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辞性联合

承认组织的过程是通过传播而赋予意义的过程，为认识组织的本质提供了新的途径，但却没有真正解决如何构成组织的问题:共享意义为何以及如何存在？传播（交流、互动）是本土化的（localized），人们如何通过本土化的互动实现全局化（globalized）——形成组织的？在这一次SARS危机中，个体与机构在抗击SARS的过程中，框定环境、解释环境，形成“组织”的观念、共享的意义系统，这一过程是依靠何种机制以及如何得以实现的？事实上，组织也就是联合；组织的过程也是联合各种社会要素的过程，而传播不仅可以构建共同意义系统，而且可以实现具有不同目标的社会成员之间的联合。

（一）组织建构的过程:囊括和转换

根据卡伦^[1]（Callon，1986）的模式，将具有不同目标与意义系统的个体与机构组织起来的过程，主要有以下三个阶段^[2]。

第一阶段: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即建构核心问题并使其变得不容置疑。

在这一过程中，首先需要行为者的相互界定，即认识到与此事、与自己有关的因素。当SARS袭来时，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他人的一举一动都可能对自己的生活、生命健康带来影响。因此，在批评SARS病毒携带者到处流窜、缺乏社会责任感与社会公德心时，人们事实上已经将自己与这些人纳入了共同的问题圈中——当大家不得不相濡以沫时，过去“相忘于江湖”的社会关系在这一事件中凸显出来。

“问题化”阶段的第二个重要内容是对“必经之路”（obligatory passage points，OPP）的界定。卡伦认为，行为者要组织起来，必须具有一个共同接受的方案。这与维克的组织观不谋而合。维克（1979）认为，组织并非始于共同目标，恰恰相反，当社会行为者准备组织起来时，可能各自怀揣不同的心愿与利益期望，但其手段具有一致性；在一起行动、构成组织以后，组织的目标才浮现出来。维克的一致手段应当就是卡伦所谓的“必经之路”。在中国的SARS危机中，人们同意建立及时、准确、透明的信息传递机制就是这样一个“必经之路”:这是对抗像SARS这样的急性传染病的必要手段。但是，这并不表明，同意这样做的个人与机构都怀有同样的目标，个人可能担心自己的隐私权遭到侵犯，一些公共机构则担心自己的形象受损，但是，个人为了自己的健康、维护自己的社会关系，公共机构为了树立自己的合法性和良好形象，最终同意了这一“必经之路”的界定。

第二阶段:囊括（enrolment），即如何定义和协调角色定位。

囊括是“问题化”以后进一步的联合过程，这也是不断的协商过程。在“问题化”阶段建立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明确，行为者在“组织”中的地位、位置需要协商。通过囊括的过程，行为者确立自己在组织中的角色与关系，形成自身的角色定位。在SARS危机中，行为者通过明确责任而确立其在组织中的位置，形成角色意识——所谓“守望相助”即此意也。不仅各种机构要实行“属地化管理”，而且作为公民的个人，也被“自然”地赋予义务和责任，要求“遵行规则、诚实守信、富有道德”（秦德君，2003）。

第三阶段:联盟动员（mobilization of allies），即囊括的各社会要素如果要像一个人那样行动，就必须有代表、发言人，由发言人代表所有的行为者表达意见、然后统一行动。

这一过程在卡伦及其朋友拉图尔（Callon and Latour，1981；Latour，1994）的“转换”（translation）理论中得到了深刻的揭示。在卡伦和拉图尔看来，联合的过程，事实上也就是转换的过程，当不同要素的不同愿望，都“转换”成一个愿望（组织目标）时，组织就最终形成了，这一宏观行为者就能够像单个人那样行动了。在共同抗击SARS的过程中，医生、专家、政府新闻发言人等，承担了组织的代表与发言人的角色，为这一组织不断提供解释、赋予意义，从而有效地将个人与机构的不同愿望转换成共同的意愿。

不过，转换本身也暗示了“背叛”（treason），对于组织成员来说，问题的关键在于:发言人具有代表性吗？自己的意愿能够囊括到组织的意愿当中吗？比如，旅游人数骤减，导致交通、旅游、餐饮、娱乐、商业等行业的暂时萧条，严重影响了这些部门当前的经济利益；对个人进行隔离或医学观察，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极大不便，甚至是具体的经济或其他利益的损失。这些因素的存在，随时可能瓦解以抵抗SARS为目标而形成的构成性组织。而且，境外“法轮功”组织的蠢蠢欲动、外国媒体对SARS的不同解读，也可能会影响这一临时性的组织联合（如图4－2所示）。因此，以抵抗SARS为目标的组织建构并非一劳永逸的过程，它需要不断重申组织意愿、强化共同利益，而这需要高超的传播技巧。

