坤甸华人“烧洋船”仪式的社会功能分析

象征人类学的代表人物格尔兹认为：通过仪式，生存的世界和想象的世界借助于一组象征形式而融合，变为同一个世界，而它们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仪式。^[10]对仪式研究最有影响力的英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则直接把仪式行为等同于社会对秩序建构的手段之一。^[11]从印尼坤甸华人的“烧洋船”仪式活动来看，其具有社会的多种功能。

功能是一种需要，特别是对于人类社会的文化，它作为人类所需要的催生物，其主要的功能就是满足人类的基本需要与衍生的需求。^[12]仪式作为一种文化，它本身是各种功能的集合体。无论是具体的、有形的、时空的、在场的、可见的自然形貌，还是抽象的、无形的、超时空的、人际化的、不可见的社会形态，都会表现于仪式的场景之中。坤甸华人在七月十五这一天每年一度举行的“烧洋船”仪式，不仅发挥着历史的记忆、族群（文化）认同的建构，也具有精神慰藉和增加交流互动的多重功能。

（一）历史记忆的厚重载体

里高夫（Le Goff）认为，记忆是任何一种个人认同或集体认同所必然具备的基本要素。^[13]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的记忆方式。一些部落社会没有任何文字记载，只有以歌谣和传说形式流传下来的口述集体记忆。另一些社会则将它们的记忆用文字记录下来，以使当时的人们及后人借鉴参照。关于记忆，它关涉的不仅是历史问题，而且还包括极强的现实问题。因为它们不仅在暗示人们对历史的看法，而且也影响人们当下的行为方式和处事态度。

在坤甸华人举行的“烧洋船”仪式中，为何会有诸如谒祖、拜义冢、恤孤等一系列的活动连续进行？为何人们在焚香敬拜神明时是那么的虔诚？其实，这是对自己来自何方、自己的祖辈经历哪些磨难、对自己的祖辈们敬仰和追思的自然而然的真情流露。例如，在“烧洋船”的过程中，洋船是华人先辈从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的工具，展示这种船舶是要向后辈们述说，先辈们来到这里经历了千辛万苦，而将这洋船“烧”掉实际上是向华人后辈们诉说，他们的根在遥远的地方，从哪里来最终还是要回到哪里去。在作者的访谈中，曾经问及要将洋船烧毁的原因，许多华人告诉我们，这是为了将那些无法回到故土的“孤魂”，用这种形式将其送回他们原先来的地方。

记忆可以因为哲学的思考而被唤醒和激活，但是它本身不能形成上升到哲学的认识。因而，正确认识经验之形成和集体记忆之重塑的方式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怀旧情绪被认为是对现实处境不满的反映。这种不满使得个人有理由将过去和过去的事理想化。对理想化的过去的向往，可以使一个人在记忆中摆脱其对现实处境的不满而得到安慰。正因为华人存在对先辈的种种历史记忆，“烧洋船”的一系列祭祀仪式一次次唤起当地华人高度的情感共鸣。华人正是在参与这一仪式的一系列活动过程中，对先辈的历史记忆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由此固化为人们意识中对于过去“历史”的坚定文化认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烧洋船”仪式的一系列活动承载着厚重的历史文化记忆，是保存华人历史记忆的厚重载体。

（二）族群文化认同的建构

人类学关于社会记忆和认同的论述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某一群体的人们，特别是一个人、一个家族、一个宗族或一个社区中的人们有着重要意义，他们正试图重新揭示其族群之源和文化认同。

与印尼其他地方一样，坤甸华人的文化在苏哈托时期受到空前的摧残和压制，虽然当地华人的一些福利性社团（如专门从事丧葬事务的社团或宗亲社团）得到了保存和允许开展一些活动外，其他社团都被取缔或不允许活动，至于华文、华语更是被当时的政府所禁止。因此，在经历了30多年的禁锢后，当地的华人社会不仅兴办各类华文补习学校，以便使华人后代恢复已逐渐忘却或淡忘的华文或华语外，而且在各种华人的聚会或宗教活动中都特意使用华文、华语，尽可能地重新构建族群文化认同。

在“烧洋船”仪式的一系列活动中，主办人刻意用种种文化符号激起华人族群文化认同意识。例如，参加仪式的华人大都穿着“中国红”元素的衣服，洋船也涂成红色，尽显与当地民众不同的穿着习俗；在修复的义冢和建立的纪念碑上大书特书华文，洋船上的“广顺兴”号的斗大汉字历历在目；在祭祀神灵时，通过祭拜、叩首、念祭文等，使在场的华人们潜意识地认识到他们有着悠久的传统文化和习俗。祭文中所提到的“我华先侨，德厚留芳，来居斯土”是向众人表明，我们的先人是从遥远的中国移居到这里。而先人“斩棘开疆，栉风沐雨，辛苦备尝，冒险犯难，不避艰强”的精神激励华人“各尽其能，为工为商，建设斯邑，各展所长，不辞劳疾，努力是将，孜孜从事，无闻无湸”，使华人先人及其后辈做到“促进社会，繁荣地方，降及今日，成果辉煌”，从而表明了华人族群所具有的优秀文化和美德，这些对华人族群文化认同的构建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人类学家莫尼卡·威尔逊所指出的，“仪式能够在最深层揭示价值所在……人们在仪式中所表达出来的，是他们最为感受的东西，而正因为表达是囿于传统和形式的，所以仪式所揭示的实际上是一个群体的价值”。^[14]

