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昭河
区域发展失衡是我国快速推进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备受关注的重大问题:一是我国的区域发展失衡已经开始成为社会系统运行中的常态，或者说它已经成为国家体制内经济社会运行系统的组成部分;二是我国的区域发展失衡已经由单项失衡转化为到多重失衡，即主要由区域间经济系统运行效率的差异以及引起的经济发展失衡，演变为整个社会系统多方面的发展失衡;三是区域发展失衡正在由单纯的数量增长与规模积累的级数差异，转化为系统性结构失衡。实际上，区域发展失衡在上述三个方面的演化，预示着失衡纠正不能仅仅限于非常态事件的预警管理，而是要转化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常态工作，边疆治理必须超越预警，通过建构内生发展动力机制、自我制衡与失衡纠正系统，来防范社会危机，实现社会稳定与发展。
一、现代化背景下的我国区域发展失衡问题
发展失衡是我国历史进程中经常性发生的一种区域状态，它并非只与现代化进程相关。但是，相对于前现代中国所处的相对均质的社会结构而言，现代化背景下的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区域发展失衡问题，交织着更为复杂的社会背景，失衡演化的程度更深更广，特别是国家战略重点在区域性外向型战略引导下，区域非均衡发展成为体制内的常态。
中国的现代化受本土因素和外来因素的影响。与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的现代化是在外部世界的生存挑战和现代化示范效应的挤压与诱发下启动的，是一种被动的历史选择。但是中国的现代化也被认为具有“特殊的中国背景”，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模式，这一本土模式的最重要特征是:一方面继承了有助于现代化启动、比较优势突出的前现代遗产;另一方面又因每每在应对外部挑战中错过机遇，社会基础与能力受到挤压和退化导致现代化推力不足[1]。但是无论是前现代中国历史，还是在现代化进程之中，边疆地区发展失衡始终是国家治理中的重大问题。由传统危机与外部挑战叠加形成的中国现代化，从来都不是整体均衡的反应类型，而是区域发展的差序格局。
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央政府积极推动现代化战略以期实现强国富民的目标。但是，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遭遇类似，中国的现代化推进并非是一个一帆风顺的过程，在其间经历着“现代化陷阱”，其中既包括国家决策者在权衡利弊与抵抗外部压力所产生的“焦虑”[2]，也包括基于新的利益冲突下原有均衡的失衡。在打破传统均衡，催生现代因素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发展与稳定是一对既相融相生，又对立冲突的复杂关系。在历史转变的比较上，“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地一场社会变革”[3]。在这一变革过程中它必然导致现存社会模式无一例外地遭到破坏，并与传统势力形成对抗矛盾，形成涉及广泛的利益冲突和社会分化。但是现代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与其遭遇的“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如何也不会再退回到其与现代化相遇之前的状态”[4]。中国现代化引起的社会动荡打破了被昭示为以维护社会稳定著称的“中国文明的一大突出成就”的传统均衡。自19世纪中叶开始，我国的国家管理致力于恢复被外来强权干预所扰乱的传统均衡，这种努力“在20世纪一直在不断试图恢复平衡，试图建立可行的有利于现代化的利益平衡，但结果却常常适得其反”[5]。以致区域发展的非均衡状态(以东西部比较，沿海与内陆、内地与边疆比较之间为重)成为一种与中国现代化长期伴随的常态。由于这种区域失衡常常会演化为激烈的社会冲突，并泛化为全局性安全问题，所以，社会安全预警、隐患防范、危机处置等应急事务一直是进入现代社会的我国国家治理的重要任务。但是由于国家宏观调控手段难以转化为边疆民族地区内在发展的均衡力，其结果导致边疆民族地区社会问题“积重难返”，边疆治理难以获得长效，根治社会隐患、实现社会长治久安目标的发展要务就难以驶入正轨。
二、从预警到超越预警