图4－2　组织构建过程示意图

（二）组织建构的策略:吸引装置

有意思的是，由于SARS病毒的传播能力极强，因此为抵抗SARS而进行的组织建构，也就与一般的组织建构大不一样。为了阻遏病毒的传播，必须限制人际间的传播，即采取隔离（或医学观察）措施。然而，从组织建构的效率来看，水平式的人际的传播又是必不可缺的（Weick，2001）。更为重要的是，对于组织的领导者来说，还必须为这种隔离赋予“联合”的意义。为实现这一悖论似的目的，引进“吸引装置”，就成为组织建构成败的关键。

“吸引（interessement）装置”是卡伦的“转换的四个关键”中的第二个，也是唯一一个非动态的因素。上述问题化、囊括、联盟动员三个关键因素揭示了组织建构的方式与原理，但是，这一过程并非自动完成，还需要一些具体的东西（Callon，1986），将组织联盟锁定。吸引装置是卡伦利用interest中“利益”与“兴趣”的含义新造的一个词，形象地体现了吸引装置激发兴趣、利害攸关的含义。

卡伦的吸引装置包括话语装置和技术装置两个方面。但他更强调技术装置在人类社会组织和凝聚过程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卡伦和拉图尔称技术为“非人行动者”（Callon，1986；Callon and Latour，1981；Latour，1986，1991，1994，1996）。通过对狒狒的观察与比较，他们发现，是非人行动者创造了组织成员间的物理联系，使得变动不居的社会互动得以凝固、稳定。这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群体的本质性差异。人类的活动已被镌刻在技术创造物上，而且只有通过物体的调停（mediation），人们才能跨越时空界限相互交流。拉图尔（Latour，1991；1994）以缓冲器为例，具体而形象地阐释了这一原理。在校园门口修造缓冲器以警告司机:此处慢行！在此，缓冲器的设计者和修造者通过缓冲器与司机实现了交流与互动。由此看来，正是技术创造物的永恒存在使社会得以持久——而非转瞬即逝的本土当下交流。

泰勒和凡·埃夫里（Taylor　＆Van Every，2000）则将非人行动者扩大到技术以外，把言语的传播视为组织实现的根本因素。他们重新审视了组织与传播的关系，认为组织的浮现以传播为“场所”（site）和“表层”（surface）。泰勒和凡·埃夫里将传播分解为两个方面:会话和文本。在现实世界中，人们面对面地会话，集体地解决实际问题，即在这一“场所”中组织起来；而组织的文本则将其过去与未来链接，为便于理解而充当组织的表层——成为组织成员阅读的内容。在此，文本成了维系组织存在的非人类行为者。库伦（Cooren，2001）进一步将泰勒和凡·埃夫里所谓的文本明确为组织的话语装置，认为它与技术装置一起承担了联合的任务:话语的关联和物理的关联。当话语具有行为功能时，传播就具有了组织的属性。具体地说，这些话语装置包括:诱惑、警告、恐吓等。

为了实现联合，尤其是将隔离纳入联合的意义中，中国政府也动用了各种各样的联合装置，包括技术的和话语的。比如口罩和温度计，就是非常特殊的技术装置。由于SARS的主要症状之一是高热，识别SARS病人快速而简单的办法就是测量体温，对高热人员进行医学观察或隔离。从理论上说，排查高热人员既是为了让可能感染SARS的人尽早得到治疗，也是为了保护周围其他人群，符合组织目标。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它也可能起到分离的作用:在心理上，它让被测者感觉到不被信任，在生理上也可能带来隔离的后果（如果具有高热症状）。口罩也有类似的问题。因此，光有技术装置还不够，还需要话语装置为技术装置赋予意义，更何况话语装置本身也是联合的机制，具有组织的功能。

在建构以抵抗SARS为目标的组织过程中，影响较大的话语装置当属新闻媒介上出现频率较高的一些语词，如“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和衷共济”，以及“防线”、“屏障”等。从传播学的分类来看，新闻媒介属于大众传媒，似乎与本书的组织传播无甚关联，但是，从政府在这次事件中的媒介使用来看，大众传媒毫无疑问地充当着组织传播的工具^[3]。“防线”、“屏障”构筑的是与SARS病毒的隔离，而“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和衷共济”则是“防线”内部的黏合剂。不过，这些话语装置之间常有矛盾，影响了联合的效果。比如，为了突出构筑“防线”和“屏障”的决心与效果，宣传机构习惯性地搬出了“奋不顾身”、“不怕牺牲”的话语装置（参见陈力丹:2003），但却有意无意地将需要联合的、接受隔离和医学观察的人群放在了对立面。另外，话语装置也常与技术装置相冲突，比如，为了消除人们的恐慌心理，有电视台在医院拍摄时，要求医生护士在隔离病房摘去口罩。这些装置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实质上反映了这一建构性组织的薄弱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