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构性社区与构成性社区

结合“传播性构成”概念作进一步分析，我们认为，传播构成社区的机制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建构社区，主要指人们通过传播行为创造社区意象、共同意识的过程；第二个方面则是构成社区，即经由传播行为创建社区规则、联结各种社区要素的过程。建构性社区体现了人们对于社区的想象和意识，主要是作为主观性内容而存在；构成性社区则强调主客观的结合，在社区的物质空间、关系网络和规则系统之间建立关系，以体现社区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一）建构性社区

安德森（B．Anderson）把民族看做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这是典型的建构性社区观念。也就是说，民族的观念并非从来就有，民族也不是一个客观存在的实体，而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被建构出来的:“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安德森，2003:5）。但是，建构、想象并不意味着捏造与虚假，因为，虚假即暗示了真实的存在可能。为此，安德森明确地指出，“事实上，所有比成员之间有着面对面接触的原始村落更大（或许连这种村落也包括在内）的一切共同体都是想象的。区别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假/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安德森，2003:6）。不过，对于安德森来说，非直接接触的共同体毫无疑问是想象的，而直接接触的共同体（如原始村落）是否想象，并不确定，也没有展开讨论。在我们看来，即使是村落或其他可以直接接触的小群体，也不能缺少想象。也就是说，所有的社区都具有建构性。

非直接接触的社区需要想象，这比较容易理解。正如安德森所说，爪哇的村落居民总是知晓从未谋面的关系，比如无限延伸的亲族网络。但是，相对于晚近出现的、更为抽象的共同体形式（如阶级、民族等），村落共同体的想象是一种特殊主义的。另外，范围更大、更为抽象的共同体更多地依赖传播媒介。在安德森看来，民族共同体出现之前的宗教共同体和王朝，主要依赖的媒介是语言:“所有伟大而具有古典传统的共同体，都借助某种和超越尘世的权力秩序相联结的神圣语言为中介，把自己设想为位居宇宙的中心”（安德森，2003:14）。而18世纪兴起的民族想象共同体则主要依赖于当时两种重要的传播媒介——小说和报纸。报纸作为想象的媒介，主要根源在于它所提供的两种关联形式:一是时历上的一致:“报纸上方的日期，也就是它唯一最重要的表记，提供了一种最根本的联结——即同质的，空洞的时间随着时钟滴答作响地稳定前进”（安德森，2003:33）。第二个关联是报纸与市场之间的关系:“报纸的读者们在看到和他自己那份一模一样的报纸也同样在地铁、理发厅，或者邻居处被消费时，更是持续地确信那个想象的世界就植根于日常生活中，清晰可见”（安德森，2003:35）。

关于媒介在形成社区中作用的表述，“首属媒介社区”的概念也充满了想象力。塔洛（J．Turow）借用社会学中的“首属群体”概念，以“首属媒介群体”来形容由媒介构建的社区。“当观众或者读者感觉到一本杂志、一个电视频道、一份报纸、一家广播电台或者其他媒介抵达的是和他们同样类型的受众，感觉到这些媒介能够与他们的个人信念产生共鸣，并且帮助他们在一个更大的世界里确定坐标的时候，这些首属媒介社区就形成了”（塔洛，2003:4）。所谓首属群体，是指“由直接的、密切的和个人的方式发生相互作用的少数人组成”的群体（罗伯逊，1994:209）。它与次属群体的主要差别就在于，首属群体成员之间往往有着深厚的感情，而次属群体则较少情感联系。由此可见，塔洛在媒介社区之间冠以“首属”一词，申言了这一社区的情感联系和重要价值。

毋庸质疑，传媒为建构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手段与空间。那么，无需大众媒介的村落或小群体是否就没有想象呢？其实不然，在人际交往中语言的使用本身就意味着一定程度的虚拟和想象。人们通过传播互动建立关系，并且将各种关系抽象、汇总成一个统一体，这也是想象的、建构性的。社区中的关系通常比较稳定，其基础就在于想象的统一体的存在。人们按照统一体的要求交往互动、团结协作，进而产生归属感与认同感。而且，除非是转瞬即逝的群体，否则任何社区都有或长或短的历史，由记忆建构的社区观念将进一步强化这个想象的社区。事实上，我们无法设想，如果没有对于社区的建构，没有关于共同体的想象，人们如何能够宣称自己是某一个社区的居民？

当然，在我们讨论传播建构社区的同时，仍需不断地提醒自己应当仔细甄别，建构的社区是建立在一致性还是共识基础之上。一致性基础上的共同体是将个体融入社会，个体内化了主流核心价值并被社会整合。在这样的共同体中，人们虽然能够获得确定性和安全感，但同时不得不付出自由的代价（鲍曼，2003）。而建立在共识基础上的社区，则是以尊重差异、包容异议为特征，因为只有在交往和互动的基础上，人们以差异为资源才能获得发展，并通过协商、妥协达成共识——多样性和差异应被视为现代文化健康与活力的来源，而不是问题或矛盾的根源。也正是以这种多元主义主张为基础，沃斯（L．Wirth）撰写了反映芝加哥学派社会学核心观点的文章《共识与大众传播》。在他看来，共识“并非意味着在价值上达成一致，而纯粹是一个传播过程”（罗森布勒，2011:118）；而传播也并不是源自“统一”或制造了“统一”，恰恰相反，“传播的价值在于其生产出意蕴丰富的差异性经验，在差异中改变了个体，并使生活本身成为差异的产品”。由此，沃斯就把共识“由一种条件转换为一个过程，将文化视为一种传播行为，并最终将社会差异由问题变成了资源”（罗森布勒，2011:122）。以这样的观念来理解传播建构社区，将意味着尽可能地避免一致性带来的危险，而努力去追求共识的民主价值。

