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作领域地图绘制的方式

组织地图是其成员共同建构的结果，也是组织成员据此理解组织及自我位置的重要文本。在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力图再现、梳理了SO项目的合作领域地图。在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讨论的是，项目参与者是如何绘制这一地图、并获得集体认可的？成员是临时组合，也没有固定办公地点，SO项目不可能像其他组织那样将组织地图形式化，比如绘制组织结构图、发布文件、举行例会，等等。其实，“绘制地图”就是一个文本化的过程，而组织文本不仅仅指书面文字，还包括口头会话，甚至一些服饰符号和肢体语言，也具有建构的功能。根据访谈资料，我们发现，在SO项目中，参与者主要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构建这种集体文本——合作领域地图:合理化、具体化、模式化和符号化。

（1）合理化。所谓合理化，在这里指通过正式授权的方式将关系结构加以固定的过程。如前所述，地图绘制的目的在于“统治领地”（Taylor　＆Van Every，2000），合作领域的组织者为了实现“统治”，常常主动“绘制地图”；在“绘制地图”的过程中，体现了统治的权力。在SO项目开展过程中，其核心人物也力图通过正式授权的方式，来规定合作工作的程序、任务和参与者角色等。比如，三个核心人物所绘制的地图虽有所不同，但是三者各自分工的任务与责任却从一开始即加以明确，基本没有疑义。再比如，乙校的C教授曾在一次会议上明确组织层级:A先生是决策，他自己和乙校另一位负责人E教授是协调，乙校一位与学生同时赴美交流的I老师为执行，助教和普通志愿者为操作层。另外，他还规定了汇报制度:早请示、午汇报、晚总结。在项目完成后的访谈中，C教授对此作了解释:

早晨你要汇报，要做什么事情；中午你要报告，你做了什么事情，有什么困难；晚上你要小结一下，再报告。这样大家就心中有数。小组对大组长，大组长对我们汇报。

C教授还强调，“沟通最要紧的，要对称。沟通完了要协调，协调完了要拍板，该怎么的就怎么的。”在此，沟通、协调、拍板作为一个完整的过程，也勾勒出完整的命令链，或者是等级层次。

（2）具体化。在SO项目中，像C教授那样通过会议明确规定角色分工和等级层次的机会并不多。由于参与各方距离较远，且不说美国甲校远隔重洋，即使同处上海的四所大学，也分散在这一超级大都市的各个角落，往来路途时间较长，不适合经常碰头开会。更何况对于这些大学教授和学生而言，SO项目也都是“副业”，无法（或不愿）占用太多时间。所以，参与者之间往往选择效率更高的媒介进行沟通，比如电话或电子邮件。电话作为一对一的互动，主要处理涉及面小、需要协商或者比较紧急的事务，而电子邮件则可以针对较大人群，且同时异步，给接收者较大灵活性。通过访谈，我们发现，电子邮件不仅是高效的沟通手段，而且具有建构关系的作用，这主要是通过建立群组、群发邮件而实现的。

电子邮件的群发功能使得收到邮件的人知道自己跟哪些人在一组，知道这一组人需要完成什么任务。而且，在大量的具体事务处理过程中，进一步明确了分工和责任。这种方式我们称其为具体化，即通过传播行动具体展现或演示角色关系、使其固定的过程。美国甲校的B教授所带领的技术团队主要依靠电子邮件沟通信息、传递命令、协商矛盾、处理事务，并在完成这些工作的同时，共同绘制了合作领域地图。在丙校负责协调的一位助教（乙校学生）这样描述他们通过邮件建立的角色关系:

乙校是一个基地，总部在这里，B教授和他的两个助理是总负责人，都在这边。他们要找我们就发邮件。我们所有的教练（美国学生）和助理教练跟他们三个头头是一个邮件组的，有任何事情我们都是通过邮件互相通知。……美国学生有另外的邮件组，我没在里头，B有什么事情需要跟美国学生沟通的话就直接找他们了……国际特奥会的A和他的助手D也是属于这个邮件组的，像一些大的问题大家会在邮件组里面讨论，一些事务上的事情，D就会直接找我，……他直接跟我联系，一般不会找教练，比如送衣服、送证件，然后我再跟我的教练联系。

