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爱梦想——基金会

拉什认为过时的组织，是以规范为核心的科层系统。这种组织形态的确是19世纪工业化、现代化之后的一些组织的基本特征，尤其以大型企业和现代行政机构为代表，它们在韦伯和泰勒的阐释下几乎成为现代组织的象征。这种科层制组织作为实现特定目标的手段，确实体现出无可比拟的高效率。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种形态的组织并非组织家族的全部。其实，就在韦伯提出科层制概念以后不久，人们就开始对这种理性设计的组织理念提出质疑，认为一些服务性、职业化组织的目标多元、结构分散，它们与其说是理性设计的结果，不如说是自然演化的产物（斯格特，2002）。而构成公民社会的大多是民间组织或社会组织，这些组织不论是在结构形式还是运作机制上，都迥异于经典的科层组织，甚至比专业性、服务性组织的结构化程度更低。它们一般规模较小，分工并非十分严格，强调协调与合作。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组织的成员通常共享特定的价值观，即更依靠价值信任而非科层权力来维系组织存续与发展。

在我们的案例中，上海真爱梦想基金会就是一个典型的民间组织:2008年成立，到2011年年底有正式员工23人。虽然规模不大，但来自于银行和投资公司的基金会理事长和秘书长还是把商业企业的一些组织方式带入了真爱梦想，他们根据职能分工在组织内部分设了建设部、梦想课程运营部、业务发展部、品牌与客户关系部、行政部和地区志愿者总监等机构，各部门目标清晰、任务明确。但是，它也跟大多数民间组织一样，组织内部并没有森严的等级制，同事之间比较平等，平时工作沟通多、协调快，在大型活动时更是集体行动，较少区分彼此。不过，我们感兴趣的不仅是其组织结构，还有它的运作机制。即使远高于非公募基金会的平均员工数量，真爱梦想单靠20余人也无法完成其组织目标。真爱梦想致力于乡村素质教育，其主要产品是“梦想中心”，即在有条件的乡村中小学校修建标准化的多媒体教室，2011年年底已在全国25个省市建成402所。而且，除了硬件建设以外，基金会还通过各种方式培训乡村教师，鼓励并帮助他们面向在校学生开展素质教育——“梦想”课程。到2011年年底，已培训教师17　151人，295　168名学生受益。在追求目标实现的过程中，基金会更像一个发起人，它动员、组织起一个联盟网络，这个网络比作为正式组织的基金会更为松散，却以基金会为核心，形成了特定的关系模式，以价值或利益相关联，开展不同层次的互动与合作。

根据基金会年报，2009年基金会的筹款总额为550多万元，2010年是1　700多万元，2011年达到3　000万元。作为非公募、执行性基金会，真爱梦想的善款主要来源于拨款性基金会、企业捐赠和慈善义拍晚宴，2011年三项来源占比分别为42．1%、25．4%和24．7%。其中，在《2011年度报告》中列举的基金会就有14家，冠以公司名称的组织则有30多家，大多为金融系统，显示了基金会主要创始人和负责人以往的人脉关系。另外，年报还列举了其他支持机构88家，其中服务支持机构43家，实务捐赠机构14家，图书募集与捐赠合作机构31家^[14]。从组织性质来看，这些支持机构包括了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各类企业以及其他民间组织，范围极广。

事实上，还有一类组织，虽未列入支持机构名单之中，却也是基金会努力争取合作的对象，即各类教育部门。“梦想中心”要进学校、“梦想课程”要上课堂，没有学校和老师的配合无法完成，因此，赢得老师尤其是学校领导的支持往往成为活动顺利开展的先决条件。不过，老师、甚至学校在整个教育体系中仍处于末端，权力有限，更多的监控与管理来自政府主管部门。为此，基金会更是把地方（包括县市甚至是省级）教育局等政府部门作为重点争取的合作对象，与他们一起合作主办各类培训班、研讨会，邀请他们参加基金会的各种活动，等等。政府的支持使得基金会的许多活动在大多数学校顺利完成。