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世界性问题，也是中国历史上长期遗存以及在当今社会加速演化的社会问题。与多数后发国家的历史条件不同，中国现代化进程中衍生的区域不平衡在形成原因与演化阶段上具有特殊性，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转型属于“双向”转型并存，即从传统均衡到现代均衡，从计划均衡到市场均衡的过程，且中国社会目前所处的状态属于旧均衡被打破，新均衡没有形成的阶段。在转型的阶段上，我国社会转型处于区域发展差异的快速分化期，区域之间发展水平的基尼系数仍在继续扩大，具有深厚历史渊源的传统因素与强势的计划经济对现代社会与市场体制的建构仍然具有很强的钳制作用，引发的区域转型冲突、利益争夺、空间分割与阶层分化都体现出超常激烈的特性。
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特别是西部边疆地区发展滞后存在着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历史积累。在前现代社会，黄河与长江中下游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地区，西部边疆发展滞后，国家边疆治理政策的实施效率低下，“从晚清一直到民国时代，旨在实现新的目标的地方基层管理始终是政府最头疼的一项任务”[6]。事实上，中央集权对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国家管理的有效性更为低下，边疆治理问题作为历史遗留问题常常被搁置在应急处理等短期行为上。
二是差异性政策。新中国建立后，国家经济发展政策向东部倾斜，非均衡发展战略主导着区域发展的差序格局。在产业布局上推行重内地轻边疆的国家安全战略，国家财税政策具有显著的“东低西高”效应，国家投融资政策实行事实上的“东高西低”梯度推动步骤，以及国家改革开放政策上的“东先西随”渐进式推进格局，都进一步加大了东中西区域之间、边疆与内陆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7]。
三是内生动力。西部边疆长期以来存在着内生发展动力不足的问题。在历史积累、区位条件、人力资源、产业与市场基础，乃至于国民意识与社会价值观等等方面，边疆民族地区在整体上缺乏内生发展的现代动力机制。
上述三个方面归纳了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失衡的历史、政策与内生动力的原因，提示我们危机预警体制本身并不能真正解决区域发展失衡问题，而是必须基于“超越预警”思路从根源上纠正失衡。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双向”转型的加快推进，受市场配置资源效率、要素聚集效应与产业极化作用的驱使，将继续引导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失衡的事态，加重失衡事态继续向深度与广度演化。一方面，计划经济淡出国民经济领域导致国家直接的宏观调控能力减弱[8]，国家主导的对外开放战略的区域分布集中在东部沿海一线，推动区域均衡发展的社会公共资源缺乏积累;另一方面，边疆民族地区远离由外向型经济推动经济发展的“中心”区域，而自身的原生商品经济发育先天不足，市场成长的内生条件缺乏，产业的价值链条与“中心”区域难以链接，要素市场在“中心”与“外围”之间成新的分化格局，某些方面的分割态势趋于严重，边疆民族地区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形成了内外“双向”的钳制作用。而东部地区依赖经济快速发展以及与外部世界的紧密联系，“中心”区域加快了其由市场经济主导的现代化步伐，现代因素成长性显著。相反，边疆民族地区现代因素成长缓慢，推动社会转型的现代动力不足，不能形成对传统因素强大的替代效应。
因此，推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两种动力”(现代性与市场化动力[9])不足。与发达地区相比较，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严重失衡。一方面传统均衡(传统社会下的均衡与传统计划体制下均衡)解体;另一方面，在社会转型中形成动荡式失衡[10]，新型的均衡模式没有形成。而在社会动荡期，社会冲突以及涉及国家安全的社会矛盾、社会问题呈多发与频发，泛化与激化状态，预警与危机管理必然成为国家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
