻觅更多的机会和新的人生。事实上确实不少人的命运因此而改变。这些人在移民后，在居留国经过30多年左右的打拼，不少人目前是事业有成，已成为华人社会的中坚。菲律宾较有影响的社团菲华各界联合会、旅菲各校友联合会的高层中许多人即为七八十年代赴菲的新移民。

早期的这些移民从类型上看，可归于家庭团聚类型，绝大部分是通过投亲靠友的方式申请出国的，而且以关系较近的直系亲属居多。因为早期的申请者大都有真正的、关系较近的亲属在移民国，有这些亲属帮助申请和办理，所以，那时的“调字”一般都是真实合法的，到了后来，一些没有“过硬的”亲属关系的人也想出国，就只好走旁门左道，“调字”造假也成为侨乡人共知的事实。

从流向看，除了菲律宾外，香港和澳门也是闽南新移民的两个聚集地。正如前文所言，香港是闽南移民出国的中转站，早期申请赴菲的人，因当时中菲尚未建交，一般都需要在港停留一段时间，等待办理赴菲手续，有些人因为觉得香港条件不错，就从此长期滞留下来；还有些人一开始就是冲着香港去的，名为申请赴菲探亲，实则以香港为目的地，因此到了香港后就不走了。据统计，迄今为止，在港的泉州籍人士已达70～80万人。到澳门则是因为一度赴港手续较难办理而澳门政策较为宽松，所以一度赴澳者很多，并因此提升了移出地在侨乡的地位。如晋江的英林镇、东石镇、安海镇，历史上对外移民不及龙湖、金井、深沪等镇，70年代以后有较多的人移居澳门。目前，已有不少人士功成名就，既是商界的成功人士，也是在国内拥有政治资本的知名人士。如宝龙集团的许健康、金龙集团的陈明金、宝盛集团的颜延龄等，都是在80年代初赴澳的。据统计，迄今为止在澳的泉州籍人士已达七八万人。^[5]

2.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

这一时期的移民动机更加复杂和多元，除了经济原因外，也有人为了其他社会原因而移民的。新移民的来源以泉州为主，而泉州各县市中又以晋江市和石狮市为主，尤其是以晋江南部地区即晋江重点侨乡的龙湖、金井、深沪等乡镇为主。移民流向除了极少数人流向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外，大多数还是流往东南亚地区，尤其是菲律宾。

这一时期的移民除了最主要的经济原因外，也不乏其他社会因素造成的移民，最典型的即所谓的“三跑”者——“跑生的”、“跑死的”、“跑路的”。“跑生的”是指为逃避计划生育政策而出国的，一般都是因为希望能多生孩子不被处罚而出去的；“跑死的”是指为逃避在国内违法违规的惩罚的，笔者在菲调研时就曾听人提及，他所知道的某人是因为涉嫌经济问题而赴菲“避祸”的；“跑路的”是指躲避债务及其他纠纷的，闽南语所谓“跑路”即为遇到麻烦一走了之的意思。^[6]这“三跑”者在90年代前半期表现明显。更多的新移民还是在90年代中后期出现，特别是90年代末、21世纪初增长明显。这一拨新移民的到来与中国90年代中后期以来经济的明显增长与对出境管制的放松有密切关系，也与全球化时代具有价格优势的中国商品为国人带来的商机有关，这批新移民中大量是带着资金到国外“淘金”的生意人。

