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服务模式的转变

（一）医疗技术的发展促进诊疗水平的提高

在临床医学方面，19世纪诊断学有了很大的进步，叩诊法在临床上推广应用；雷奈克发明听诊器；许多临床诊断辅助手段，如血压测量、体温测量、体腔镜检查都是在19世纪开始应用的。19世纪中叶以后，解剖学的发展和麻醉法、防腐法和无菌法的应用，对外科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从此外科学开始迅速发展。19世纪末，体腔外科普遍发达，这样许多临床专业(如妇科、泌尿科、眼科等)中除进行内科处置外，外科方法也获得重要地位。药物学方面，19世纪初期，一些植物药的有效成分先后被提取出来。到19世纪末合成阿司匹林，其后各种药物的合成精制不断得到发展。

（二）医院的发展促成了医疗方式的转变

近代意义上的“医院”是一个完备的医疗场所，它包括候诊室、门诊室、住院部、隔离病房、手术室、药房等基本的医用建筑，还配备一定的医护人员和医疗仪器。医疗仪器成为疾病定义的权威，医生的注意力集中在病症、数据、图像和检测报告上，开始使用专门化的医学术语。传统病人的角色逐渐消失，一个全新的、被动的“病患”（patient）诞生了，他（她）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与忍耐。西方人率先运用科学的力量冲破了传统的医疗理念，步入近代医学的殿堂。

西方近代医学是一个全新的医疗体系。著名西医传教士巴慕德（Haroll. Balme）认为，现代医学有两项革命性的突破。一项是对“准确真实性”的寻求，即由于生物化学等学科的出现，人体已被展示为一个清晰的图像，通过这类图像医生可以解释病人机体的变化，通过显微镜的观察，就可尽量避免错误地判断，使医疗高度接近于真实。第二项突破是“托管制”的出现。托管的理念起源于对个人的尊重和基督教义的博爱精神，也构成医生、护士对待病人的基本原则。这种理念的基本表述是：与病人相关联的每一件事如健康、生命等都会依赖一种宗教的信任委托给医生，而医生则会把医疗行动作为对上帝及其追随者的回答。这一中心思想已贯穿近代医疗与护理系统之中，包括近代医院、诊所、红十字会、救济院与收容所。这两项革命的现实要求是，病人必须暂时脱离无法提供技术支持的家庭或社区的控制，到一个对病人和家庭来说极为陌生的“公共空间”（医院或研究室）中进行专门化的检视。而“委托制度”则要求对病人实施专门化的隔离，其程序的控制与护理由医院或诊所等单位来负责完成。无疑，这一新型的医患关系彰显了医患之间必须相互遵守的“责任、权利与信仰”的原则和内涵。

对于中国人来说，把亲人托付给陌生人照顾这种方式是不可想象的。以家庭为空间的诊疗程序和护理手段成为世代沿袭的铁律。西医的传入，无疑对传统中国医学提出了挑战。西医不仅在临床的外科、眼科和妇科等方面具有中医不可及的优势，而且一整套规范的医护体系和富有人文关怀的医患关系也使中医体系受到挑战。在早期教会医院，对病人处处体现基督教倡导的“博爱”精神，是奉献和仁爱塑造了一种新型的医患关系。通常，传教士医生特别注重医院留给病人的第一印象，不论是门卫还是挂号人员都会给病人客人般的接待。有的医院还配有专门的教士，倾听每一个病人的心事和疾苦诉说。这样，病人的陌生感和畏惧情绪就会慢慢消除。可以看到，在新型的医患关系中，医生对病人的服务态度处处体现了以人为本的近代理念，这也构成现代医院的特色所在。许多史料显示，西方医院移植到中国社会，使得中国人的医疗观念确实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尽管这一过程充满了疑虑和矛盾。

西方医院制度的规模化、集约化和专业化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其规模效应表现为医生可在有限的时间里诊断更多的病人，使工作效率提高。医院制度也使医生的专业化水平大为提升。中国传统医学里，诊断、医疗、配药几乎都是由医生负责，一医多能。西方医院则有合理的专业化倾向，除了传统的内外科之分，还出现了更多的如产科、神经科等非常细化的专业分工。医院制度的确立还有助于提高医疗器械的利用率，也为医疗的进步营造了良性的氛围，新的发现和发明会不断地应用于临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