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与合作

在全球化与媒介化社会中，不断有人预言传统组织形态的衰退甚至消亡。比如英国学者拉什（S．Lash）认为，传统组织是一种衰落的社会形式，取而代之的将是“无组织”（disorganizations）——它类似于“后传统社群”，是“被终极价值而非组织更坚强地结构起来的团体”（拉什，2009:68）。从更为具体的集体行动领域来看，正式组织所起的作用似乎也越来越有限，而所谓“聪明行动帮”［smart mobs，（Rheingold，2002）］或“快闪暴走族”（flash mobs）则成为许多集体行动的主要构成。这些“帮”或“族”中的人们其实原本并无联系，只是响应互联网上的动员而临时聚集，行动结束后又立即散去，并不产生固定关系，完全不同于传统的组织形态。在中国这一现象似乎尤为突出，原本民间组织即不发达，在集体行动中无法发挥领导与协调作用（孙玮，2007），人们更多依靠网络媒介的“病毒式传播”以实现快速集结，因而常常来无影、去无踪，令人无法预测、难以掌握。

组织果真过时了吗？集体行动已经不再依赖组织？“无组织”或“快闪族”能够替代组织成为社会的基本构成吗？根据经典社会学理论，公民社会的基本构成就是各种各样的社会组织；而作为社会组织基本特征的社会资本，又是政治民主和经济繁荣的重要基础。如果组织不再重要、人们都乐于“独自打保龄球”（Putnam，1995），那么社会资本从何而来？在集体行动中，如果只有“无组织”或“快闪族”充当主体，那么民主政治所不可或缺的协商对话如何真正开展？如果集体行动都是快闪式、一次性行动，那么我们怎能指望人们在公共事务中的长期合作？其实，中国目前的实践已经表明，缺乏民间组织的协调与巩固，抗议性行动也许能够以快闪方式展开，但是难以形成持续的集体行动，更难协商对话、协调合作，因为协商对话需要授权和反复沟通互动，协调合作则需要发展出稳定关系。快闪式集结虽然可以多次重复，但是每次集结都是一次性的，无法将散沙似的人群联结起来，形成社会资本。相反，简单重复的抗议性行动反而导致社会动荡，使得合作更加困难。

不可否认，“无组织”和“快闪族”的出现表明，当今社会的构成与集体行动的方式的确发生了极大变化，但这并不意味着组织就“过时”或被“替代”了。现代社会的流动性大增，甚至出现了“个体化”的趋势:人们从束缚自己的各种范畴（包括组织）中“脱嵌”而出，更加自由和自主（贝克、贝克－格恩斯海姆，2011）。不过，我们应当进一步看到，脱嵌的结果不是抛弃各种社会范畴，而是重新界定和产生社会关系，即所谓的“再嵌入”（阎云翔，2012）。从世界各国的社会发展历程来看，现代组织的出现曾是现代化与城市化的一个重要标志，人们从传统封建束缚中脱出，被整合进入更大的系统和制度之中；而在西方国家的“第二次现代性”过程中，个体更为彻底地摆脱工业社会中的各种束缚，包括阶级、组织等，以更为轻盈的身姿再嵌入新的社会关系之中。中国的情况较为复杂，虽然也出现了比较普遍的个体化趋势，但由于缺乏现代性基础，仍然主要停留在第一次现代性的解放政治阶段，即追求经济利益和物质幸福而非个人实现。而且，由于缺乏必要的信任机制，中国的个体化催生了“不完整和无公德的个体”，进而导致社会关系日益工具化、碎片化（阎云翔，2012）。正因如此，当今中国急需加强社会本身的建设与发展，即林尚立所说的“社会组织化”，以对抗“组织化社会”（林尚立，2007）或“组织性依附”（Walder，1983）问题。

城市化为形成新的社会关系和组织结构提供了平台与机遇，是建设公民社会的重要推动力；公民社会的生长发育，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做城市化进程的深入推进或者必然结果。一方面，城市社区为公民自我组织提供了物质空间和生活机遇；另一方面，公民之间形成的各种社区（包括地理社区、虚拟社会等）又给城市生活增加了不同的构面。当然，这里所说的组织和社区与城市化、现代化早期那些约束、制约人的机制已经大为不同，更多地体现为资源和支持系统。尤其是民间组织发起的公益传播活动更应被视为构成公民社会的重要基石，因为民间组织本身就被看做公民社会的基本组成部分，由其发起的公益活动不仅促进了新的社会关系的形成，而且传播了自愿公益的理念，为塑造城市精神提供了多样化的内容与渠道。从中国的社会发展现状来看，我们需要的正是加强社会的组织化，而不是宣布组织过时。这也要求我们以更为开放的理念和创新的方式理解组织和社区，实地观察各种社会组织的实际结构形态与行动方式，发展有关组织和社区传播的理论，为中国的城市化、现代化贡献学术思想。

本章主要考察在公共和公益行动中的社区构成，即人们如何通过传播行为组织起来展开合作，因此社区构成也就是组织化的过程，而由此形成的社区又可称为合作领域。我们考察的对象大多不属于经典的科层组织，比如草根民间组织；有些甚至一般不认为是组织，它们往往是一些群体、个人或者机构的联合，因为特定的目标、任务联结起来，也随着任务的发展而变化甚至解散。但正因为此，我们有机会观察人们组织、合作的过程。从理论上说，构成性社区包含了共意的建构，却又不仅仅只由主观意义构成，它还包括各种为稳定意义和关系而进入网络的非人类行动者，比如传媒、文本、物质技术与空间等。参与行动的人们在传播中建立关系，并与这些非人类行动者一起构成联盟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