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8月，在笔者主持下，韩山师范学院华侨华人研究所动员部分师生对潮州市潮安县磷溪镇溪口村、汕头市澄海区隆都镇陆续进行了历时3个月的社会调查。此调查作为该校教授、博士科研启动项目“潮汕侨乡的海外联系”和国侨办2010年度项目“传统侨乡侨务资源可持续发展研究：以潮汕侨乡为视角”的开题工作，获得了潮州市、汕头市有关侨务部门、党政机关的大力支持，取得了一批宝贵的第一手资料，为深入了解潮汕侨乡现状及探讨侨务工作对策打下了必要的基础。
溪口村距潮州市约8公里，隆都镇距汕头市约11公里，两者在地域上毗邻，社会联系较为密切。相对而言，前者为一般侨乡，后者为重点侨乡。尽管两者存在若干差异，但通过调查我们发现，它们的社会状况与侨情特点极为相似。作为侨乡，它们有着许多共同点。
1.“人多地少”、“经济压迫”的移民动因依然存在，但移民目的地已经发生变化
早在20世纪30年代，著名社会学家陈达在闽南、粤东侨乡和南洋华侨社会进行社会学调查时，即提出侨乡的移民动因是“人多地少”、“经济压迫”。时间过了70余年，这种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以溪口村来说，一方面，医疗条件的改善、人口的自然增长，导致村中人口众多；另一方面，土地的大量征用（包括农科站、高速公路、商业开发用地），导致人均拥有土地面积只有一分半。尽管潮汕地区农民善于精耕细作、素有“绣花农业”之美誉，所生产的经济作物如杨桃、番石榴、香蕉等依然卖不出好价钱，农业收入微薄，导致入不敷出。在东南亚移民渠道不通的情况下，这里许多有志发展的农民青壮年劳动力只好由国际移民转为国内流动。[5]大量的劳动力则在周边区域城市（如汕头、潮州）打短工和零工（通常月入千余）、做小本生意以贴补家用。
2.海外经济联系出现新的变化
由于移民世代久远、第一代移民越来越少，这里作为赡家费的侨汇收入已告基本断绝，80年代银行“批脚”天天满村转的风光已经不再；取而代之的是“旅游贸易”经济形态的兴起。“旅游贸易”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时许多精于商道的村民利用东南亚等地国家开放旅游签证的机会，持因私护照以旅游者的身份挟带小手工艺饰品、中草药等赴国外探亲，以此解决往返旅费开销之负担，并趁机博取利润。极盛之时（1990—1997年），汕头机场及前往深圳、香港搭机的大巴人流，无不人头攒动，就像“赶鸭子”一样。他们初时往往在海外亲友家中借宿，而后合住旅馆招徕客户专做生意；后来则采用摆地摊、走街串巷沿门兜售的方式。由于所在国当地的严厉取缔和我国有关部门的查禁，加上人民币升值后利润的摊薄，从事此种方式经商者近年来趋于减少，贸易额却基本维持甚至有所增长。[6]经十余年的发展，“旅游贸易”已经实现产业链的提升，由行商转变为坐商，由零售转变为批发。大量的小商品货源，均来自大型商品集散中心，如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以及广州、深圳、潮州等地的专业批发市场。与“旅游贸易”相关的是国际物流快递业的兴盛。
3.海外华人与祖籍地来往不多，乡属亲缘文化已成为侨乡凝聚海外华人的重要纽带
通过调查发现，目前前来侨乡的海外潮人，通常不是为了敬祖寻根，就是热心宗教活动。有到侨乡探亲扫墓者，必然会到宗祠祭拜先祖，并向老人组献上茶水费；遇上修建宗祠，也会慷慨解囊，尽管所占资金比例甚微。他们对村中的庙宇也显得格外热心，出资兴建妈祖庙者比比皆是；隆都镇沿江各村的妈祖庙，处处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许多侨资捐建的学校，已多年来无“华侨”问津，现任校长及教师对捐建芳名榜上的“华侨”姓名及悬挂在高墙上的“华侨”玉照，都茫然不知。至于实业投资，更属凤毛麟角，难得一见。[7]
4.侨乡文化亟待保护，如何善加利用值得深入研究
在隆都镇遍布着大量侨宅。这些侨宅遗产一般均建成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系中西合璧式，具有较高的建筑艺术和欣赏价值，但或已废弃不用，或已年久失修，基本处于待保护、待利用状态。目前已开发为旅游项目的是号称“岭南第一侨宅”的隆都镇前美村陈慈黉故居，目前已对外开放的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大量的屋舍尚未修缮。侨乡各地的民俗活动如游神赛会，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和人文内涵，深受当地人民喜爱，广受世人瞩目，但多年来一直受到政府的限制，处于自发状态，对“华侨”吸引力不足，影响力不大。尤值一提的是德教。德教是20世纪30年代发源于汕头潮阳的民间宗教，后来传到东南亚各国，在东南亚侨社中具有一定影响。据有关资料分析，目前德教已在国内恢复活动多年，但由于政府禁止，仍处于地下状态。在侨乡和谐社会构建和文化、旅游建设中，如何在保护侨乡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善于利用侨乡文化遗产，无疑具有现实的意义，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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