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什么以及我们想要成为什么，取决于我们所能讲述的关于我们自己的故事（流心，2005:4）。
在2006年的春天，新闻媒介让“狗仔”们讲述了他们自己的故事，也讲述了各种关于“狗仔”的故事。在故事讲述过程中，讲述者获得了越来越多的与“狗仔”的认同。虽然没有一家媒介胆敢宣称“狗仔是属于我们的”，但是，种种话语策略表明，这是我们的狗仔队！我们有着共同的理念、共同的身份认同以及共同的关系结构，甚至可以说，我们都需要有“狗仔”精神！
因此，从建构新闻专业意识、协商新闻媒介与其他社会角色关系的角度来看，有关“狗仔”的话语具有积极的意义。它打破了原有的一些二元对立，也重申了一些价值规范，对于中国新闻专业主义自身发展和谋求媒介贡献于社会进步，都不无裨益。
然而，这种话语建构同时又是脆弱的。新闻媒介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系统，多种话语在竞争人们的注意力、篡夺话语意义。而且，还有来自大众传媒以外的话语，以及来自话语以外的力量，这些因素都将影响专业意识的建构。
另外，这种话语建构也可能是危险的，一些符号资源的挪用、关系的重组，一些话语逻辑的征用，都有可能将这些符号和逻辑中原有的负面要素带入专业意识与专业形象之中。而且，由于这种话语实践本身不可避免地具有片面性，也就极有可能带来更严重的反弹。
在考察当代中国个体的自我呈现与自我建构时，人类学者流心（2005）发现:个人难于以连贯的方式表述个人自己与“我们自己”的关系，他将这一现象称为“自我的他性”。专业意识的建构既是个体从业者自我意识的建构，也是作为共同体的“我们”的自我意识的建构。在讲述“狗仔队”故事的时候，讲述者能将自我与“我们自己”连贯地加以表述吗？也许，正如中央电视台《社会记录》栏目主持人阿丘所说:
最关键的一点是，我们对自身的这种需求自己有时也是糊涂的，整个状态就是，媒体不知道自己应该是什么样的媒体，受众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受众，这样模糊的状态[91]。
要走出模糊，我们还是寄希望于更开放的讨论和更丰富的媒介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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