预警是现代社会国家管理的一种操作性体制，更是转型社会实现社会稳定、防范社会冲突，化解社会矛盾的必备手段，它的主要功能与效用是通过社会问题、安全隐患的识别与即时应对的一整套防治策略，达到化解矛盾、稳定社会的目的。在策略选择上，预警机制多以微观和区域性危机治理等即期手段为主。预警机制可以及时评价现实的社会状态，但缺乏指示长期社会变化的功能，难以提供长期发展选择与目标调适的价值判断。预警机制的设立既反映出社会转型导致区域发展失衡，引发广泛社会冲突与动荡等事态的严重性，又体现了现代社会的国家体制在社会治理上的成熟程度。但是，预警机制在目标设置上并不能“标、本”兼治，在应对策略上它重于防范和当下事态处置，而非除之于本源。
基于长治久安的目标模式，国家边疆治理必须“超越预警”，在发展中形成和实现可持续依赖的动力机制。边疆稳定战略的选择既从属于国家整体战略，又要充分体现地方积极性与利益，通过内生均衡系统有效纠正失衡，依赖内在动力机制积累发展资源，以内生发展来实现“长治久安”。基于“两种动力”不足、内外“双向”发展钳制的判断，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选择既需要构造内生性现代因素的快速成长机制，以市场效率纠正失衡，以地方积极性弥补中央在调控边疆稳定与发展关系上的空位与缺位，又需要在整体均衡的国家发展战略框架中构架“超越预警”的边疆发展战略，扶持边疆民族地区，并激发其内在稳定因素的发育，在全国区域一体化进程中实现边疆地区的均衡发展。并且，现代社会稳定与发展局面的形成是一个全面涉及社会各个领域与关系的巨系统，因而基于“治本”目标的边疆民族地区长期社会稳定的发展选择，不是单项策略，而是一种优化的战略与策略组合，它需要在“整体推进战略”的基础上实现国家体制内社会资源的整合效率。
三、超越预警的路径选择
(一)内生性发展是边疆民族社会的长期稳定剂
现代化必然经历社会动荡，边疆地区往往被动性地发生“脱中心化”，成为社会问题衍生的多发区域，国家管理也常常局限于应急治理，但危机管理效率低下。因此，边疆地区的失衡纠正需要转变战略思路，改变路径选择。要实现边疆地区的长期稳定，必须从治标策略转变到“标本兼治，以本为主”的内生性发展战略。
在经典的现代化理论中，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发展有三种路径选择:一是跟随策略，即“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11]。即先发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是后发国家效仿的范式，但在发展实践中这种路径选择往往会陷入“邯郸学步”的困境;其二，格尔申克隆借用凡勃伦的“借用技术”概念，提出了“后进国家并不是步先进国家后尘的命题”，认为后发国家具备“赶超效应”，可以在西方范式的基础上借力发展，实现赶超;之三，沃勒斯坦与弗兰克基于世界体系的认知框架，提出“现代资本主义并不是作为以国民经济为单位的自主经济形成的，而是以最初的贸易和国际分工为前提形成的”[12]，西方的现代化是借助于这一世界体系而得以推进的。但现实的世界体系形成了“中心与外围”的二元格局，在“中心－外围”这一世界体系中，发展中国家受困于被剥夺的依附性发展模式中。三种现代化路径概括出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三种关系模式(即“连续模式”“隔断模式”与“关联模式”)[13]。上述发展的路径选择是人类社会现代化历史经验的理论总结，但并不能很好地解释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波动与曲折，以及区域发展失衡演化历史与现实的原因。在现代化的动力因素上，中国的现代化是由外生压力驱动的，但不同区域受到外部影响的程度，自身回应挑战的反应能力，现代性的成长基础和条件等等差异性较大，形成了发展的差序格局。归纳起来，我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区域发展失衡存在着以下理论解释:
第一，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形成了“中心－边缘”二元结构。东部地区，特别是沿海地带，成为中国现代性成长最快速的区域，而内陆地区特别是西部边疆成为远离现代化中心区域的边缘地带，难以获得现代化带来的福祉，甚至可能被现代化中心区域长久地“遗弃”。按照依附理论，在世界体系中，“发达社会的发展是它们剥削殖民地的结果……它们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交流越多，其剥削就越重，而这不是发展”;就现代化资源配置而言，“资本有一种向中心地区集中的倾向，因此可以说，中心与边缘双方之间的经济差距将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扩大”[14]。现代化过程中由区域发展失衡到区域一体化进而均衡目标的实现，服从于库兹涅茨倒U理论，即在现代化开始及快速发展的阶段，“中心－边缘”之间的马太效应显著，只有跨越倒U形顶点后，“中心”区域的发展才具有一体化效应，“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才能收敛到共同的发展目标模式上。因此，区域发展失衡应是现代化的一种阶段性特征，失衡的纠正依赖于继续推进现代化进程，并采取国家制衡手段抑制“中心－边缘”的马太效应，以发展来调控失衡、纠正失衡、回归均衡。
