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规模的海外移民——华工移民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与此相联系,侨乡的形成时间大致在清末民初,而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型。它们大多数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其中著名的有广府侨乡、潮汕侨乡、客家侨乡(包括粤东嘉应和闽西永定等地)、海南侨乡和闽南侨乡等五大侨乡。其基本特点如下:海外华侨众多,分布广泛;华侨以第一代移民为主体,与家乡眷属有着千丝万缕的天然联系;华侨与侨乡在经济、文化乃至政治上关系密切,对侨乡发展贡献至巨;侨乡的传统文化,亦对海外侨社及所在地产生广泛的影响。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大约在20世纪上半叶),侨乡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普遍高于非侨乡地区,并呈现出外向型的开放特征。
就潮汕侨乡的形成来看,无论其移民历史之悠久,抑或侨乡特征之显著,均可圈可点。潮人大规模出洋侨居,始自清代乾隆十二年(1746年)。这一年,清廷海禁稍驰,潮人及福建人获准持照到暹罗贩运大米、木材。伴随着“红头船”[1]贸易的兴起,位于澄海的樟林渔港迅速发展为繁华的“粤东通洋总汇”,潮梅乃至闽西南先人多由此乘船“过番”谋生。据记载,从1782年至1868年,乘红头船移民暹罗的潮人即达150万人之多。1867年汕头港轮船开航后,前往国外更加便捷。从汕头开埠到辛亥革命,潮汕移民海外人数大增,约有294万人出洋谋生,其中有大量的猪仔华工。民国时期严禁猪仔贸易,但向海外的自由移民在潮汕地区仍然得以持续进行,他们大多前往泰国。与此相关的是,潮汕地区迅速成为与海外潮人联系密切的著名侨乡。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这里批馆林立、侨汇可观,华侨投资有以潮汕铁路为代表的铁路、公路、水路运输业和以“四永一升平”为代表的房地产业,兴办有不少教育、卫生和社会公益事业,促进了潮汕地区的经济社会繁荣和汕头区域中心城市的形成。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中国移民海外的大门很快关闭。在1978年改革开放之前,只有少量的归侨、侨眷得以移居海外及港澳地区。同全国各地一样,潮汕侨乡与海外华侨华人的联系遭到政治阻隔,海外潮人社会出现长达30年的新移民断层。
改革开放后,海外潮人与潮汕侨乡的联系得到空前加强。主要表现在:人员往来频繁;捐款赠物活跃;投资初具规模;文化、宗教交流密切。但是,由于这一时期潮汕地区移民海外及港澳地区人口数量偏少,海外潮人社会的新移民断层并未得到足量的填充。[2]从某种意义上看,改革开放后海外潮人在故乡的诸多社会、公益活动,显然具有浓烈的“黄昏之恋”色彩。而所有这一切,皆根源于第一代海外潮人的移民断层以及由此导致的第一代海外潮人的人口老龄化。
值得注意的是,大约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以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为分水岭,海外潮人与潮汕侨乡的经济联系呈现出明显的弱化趋势:侨汇剧减,投资萎缩,捐献不多。[3]这无疑加速了侨乡特质的“退化”。
对于潮汕侨乡“蜕变”的趋势,也有学者从移民类型学的视野予以诠释。[4]尽管有学者以海外潮人族群的庞大和民系文化的凝聚力而不以为然,地方党政机关和侨务部门以报喜不报忧的心态迟迟不愿正视,但随着时日的推移、矛盾的演进,侨情变化近年来已逐渐成为不争的共识。
潮汕侨乡是全国重点侨乡之一,是我国传统侨乡的典型代表。在新的历史时期,究竟潮汕侨乡与海外潮人的联系状况如何,优势何在,有何特点?地方侨务工作怎样做到可持续发展,突破口在哪里?以及对于传统侨乡的侨务工作,国家是否应当在政策上作出战略性调整?凡此种种,都有必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摸清侨情变化的规律,方能提出有针对性的工作思路来。
为此,笔者特选择潮汕侨乡的部分村镇、马来西亚砂拉越美里市的潮人社群,进行田野考察和入户访谈。鉴于相关调研数据尚未及整理,以下仅分别对此两项调研工作的部分内容进行概要的介绍。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