（三）精神慰藉的有力工具

中国学者钟敬文认为，“民俗信仰的所有活动，都是从民众的现实需要出发，具有相应的功利目的……民俗信仰的实质是求吉、禳灾”。^[15]

从坤甸华人“烧洋船”仪式所举行的一系列活动来看，可以觉察到它与华人传统的节日（即“七月半”）密切相关，而这个节日正是华人的传统重要节日。一般认为，在七月这个月，地狱门大开，一些无主的魂灵乃游阳界，需求食物。由于这些孤魂野鬼四处游荡，不免会作祟人间，因而必须举行盛大的“普渡”仪式，供奉大量食品或演戏以娱诸神诸鬼。当地华人在这个日子所举行的祭祀活动，一方面体现了他们对那些孤魂野鬼的安抚，另一方面则表现出对先辈义士或烈士的追思。此外，无论是谒祖、拜义冢，还是“烧洋船”的活动，华人们都要对土地神加以祭拜。这种土地神既有华人自己的土地公（或称为后土），也有当地的土地公“拿督公”。人们试图通过对这些土地神的敬畏和祭拜，祈求对社境风调雨顺、生意兴隆的期盼。

我们从“烧洋船”仪式祭文中“仗赖神功，保佑幽冥，福荫全神，凡属我众，以安以康，工商农学，广进财源”的念叨，洋船风帆上“一帆风顺”和“顺风得利”的种种词语，以及参与祭拜的人们的叩首、再叩首，上香、再上香等虔诚举动或行为中觉察到，当地华人如此虔诚祭拜祖宗和神明，主要是为了获得祖先和神灵对他们渴望生活顺心、亲人平安、生意兴隆和远离苦难、灾祸等朴素要素的最大满足。

无疑，在“烧洋船”仪式中对各种神明的祭祀行为，在很大程度上供给参与仪式者必要的精神慰藉。因此，“烧洋船”仪式成为当地华人获得精神慰藉的现实工具。

（四）交流互动的平台

在人类历史上，仪式及其过程其实是一种社会活动或会众活动，它不仅能够活跃社会气氛，同时具有文化交往功能，它既可以使同一种文化的人在此场景下加强其认同，也可以使不同文化、不同人群在文化活动中得以交流、沟通和互动，从而达到相互了解、理解和谅解。在“烧洋船”仪式过程中，交流互动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华人之间的交流，二是华人与当地友族之间的交流与互动。

在第一个层面，华人之间的交流互动在仪式上显得至关重要。一般来说，虽然同属一个华人圈，但是由于生活的压力和生意的繁忙，华人之间在平常很难集合在一起，而举行这种仪式不外使华人获得难得的交流机会。对华人社团而言，这种仪式的进行不仅可以使各社团领袖之间相互增加了解，也可能会化解平常所产生的一些矛盾，而社团会员之间也可以通过参加这些活动，加强各自的相互联系，从而获得更好的合作机会。一位黄氏宗亲会的领袖这样说：

我们每年都会来参加“烧洋船”的活动，这个活动主要是由西加孔教总会组织。我们社团来参加的目的，是要保存自己的文化。在苏哈托时期，这种活动也是被允许的，因为它不是什么政治活动，而是华人的风俗。不过，那时的规模较小，不会这样大张旗鼓。我们的宗亲会是这个活动的主要支持者，当然，我们通过这种活动可以集聚在一起，这无论是对生意，还是消除一些不必要的矛盾都是有用的。^[16]

在第二个层面，是华人与当地友族的交流与互动，这特别在恤孤和“烧洋船”活动中表现得淋漓尽致。恤孤，其字面上的含义为“救济孤儿（老）”或“抚孤魂”。按一般的思维，在坟场或义山进行此类的活动应该有“抚孤魂”的含义。可是，在“烧洋船”仪式中所举行的恤孤活动，却是一个救济贫穷、表示爱心、是华人与当地友族交流的场景。一般来说，与华人相比，当地友族的贫困现象还十分普遍。华人虽然不是很富裕，但经常捐献各种物品给当地友族的困难家庭，据说恤孤活动中的所有物品都是由华人或社团捐献的。在恤孤活动中，当地的其他民族（如马来由人、达雅人和马都拉人）大约有几百人与华人一起参与抢恤孤的活动。为了维持抢恤孤的正常进行，当地政府还派出大批警察帮助维持秩序。在“烧洋船”的活动中，当地政府的一些政府官员如坤甸警署署长、警长、拉雅县的县长也应邀前来。在洋船烧毁之前，他们与西加孔教总会及其他华人社团的领袖一起饶有兴趣地登上洋船参观、留影。前来参观此活动的古务拉雅县县长Muda Mahandrawan向记者说，烧洋船已经成为该县固定的文化和旅游节，并表示非常支持此活动能继续传承，并且越办越好，吸引更多的游客到现场参观。^[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