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领域与地图绘制

20世纪90年代，随着西方政治学家赋予“社会治理”概念以崭新含义，有关社会合作问题的探讨，成为政治发展研究的一个中心话题。所谓治理，根据全球治理委员会1995年的定义，就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参见俞可平，2001）。与传统的“统治”模式的区别在于，治理的权威主体不再是单一的政府，而是包括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和普通公民在内的多元主体及其相互合作。“治理的实质在于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因此，现代治理模式又被称为“合作治理”（张康之，2006）。治理理念的提出，反映了人们对于国家管理和市场调控的失望与弥合二者局限性的愿望，更是对于简单的国家/市场二分法的扬弃。在后工业社会，随着社会复杂化程度的提高，需要各种社会力量协助政府进行治理；同时，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国际组织日益活跃，单一政府主体的管理模式也难以在民族国家中真正实现。

具体而言，这种多元主体的合作，既存在于个体之间、组织之间，也存在于个体与组织之间。而且，组织之间的合作也是依靠个体的具体互动而实现的，这些个体可能代表某一组织，也可能只是参与某一技术工作。因此，各种形式的合作又可以还原为具有不同目标、属性和利益诉求的个体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既不同于具有相同成员身份的组织内部沟通，也不同于主要基于独立意志的个体间交流，是一个较少被关注的领域，本书称之为合作领域。在此，合作领域是一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它可以包括各种不同的主体和互动形式，有别于传统意义上的组织，也不同于布尔迪厄（1997）所说的“场域”。“场域”中的行动者具有较大的同质性，而在合作领域中则未必如此。合作领域更类似于克罗齐耶和费埃德博格（2007）的“具体行动系统”概念，但本书较少关注这一概念所强调的权力关系和策略。不过，合作领域在以下方面与“场域”或“具体行动系统”概念一致:这是一个社会建构的产物，是行动者通过互动而形成的关系网络或集合，它具有一定的形式结构，却又不断运动变化。

虽然不具备传统组织概念所强调的工具理性和正式结构特征，合作领域依然可以通过组织分析的方法加以描述、理解，因为组织理论发展本身已经超越了传统的组织概念界定和学科分野。作为法兰西学派组织研究的奠基人和代表者，克罗齐耶和费埃德博格的“具体行动系统”概念表明，组织研究已经扬弃了传统的组织概念，转向“有组织行动”的领域。如果把“具体行动系统”看做一个结构化程度由低至高的连续体，传统组织只是位于连续体的一极，而包括合作领域等在内的群体或网络，也都具有程度不等的结构化形式，即本质意义上的组织。所以，费埃德博格认为，“任何集体行动，无论其行程多么短暂，至少都会产生出一些最低程度的组织”（费埃德博格，2005:5），或者称为“局部秩序”。而“对社会行动的组织维度进行研究，引导我们将每一个行动领域的结构化都看做一个具体结局，……（这一结局）目的在于规约他们的冲突性合作，并对他们的策略性的相互依赖关系进行管理”（费埃德博格，2005:11）。这种将组织普遍化的做法，实质上拓展了组织研究的领域，使其不再局限于企业和行政机构，而是“通过这种分析使人们对人类合作机制、集体行为的思考得到进一步深入，以便广义地理解社会结构”（拉法耶，2000:1）。

事实上，上述组织分析已经转变成组织过程研究，重点关注行动者之间相互关系建构和维系的过程、机制与环境，而不仅是最终的关系结构与形式。这一特征不仅仅体现在法兰西学派，美国的组织学者维克有关“组织过程”的研究也同样具有这样的特点。

组织过程概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将传播（互动）提升至中心位置。在功能主义传统中，传播只是组织的一项功能，为实现既定组织目标服务。但是，从传播构成组织的观念来看，组织并非先验的存在，而是经由传播互动过程而建构出来的。泰勒和凡·埃夫里曾将传播区分为会话和文本两个维度，会话是组织实践的场所，而文本则是组织浮现的表层（Taylor　＆Van Every，2000）。为了更为形象地反映传播与组织的关系，他们还创造性地使用了“绘制地图”的概念来描述日常组织语境中的文本化过程。在他们的观念中，地图是一种人造物:它不是世界本身，而是世界的表征。地图的作用在于超越现时当下的地平线，因而是想象的再建构。就像一个帝国一样，一个组织也需要想象地建构。进而言之，地图通过具体化手段而向每个人提供了客观程序，行动领域的轮廓得以勾勒并赋予意义，于是传播可以在组织中进行了。如果没有地图，就没有传播开展的领地，也没有传播者的位置。

组织地图镌刻于文本之中，而“绘制地图”的过程是一个社会过程，文本不被阅读、引述或使用，就没有意义。“绘制地图”的文本并不局限于书面文本，口头语言、肢体符号等也都具有文本性质。而且，组织地图还需要得到社会认可，才具有权威性。如是，组织地图的合法性就可以协商（虽然并非每一个成员都平等地参与这一过程），为协商建构而进行的对话也就是原初状态的管理。更进一步，由于组织空间充斥着议程各异的人群:工人、经理和其他利益群体，“绘制地图”的过程又是一个政治的过程，地图是为了统治而绘制的，是统治组织领地不可或缺的工具，并且伴随着各种议程而呈现复杂的地形地貌。

对于组织而言，最迫切的任务就是组织、再组织，而组织的过程就是试图通过不断创造文本的方式固化其结构的过程。这些文本，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都反身性地绘制了组织及其观念的地图，并不断地将其重新置于组织话语之中，由此暂时生产了规律性。因此，绘制组织领地的地图——可能更为准确的说法是“再绘制”——成为组织的主要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