第二，非均衡发展是我国现代化路径的战略选择，因此区域发展失衡不是国家战略的意外结果，而是有意之举。依据发展中国家深陷发展困境的事实，发展经济学学者提出了“增长极”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因生产要素约束，不可能采取“均衡发展”战略，只能在已经具备生产要素集聚的区域点上率先启动经济增长。而这种增长战略选择的前提条件必须打破传统经济的均衡态势，形成由国家主导生产资源向“增长极”的集中转移。在以“面”向“点”的要素转移过程中，国家必然在财税、投融资、基础设施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与支持。“增长极”理论得到很多处于贫困状态的发展中国家决策者的支持，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也充分证实了这种选择的效率，“增长极”(如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示范区，带动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形成了由“增长极”(特区)到“增长带”(沿海)再到“增长域”(东部地区)的“扇面”式经济增长的空间扩散格局。但是“增长极”是一种非均衡发展选择，它的较大负面作用是导致落后地区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发展要素的流失(包括政策性和市场性引导的要素流失)，加重了这些区域发展要素的匮乏，不能有效形成具有规模效应的域内生产要素集聚，内生增长所需的生产要素积累严重短缺，成长性不足，外部反制力大。
第三，中国的现代化专注于资本要素的集聚与投入，忽视了非资本因素对改变区域失衡困境的作用，导致制衡手段单一，甚至严重偏离发展因素的根本性选择。20世纪80年代后期，针对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不能合理解释现代经济增长的原因，催生了新经济增长理论。该理论以罗默的研发模型、卢卡斯的人力资本模型、贝克尔以及墨菲等人的分工与专业化模型为代表，将人力资本、研究与开发，以及专业化和分工变量内生于经济增长模型中，用以解释这些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由此将现代经济引入新的增长引擎之中。新经济增长理论既提供了欠发达地区实现赶超效应可资依赖的新路径，也提供了我国区域发展失衡原因的新解释，印证了西部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滞后的影响因素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与传统经济理论的解释不同，我们认为区域发展失衡的原因甚至并不主要源于物质资本匮乏，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特别是边疆民族地区在人力资本积累、研究与开发投入与效率、专业化发展以及社会分工发育程度等等方面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而且这些因素的积累更受边疆民族地区历史条件与人文环境的约束，更难以从外部移植和输入，“原始积累”的过程更为漫长和艰难，它对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内部钳制作用更难以解除。在世界范围内，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经验证实了“对经济增长决定性因素的研究，现在不是着眼于实物资本和外国援助方面，而是着眼于人力资本和市场化”[15]。因此，内生经济增长理论为我们提供了内涵更广泛的认知框架，对发展失衡现象的解释具有更可信的历史深度[16]，也提供了基于内生发展的全要素战略选择的依据，这是“超越预警”所依赖的内生于边疆社会的基础性、甚至是根本性发展资源。
