赋予意义的过程是阐释主义组织传播学的核心概念

近年来，美国学者在对一些灾难性事故中组织传播的经验教训进行研究时发现，面临重大社会危机时，组织传播中的某些弊端会造成放大性危害，在正常状态下矛盾并不突出的问题，在危机中可能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比如，1949年8月，在美国蒙大拿州曼恩谷（Mann Gulch）森林火灾中，由16名救火队员组成的空降小组有13人遇难。组织传播学家维克（Weick，2001）认为，缺乏有效互动、没有形成统一的组织观念是事故形成的重要原因；1977年的特内里费（Tenerife）空难、1986年的挑战者号航天飞机灾难事件，都存在明显的传播问题，而且，都是因为小错而铸成的大过。

组织传播学者从这些案例中发现，组织有一个致命弱点:组织本身突然失去意义，尤其是在突如其来的危机事件面前。因为这种事件发生的可能性极低，一旦发生，组织的成员无法根据现有意义系统加入解释。这将导致意义与结构的双重瓦解:既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更不知道应当如何应对。

正是基于这一理解，维克（Weick，2001）指出，应当用“赋予意义”（sensemaking）来取代组织“决策”（decision making）。在他看来，决策在现实中往往被神秘化了，而事实上，决策本身具有非持续性、非稳定性和外部驱动的特点，而且，在决策过程中政治因素往往居于主导地位。而强调“赋予意义”则意味着承认“现实”是一持续过程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创造秩序、为既已发生的事件赋予意义。决策有关“策略性理性”（strategic rationality），它建立在清楚的问题和明晰的答案之上，企图去除无知。而赋予意义则是“语境化理性”（contextual rationality），它从模糊的问题和混乱的答案出发，协商解决办法以降低混沌。在SARS事件中，问题一个接一个地出现，解决的方法也不断调整、变化。这在非常时期是正常的，但在非常时期如何加强组织建构，却需要全新的理念与方法。因此，必须重视赋予意义的过程。

“赋予意义”是阐释主义组织传播学的核心概念。维克（Weick，1979）将其定义为:“个体尝试从外在不确定性的环境中找出意义与秩序的持续性回溯过程，此过程的发生必须依存于环境。其功能是帮助人们对环境予以结构化、理解、诠释与预测，并且建立起关于行动合理化的解释及关于未来的共同信念。”在阐释主义组织传播学看来，对于组织而言，协调行动的关键是不同的行为者赋予其所在组织的意义要一致，因此组织的管理者必须致力于创造一致的意义系统。这首先需要了解行为者自己是如何看待其所在组织的，也就是说，分析组织成员如何“框定”（enact）其组织与环境、并根据过去的解释框架来解释现在的框定环境。

在维克看来，赋予意义的过程就是组织过程，具体可分为三个阶段:框定、选择（selection）和记忆（retention），他称之为组织建构的“处方”（recipes）。框定即“加括号”:从无尽的经验之流中框定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部分；选择是对所框定的内容选择解释方法，即赋予意义；记忆则是将选定的解释作为框架［或基模（schemas）］储存下来，为将来的框定提供基础，也为选择提供方案。因此，这三个步骤是螺旋循环的过程，在不断螺旋循环过程中，组织的观念得以确立（如图4－1所示）。

图4－1　组织意义生成图

资料来源:Weick，K．E．，1979。

从组织的这一意义视角来看，中国公民和各种机构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通过传播活动建构了空前庞大的“组织”。为解决共同的危机，不同的人与机构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动态的、开放性的系统（构成性组织），个人与机构都是这一构成性组织的成员。比如上海，为抗击非典，创造性地建构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属地化管理格局”，从区、街道、居委会一直渗透到居民楼组，从企业、事业单位，到机关、医院、学校等，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纵横交错的构成性组织。这一组织的许多成员也许从未谋面，甚至不知道具体有哪些、有多少“同事”，但是在面对共同危机的时候，他们通过各种传播形式关联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之所以能被称为组织，就是因为这些人与机构在“框定”需要应对的环境时，建构了共同的意义系统。

尽管不同的人、不同的机构所处的场景不同，具体的工作和生活方式也迥异，但是，当SARS病毒威胁到每个人的健康与生命、影响了各种社会机构的正常运作、阻碍了整个社会正常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时，没有人能够忽视与规避它的存在。当处于不同地域、不同工种、不同阶层的人同时将这一环境变化纳入自己的关注范畴时，他们即存在了联合的可能。之所以只是说可能，是因为人们未必会以同样的方式解释同样的事件。不同的人与机构在不同的文化背景和生活实践中产生的“记忆”是千差万别的，解释方案也不完全一致。不过，社会互动中的解释，也具有非解释性的基础，比如共同的语言、权威关系、交流规范乃至交流本身都为共同的解释创造了条件。正如维克（Weick， 2001）所说，行为者共同构建的意义不是自我制造的。在SARS危机中，人们通过交流活动、利用权威关系，基本形成了共同的解释方案，比如，在抗击非典的过程中，人们逐渐达成共识:因为SARS病毒主要通过近距离接触传染，因此，为了预防感染非典，应尽可能减少旅游和交通、避免与疫区来人接触、隔离有接触史的可疑人员等，这些成为全社会的共识，甚至连国家总理都不认识（借助传媒的间接认识）的市民老太太也对此烂熟于胸、了若指掌。

当全社会需要以协调一致的行为来对抗SARS病毒时，就意味着要像一个统一的组织一样行动，因此，建构共同的意义系统不仅是建构组织的目标，也是手段，更是一个过程。在抵抗SARS的过程中，各种传播渠道（包括大众传媒、网络、红头文件、手机、电话以及面对面的谈话等）协商着共同的解释，这一过程本身就是组织的过程。而且，为抵抗SARS而进行的组织建构不是自发的行为，而是既有领导、但又“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计划对于常规组织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但在非常状态下，预设的计划往往并不存在，而且僵化生硬的计划也往往成为需要根据事态变化灵活应对的障碍。因此，这给组织的领导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通过权威关系和各种传播渠道，高效高速地建立起共同意义系统。这是建立应对突发性危机的庞大组织、组织协调行动的关键。在这样的组织中，任何环节的传播失误，即使非常微小的失误，都势必影响组织的功能与效率。甚至可以说，在这种性质的组织中，传播具有格外重要的意义，它不仅决定了目标的实现水平，而且决定了这一组织本身能否存在——是否具有统一的意义认同。

从“赋予意义”来理解组织建构，传统的组织形态面临严峻的挑战，因为意义建构的过程比简单的决策过程更加难以控制。比如，从传播学的角度来看，信息编码和解码的过程是相对独立的，二者并非完全对称；受者对于信息的解码方式，除了按照占主导地位的代码进行解译以外，还可以是“协商式”的，甚至“对抗式”的（霍尔，2003）。因此，从“赋予意义”的视角来理解组织的建构，需要全新的组织理念和传播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