就来源而言，闽南地区的新移民呈现出主要集中在晋江、石狮等市尤其是晋南地区的龙湖、金井、深沪等乡镇的特点。传统移民多以地缘、血缘的移民链条维系，以投亲靠友的方式实现，一条移民链条一旦形成，若无政策性阻碍，往往长久地维持下去，使得移民链更加成熟和通畅，也使得通过这一链条移出的移民相对集中，目的地相对固定。在历史上，闽南地区不同县市的移民目的地便有所区别并相对固定：安溪人主要移往台湾；永春人、南安人主要移往印尼和新、马、泰诸国；惠安人主要移往马来西亚，其次为菲律宾；晋江、石狮人则以移往菲律宾居多，而其中属于晋江重点侨乡的龙湖、金井、深沪等乡镇以赴菲者较多，东石人则以赴马来西亚者较多，安海人则以赴新、马、印尼者较多，赴菲者次之。受传统移民链条的影响，加之东南亚国家政策的制约，新移民流往菲律宾者较多，尤其是与菲律宾有传统移民关系的晋江南部的龙湖、金井、深沪等乡镇赴菲新移民较多。在这些新移民看来，菲律宾政府政策较为宽松，在菲做生意的门槛较低、投入少，菲律宾人喜好消费，购买欲强，总之，在菲做生意比国内更容易，因此新移民愿来此“淘金”。而晋江的新移民主要出自晋南地区，除了历史上有移民往来的渊源外，还有一点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作为重点侨乡的晋南地区吸收了大量的侨资，因此，这一地区民营经济较为发达，老百姓有“闲钱”做生意，目前在菲的闽南新移民大多在马尼拉的华人商场从事小商品的批发生意，这些小老板大都来自晋江和石狮。至于其他县市的人，如南安、惠安、安溪、永春等地，因传统上赴菲移民相对较少，移民链不够通畅，制约了他们的赴菲愿望，至于他们传统移民的那些东南亚国家则因为政策较多制约，因此不具备吸引力。因此，相较于晋江新移民较多的情形，南安、惠安、安溪、永春的情况有所不同，目前看来，70年代以后，自这些县市出去的新移民有，但数量不是太多，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倒是近些年这些县市的商人更注重国内市场的开发，转战国内商场的人不少，目前已在国内的建材业（包括石材、陶瓷、水暖、洁具等）及建筑业打开了一片天地。

而这一阶段出去的人，除了早期有一部分是通过投亲靠友方式移民，90年代中后期以“淘金”为目的的人大部分是拿旅游签证或劳工签证出去的。以菲律宾为例，据估计目前在菲中国新移民约有20万人，绝大多数都不具备合法的身份。主要有以下情形：①持旅游或劳工签证合法进入，然后非法滞留从事零售和批发业者；②非法偷渡者；③通过贿赂菲方官员入境者；④介于合法和非法之间者：这部分人通过购买菲律宾公民的出生证，改名换姓获得菲律宾人的身份，严格而言仍属于违法，实际上也不包括在菲律宾官方统计的合法移民之列，但他们在菲律宾出生的后代却可因此获得菲国国籍。^[7]

3.21世纪初至今

这一时期的新移民不及前一个阶段表现得那么轰轰烈烈，显得较为理性，赴菲经商的新移民潮受亚洲金融危机及市场饱和的影响，渐渐走向平静并逐步回落；移民从类型上讲更加多样，除了拿旅游或劳工签证出去经商的外，还有少量家庭团聚及留学类的移民，但最为引人注目的是投资移民。

闽南地区是福建省经济最为发达的地区，尤其是泉州市，近10年来经济总量一直居福建省首位，主要归功于这一地区民营经济的发达。2000年以后，泉州地区民营企业家的投资移民现象也较为突出。早期以澳门为主，因为2000年左右澳门投资移民门槛较低，有六七十万澳元投资便可移民澳门，当时有不少民营企业家移民澳门；近几年，移民澳门的成本提高，移民澳门的人数有所减少，与此同时，一些更有实力、手头更为宽裕的民营企业家瞄准了西方国家，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新加坡。这些民营企业家移民往往是全家总动员，整家搬过去，甚至是家族行为，而移民的目的首先是为了下一代的教育，觉得国外教育条件好，所以出去的孩子不仅有读中学的，甚至有读小学的，有低龄化的特点；其次是追求国外较好的生活条件，包括良好的福利政策、生活条件、自然环境及宽松的社会环境；再次是拿到国外的身份，来来往往比较方便，如有些国家可以免签证等；还有就是为了生小孩，出去后可以不被计划生育。除了上述类型的移民外，近年来闽南侨乡还有极少数留学移民，这些人一般以泉州市或下属县市城区居民为多，大都毕业于国内较好的高校，通过自身努力，赴西方国家留学读研，毕业后留在当地发展，最终定居下来。在国内其他大中城市，留学移民是新移民的主体，但在闽南侨乡，因为其他类型的移民数量较高，所以留学移民的比例显得有些微不足道。与投资移民一样，留学移民也以流往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如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尤其是美国，是最受欢迎的留学目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