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上半年，曾经为人不齿的“狗仔队”开始在中国内地主流传媒登台亮相、自我表演，并赢得了不少正面评价，因而被称为“狗仔之春”。“狗仔之春”是一个“狗仔”在接受国内一份颇有影响的期刊采访时的自我表述[47]，因而也可视作中国狗仔的宣言。
有诸多因素促使中国“狗仔”获得春天般的感觉，他们自己所属的群体——新闻圈——的部分认同应当是一个重要内容，而新闻圈的认同又通过大众传媒的作用在大众当中形成更大范围的认同，这不仅对于“狗仔”本身意义重大，对于整个新闻圈以及广大公众也非同寻常，引起学界的普遍关注。
其实，“狗仔队”并非新事物。2003年7月诞生的娱乐刊物《BIGSTAR》被视作为中国内地第一批“狗仔”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空间，而作为“狗仔”前身的八卦新闻记者则更早出现，有人将中国大陆的“八卦元年”追溯至1997年[48]。这一年，“小燕子”赵薇成为八卦记者追逐的明星；同一年，英国戴安娜王妃遭遇车祸身亡，紧随其后的就是西方的“狗仔”——帕帕拉兹[49]。不过，如果说2006年是“狗仔队”的春天，毫无疑问，1997年则是“狗仔队”的寒冬。当时主流媒介对追逐戴安娜王妃的西方“狗仔队”进行了猛烈抨击，斥之为“西方媒体极度自由的怪胎”[50]。与此相对照的是，9年以后的2006年春天，当香港影星黎明被“狗仔队”偷拍、香港艺人群起而攻之之际，内地却有媒体评论“狗仔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中坚力量”[51]，“狗仔无需被审判”[52]，同时，内地一些“狗仔”也纷纷在传媒亮明身份、抛出内幕。
中国新闻业有关“狗仔队”话语的变迁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狗仔队”是否真有春天？“狗仔队”的春天让新闻圈和大众感到了温暖吗？或者，用更学理化的方式表述:在中国新闻业的版图上，“狗仔队”所居何方？如果说过去的“狗仔队”是新闻业边缘的异类，那么，他们现在是否占据了更为有利的地位？这样的问题也许很难做出客观的、实证的回答，因为与其说“春天”是一个可以通过量化标准来衡量的客观存在，不如说是主观感受；与其说“春天”的表白是一种描述，不如说是话语策略，它表达了部分新闻从业者（不仅仅包括自称的“狗仔”）重新确立自己专业身份（在专业版图中的位置）的要求。而且，这种局部的言说必定具有整体的效果，它将或多或少地对整个新闻业的专业意识（专业版图）产生影响。
基于这样的认识，本节将对内地一些媒介有关狗仔队的报道和评论进行话语分析，找寻这些媒介专业意识生产的轨迹，并试图对其作用与影响进行评价。为集中起见，本书将主要分析2006年初黎明、王菲被偷拍以后内地一些电视、报纸的报道和评论，并对照1997年戴安娜王妃去世后国内的有关报道与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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