除了组织机构，基金会也把志愿者看做合作伙伴。他们将志愿者区分为体验型和专业型两类。所谓体验型志愿者是指临时加入参与图书分拣或下乡支教的大学生、企业白领等，民间组织平时不耗费资源加以维护，干活时“喊一嗓子”就来了，属于“零散冗余资源”。专业型志愿者则指室内设计、会计、审计、广告等专业人士，志愿无偿地为基金会提供专业服务。而且，为了保证稳定性，基金会往往首先跟专业机构合作，再由专业机构安排志愿者参与，因此比体验型志愿者的关系更持久，也需要更多的维护。基金会称后一种联系方式为“B2B2C”模式。所有这些组织机构和志愿者，在基金会的动员和组织下，以“梦想中心”和“梦想课程”为基础，联结成一个关系强弱不一、合作模式多样的网络结构，本书称之为合作领域。

可以从克罗齐耶与费埃德博格（2007）的“具体行动系统”概念来理解合作领域。如果把“具体行动系统”看做一个结构化程度由低至高的连续体，传统组织只是位于连续体的一极，而最为松散的集体行动（如快闪）则在另一极，处于二者之间的则是各种群体或网络，它们都具有程度不等的结构化形式，即本质意义上的组织。真爱梦想基金会作为一个民间组织，毕竟有着固定的成员和结构关系，靠近传统组织一极，但是由其动员组织起来的合作领域，更为松散、更为开放，因而更靠近集体行动一极。不过，合作领域概念也不完全等同于“具体行动系统”。首先，合作领域的范围更狭窄、更具体。确切地说，合作领域只是一种特定的行动系统。其次，合作领域概念并不特别关注“具体行动系统”所强调的权力关系，而是着重于建构性特征，即通过多层次互动所建构的行动领域。

在一定程度上，合作领域概念类似于范李（R．Van Lee）等学者所说的“群”（megacommunities）。群的概念源于全球化进程中所面临的新问题:首先，全球化导致了日益严重的“地缘复杂性”问题，而人类能力限制了我们对于复杂事物本身的认识；其次，各个阵营（指政府、商界和公民社会等三大部门或域）应对全球化有不同的惯例，而它们还没有学会冲破藩篱。要充分建构全球化的网络资本，就需要汇聚三大阵营的智慧和力量，将其不分主次地联合起来，这就是群——来自三个阵营的组织“为了处理一些涉及共同利益的事件而慎重地团结起来，以实现各自的目标为前提，通过遵循一系列习惯做法和行为准则来更顺利地解决问题”（范李，2010:36）。

合作领域的产生背景与群大体相同，并在以下几个方面与群概念相一致。第一，多方合作，价值多元。正如真爱梦想的支持机构所示，来自三大阵营的组织为了一个目的汇聚一起，不仅带来不同的工作惯例和治理方法，而且也体现了不同的价值观念。这就需要各阵营的参与者理解并尊重其他阵营的文化习惯。第二，永恒协商，可渗透边界。群的目标并非固定不变，合作各方通过持续的互动和沟通调整任务和责任，在彼此之间获得动态平衡。这也意味着各方之间并非界限分明，在行动过程中不断调整各自的运作方式，寻求共同利益，从而形成可渗透边界。第三，随机应变，在行动中形成开放的网络关系。网状结构是群的核心特征之一，指由自由联系形成的循环沟通模式，以区别于传统组织的等级制度。而且这种网络是开放的，即所谓按照“分布式的行政控制”而建构的“无界网络”，以区别于传统的受中央控制的有界网络（范李，2010:54）。这种特征使得群具有高度的适应性，能够根据情势变化调整结构与运作。

不过，本节所说的合作领域与群概念仍有差别。第一，合作领域不仅是与群一样利益相关，而且可以价值相融。事实上，促使三大阵营跨越界限、开展合作的原因，不仅仅是面临共同的问题，而且也包括在寻找解决方法的同时所追寻的共同价值。尤其是由民间组织发起、动员公众参与的公益性行动，必然包含价值追求。而这一动员过程即价值传播的过程。第二，群之中的各阵营组织之间大多属于弱连接关系，但是合作领域不仅由弱连接组成，也包括同质群体（如价值相似的群体）的强连接，因此是一个多层次的复杂网络。在不同层级网络的人群之间，沟通互动的形式与过程亦有所不同。第三，也是由前两项差别导致的，我们提出的合作领域概念，特别强调它的建构性，即通过传播互动建构共享意义，并且构筑联盟关系，而这是群概念所忽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