我每次发邮件（给自己的邮件组），跟学生（志愿者）沟通，比如说，怎么培训呀，培训的大纲呀，我每天都要定时给每一个学生发群信的，我每次发的时候也会抄送给他们的老师，让他们知道我们进展到哪里了。虽然他们老师也比较忙，不能太关注，但我希望至少万一出什么事情的话他知道我已经做到这个份上了。

每一封电子邮件讨论的只是非常具体的事务或问题，但是重申、演示了关系结构和交往规则，这对于一个刚刚组织起来的临时团队来说，既是传播的工具，又是组织的工具。其实，国际特奥会的A先生和助手D并不直接参与技术工作，但美国甲校的B教授将其列入邮件组，与其说是向其汇报，不如说督促其履行职责。在B教授绘制的组织地图上，A与B是平行关系；而在访谈中，B对A的支持不力多有抱怨。助教把被迫卷入的丙校老师列入邮件组，也具有类似目的。这对于合理化权威不高的组织者来说，是一个折衷的选择。

另外，群发邮件也可以帮助模糊的关系凸显出来。当不知道该找谁的时候，助教往往通过群发邮件的方式解决问题。一个助教说:

（群发邮件）好处就在于，有些人知道这个事情，有些人不知道这些事情。通过这样的发信让那些不知道的人也知道，让那些知道的人帮助那些不知道的人，然后在那些所有的Email里可以看得出来。但就是要花很长时间。

（3）模式化。组织者的合理化建构具有较高效力，但并不总是能够规定参与者的行动；参与者出于各种动机而采取的行动策略，往往实际上建构了行动者的关系模式。我们把这种行动过程中的角色固定方式称为模式化。

这种方式比较典型地体现在助教的角色关系上。从命名的意图来看，助教应当是协助教练工作，但在具体合作过程中，美国来的教练只负责技术指导，而助教除了协助他们指导志愿者的拍摄、制作以外，还从事了大量的事务性工作和沟通协调工作。一位助教认为自己更多地是公共关系角色或者是“分制作人”；另一位助教把自己比喻为制片助理，负责沟通、协调和后勤工作；还有一个助教干脆就认为自己在干“乱七八糟的事情”。这些助教虽然早就知道自己的“头衔”（这是他们赴美交流的一个条件），但还是在比赛开始以后，对于自己所做要承担的任务感到意外。根据他们自己的估计，原来设想的技术工作只不过占其工作总量的20%—30%。不过，当工作降临，他们也大多没有抱怨，而是认真负责地完成，因为他们知道，“我们不做谁做啊，那些教练也做不来。”

具体行动过程也会修正或改变最初设定的结构。在C教授的结构图上，乙校的I老师被指定为执行层负责人，助教需要向其“一日三汇报”。但是，后来在实际工作中并没有坚持，因为I并没有真正参与拍摄、制作，甚至协调工作也基本没有介入。在制作方面，助教与甲校的B教授密切互动，随时通过电子邮件等方式联系，远不止“一日三汇报”；而在具体事务方面，则主要与国际特奥会的助理D和乙校的青年老师F联系。在最初的设计中，F本来只是负责招募和组织志愿者，但在实际工作中，却逐渐取代I老师成为执行层的关键。对此，F也很困惑:

每次开完会以后，任务都落到了我的头上。比如，开会时说场馆由I老师负责，但会后Email都给了我。我回复说由I负责。但I回复对方仍然让他们来找我。为什么？可能是:第一，我情况熟；第二，我做多做少无所谓；第三，I老师忙；第四，我也不能叫I老师做。

由于F在其原本所属组织的层级最低，也由于他为人热情、勤奋，所以成为各方汇聚的焦点之一。对于国际特奥会、美国甲校、中国丙丁戊大学来说，不便直接“事事找大领导”的时候，都是找到F，使其成为一个执行层面的真正枢纽。对于这一结果，乙校的E教授也了如指掌:

分工负责是很明确的，开始是F向I汇报，但后来没有了，这跟人的积极性高低有关系，和自觉性、责任心有很大关系。因为F是一个责任心高的人，I则是我叫一下他做一下。……这种角色的变化，越是不清晰越是弹性大，角色变化大，而这又是随着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情境而改变的。如果F的能力再差一点；或者我找的是其他人，这个角色可能就变了，变得不重要了。