（二）构成性社区

从上文安德森、塔洛和沃斯的分析中我们看到，报纸、杂志、电视等大众媒介对于想象共同体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的确，传播媒介是建构社区的关键因素，他们为社区成员提供了共同的意义和意象。其实，即使是在直接互动的情境中，语言也同样起到媒介的作用。在此，语言的作用也像安德森所解释的那样，是共同通晓的某一种语言将人们联结在一起。在跨地域的社区中，共同使用的书面语言，如阿拉伯文、中文和拉丁文等，可以把持有不同方言的人纳入一个纯粹的、共同的符号世界。而在小规模的社区中，共享的口语也能铭刻关系、记录历史，成为社区的媒介。或者用泰勒和范·埃夫里的概念来说，这些语言与媒介所传播的文本，提供了社区认同的表层。

不过，当我们如此理解社区的时候，又有可能面临新的危险，它有可能将社区意象客观化、客体化，从而走向建构主义的反面。语言和大众传媒作为外在于个人的事物，往往被视为独立于个人、并制约着个人的行为。这种观念对于关注个人主动性与实践性的人来说，又是难以接受的。其实，在泰勒和范·埃夫里的框架中，文本并非独立产生作用；相反，组织是在互动与文本的交界处浮现出来的，互动即体现了特殊情境中的具体传播行为。社区的形成也同样如此:一方面，通过社区内的人际互动，产生了一个具体情境，这是社区的现实世界；另一方面，一个话语实体在对话中诞生，即阐释的世界。在现实世界中，人们面对面地、集体地解决实际问题，即在这一“场所”共同生活；而社区的文本则将其过去与未来链接，充当社区的表层。这就是构成性社区的观念。

构成性社区与建构性社区的主要区别在于，后者往往是主观的、个体的，而构成性社区观念则强调主客观的结合，并力图从个体导向整体。建构主义社区观打破了一些传统上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和假设，不再视社区为理所当然的存在，是对结构功能主义的社区观念的突破。但是，主观建构大多属于个体行为，在直接互动的情境下，一个人想象的社区是否与社区其他成员的想象相一致？人们是否能够拥有共同的关于社区的想象？组织传播学者曾担心，强调“传播”观点又可能使“组织”成为一个问题:共享意义为何以及如何存在？交流、互动总是本土化的（localized）行为，通过本土化的互动，人们如何实现全局化（globalized）——形成组织（Cooren，2000）？对于我们所讨论的建构性社区来说，这个问题同样存在:如何避免建构主义在强调个人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同时，又使集体主义成为一个剩余范畴？

蒙特利尔学派的组织传播学者借鉴法国学者拉图尔（B．Latour）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简称ANT），尝试解决组织建构中主观与客观、本土与全局、微观与宏观之间的矛盾，给我们以启示。拉图尔（Latour，1986:1991）反对把社会看做一个实体，认为社会并非是分析社会问题的起点，而应当是社会科学研究的终点，即社会学应当解释社会本身。他提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认为社会实际上是许多异质性事物的联结，是由行动者构成的网络。拉图尔使用行动者概念除了强调其能动性以外，还将其泛化，把技术、生物等非人类的物体都看做行动者（actant）。这些物体之所以能够称为行动者是因为它们具有“转义”的功能，也就是说它们并非是纯粹客观的中介者，而是参与改变、转译、扭曲和修改它们本应表达的意义或元素。比如，拿枪的人，这是一个新的联合；在联合的过程中，人和枪的本义都发生了转换；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也不能简单地定义枪是好技术还是坏技术，人与枪可以形成多种组合，产生多种可能性。在此，行动者概念包含了传统观念中的主体与客体，是对这一二分法的超越。而且，这种联合又不仅仅是当时当下的行为，由于枪的生产凝聚了无数个人、组织和制度，所以人枪联合同时又是超越地方与局部的宏观行为（Latour，1994）。于是，拉图尔超越了宏观与微观的二分法，这就是所谓的溢出性:即使面对面的互动也总是包含了远距离、非现时的因素。

受到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影响，库伦等学者认为组织的核心本质在于相对稳定。这不是回到实体论，他们仍然拒绝把组织看做静止的事物、固定的结构或者无所不在的机构。“组织具有超越地方、情境化互动的持续性力量，但是其持续性不在于固定的形式”（Cooren　＆Rairhurst，2009）。组织的持续与稳定主要基于两个特征:第一是脱域（dislocality）——远距离产生效果的能力；第二是居间（mediacy）——从过去产生效果的能力，亦即跨越时间，这主要体现在语言的作用上。与拉图尔不同的是，作为传播学者，库伦等人特别关注传播的作用，在组织中，文本就是拉图尔所说的行动者，与人形成联合，从而在本土的互动中产生超越当时当下的效果。正是由于文本的这种特性使其具有了跟组织类似的性质:超越地方、持久稳定，使得文本不仅仅是一种组织传播现象，而且还参与了组织的日常生产与再生产。

对于社区构成而言，文本作为稳定与持续的机制毫无疑问也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我们希望回到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将社区构成看做网络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仅文本作为行动者参与构成社区，而且传播互动行为还将社区成员与社区空间、物质等其他非人类行动者联结起来，形成既有流动性又相对稳定的网络，即本书所谓的传播的社区。因此，传播构成社区的观念，体现的是我们扩展传播的维度、打破主客观及宏微观界限的努力。这从理论上来说是一种挑战，但它带来的全新视野和研究深度却是令人兴奋且趣味盎然的。随后各章将结合具体个案，在丰富多彩的经验材料中细致而深入地阐述这一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