（4）符号化。作为一项跨越不同性质组织的国际合作，文化差异时常导致意义建构困难。尤其是在临时群体当中，由于缺乏信任基础和建立信任的时间，刻板印象往往在关系建构中起到关键作用（迈耶德、韦克和克雷默，2003）。在行动过程中，特定行为方式（如着装、沟通方式等）往往根据刻板印象加以解释，成为标志合作关系的符号。我们将其称之为符号化。

国际特奥会的A先生在其合作者眼中具有矛盾的形象。一方面，合作者、助教、志愿者都感叹于他的热情和投入（后来他的女儿也自费加入），称他为“国际主义者”、“理想主义者”；另一方面，又对他的办事效率颇多怨言:由于诸多承诺未能兑现，使许多参与者的计划（功利目标）落空；也由于跟国际特奥会和上海执委会的协调问题，SO项目得不到实质的支持。对于后一个问题，A先生自己总是用“合同”来解释，认为是因为没有写入正式合同，所以得不到承诺和兑现，但是，合作者有另外的解释。一个被访者说:对于陌生的合作者而言，行为举止就是一种符号，不仅表明自己的身份，而且被视为对待他人的态度。A先生的助理D也认为，他缺少熟悉政府事务的人的协助。其实，在A先生那里，正式合同也被符号化了，这种契约关系被理解为合作关系的核心，却不符合中国的关系逻辑（翟学伟，2005）。对此，参与合作的大学也有怨言:商）没有给他，他也不能给你。美国人真是这样子。

他背着双肩包，一个人坐着出租车就过来了。中国是很讲究的，那我们是看低你啦。而他请人家吃饭，就真的像美国人那样请人家吃饭，很简单地请吃饭。

A跟这些人（指执委会）从来不吃饭，从来不跟人家交流。人家跟你这个外国人搞什么搞！人家反过来劝我，你要敲他一笔。他们借用上海特奥会的名义到处去募捐，募到那么多的钱，你不敲他啊？

A完全没有把对我们的承诺当一回事，他后来也没有专门地对不起，我给你们的机器没有啊，从来没讲过对不起。人家（赞助

比赛完成后留下拍摄编辑设备，虽然只是口头承诺，却是乙校动员其人际网络参与项目的重要资源。A先生的毁诺将损害这一人际网络，进而影响促进更为广泛深入合作的社会资本。

另外，特奥会现场的不合作行为也具有符号化的效果，尤其是对于年龄较小的志愿者。一个被访的助教说:

不让我们进去拍，不给我们证件，不给我们津贴什么的，就是不管我们，然后名义上却说是支持！……最火的就是开幕式，本来说好五个机位安排好的，但到那天就是不让进，那个警察还拿枪对着他们（外国人），他们就觉得特别郁闷……

其实目的都是一样的嘛，为什么还要设置那么多障碍呢？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绘制地图”是组织或者合作领域建构的一种重要途径，它体现了传播的组织功能。具体地说，作为组织领域浮现的文本，行动者集体绘制的地图主要包括时间序列与空间结构。在本案例中，合作领域的空间结构主要通过五个方面来体现:合作关系、等级层次、链条、枢纽和网络。这些结构内容也是绝大多数组织或者有组织的行动领域的主要结构要件，只是随着具体情境而呈现不同特点和组合关系。进而言之，合作领域的地图又是通过一系列的传播互动而绘制完成的，本案例主要概括了四种方式:合理化、具体化、模式化和符号化。我们认为，这些方式应当可以推广到其他情境。

需要指出的是，本项目参与者具有较高的价值认同。虽然参与者各有附加目的，但是对于慈善事业和志愿精神的认同，仍然是合作行动的重要黏合剂，这也是虽然磕磕绊绊、但最终仍然齐心协力完成目标的原因之一。而且，因为参与者的观点，NGO组织的目标本来就有弹性。这些特征在某些组织或有组织行动领域并不突出，因此，在探讨其他组织领域的地图绘制内容与方式的时候，需要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