综合以上理论，我们认为纠正失衡的路径选择应该是内生的，支持和形成持久发展能力的因素应该在欠发达地区的社会内部形成，内生性经济发展体系的形成应该依赖自我组织系统的成长性，应该基于西部边疆民族地区深层的社会结构挖掘内生发展源泉，激发现代性成长的内生动力机制，也即内生发展是边疆民族地区实现社会稳定与发展的根本性策略与最终选择。
在以市场为导向、融入国际竞争的社会转型过程中，边疆民族地区内生性发展方式的形成还依赖于不断提升的对国际国内市场竞争环境的适应能力，因为“发展绝不是一种永久状态，相反，它是一个不断适应新环境的过程”[17]。因此，边疆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又是一个基于新环境变化的调适过程，发展失衡的纠正，应是自主路径选择的结果，必须具备应对国内国际竞争挑战，适应发展条件变化，把握发展机遇等外部环境变化的内生调适机制，而不主要依赖于外部干预、国家管理与调控等被动施于的失衡纠正。在既依赖国家战略支持，又必须主动融入市场环境的双向选择中，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战略的取舍必须坚持由外生依赖型转变为内生动力型。
(二)由文化冲突到文化融合
民族文化与世界文明一样是一种多样性的差异结构[18]。边疆民族地区发展失衡问题的深层根源是文化冲突的区域性表现和特征。亨廷顿在探析充满矛盾与冲突的当今世界的秩序格局时，强调了文化、文明冲突的重要性，即“在这个新的世界里，最普遍的、重要的和危险的冲突……属于不同文化实体的人民之间的冲突”[19]。如果把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失衡状态的文化原因归结为文化冲突，那么这种文化冲突更多的属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类型，或者说是不同的“文明”类型所代表的社会发展阶段的历史纵向式冲突。由于边疆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以及各民族之间在社会发展阶段上与历史遗存的纵向差异性，在其社会关系中仍然以隐性或外显文化样式体现出来，因而又形成因民族文化差异性而导致的非协调关系，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将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之间的冲突凸显出来。源于差异性民族文化，各民族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反应模式、反应能力、外部环境以及政策效应上分化严重，形成动因复杂的文化冲突与文化变迁模式，影响了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的稳定与均衡。
总体上，文化冲突已经从同质传统文化的内部冲突模式，转变为异质的现代强势文化引发的文化冲突。历史上形成的社会冲突状态的原生性文化诱因、原有的文化调适通道和衍生条件在社会转型过程中已经逐渐弱化，基于边疆民族地区历史条件与社会环境而构造的传统文化均衡已经开始崩塌倾斜，但由于现代文化属于外部嵌入式输入，基于现代因素构造的文化根基不稳，必将引发社会失衡在较长时期、较广社会领域仍然以文化冲突的方式表现出来，或者说发展失衡在更深层次上仍然会以文化对抗方式显示出来，使现代化进程中的地方利益博弈衍生为文化冲突。
从经验上判断，人为阻止现代文化的进入是无效的，也是有害的。但是文化相融的方式应是多样的，人类在文化自觉上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存在着理性选择与趋利避害的文化相融路径。在推进现代化的过程中，化解文化冲突的途径除了必须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充分包容地方文化、传统文化的调适通道，合理维护其生境与传承需要等文化政策外，还应为各民族群体提供多样性文化选择的平等机会，预留选择的空间，以及充足的转变与调试周期，以防止文化政策上的短视行为和功利取向。
(三)从规模力到结构力转变
在国民经济处于较低水平，但经济体已经置于起飞阶段的快速增长条件下，区域间的经济增长会被导入库兹涅茨倒U模型的路径中，随着经济快速增长而引导区域之间、阶层之间以及民族之间在财富创造、积累与分享上的差异性分化。在这一阶段，社会发展成果与效率主要以规模效应来推动，规模力主导着区域之间的竞争优势与效率，也在更大的社会范围内规定着社会权力的分配，以及社会资源的配置规则。正由于边疆民族地区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经济规模成长缓慢，要素积累严重不足，导致在现代发展资源分配上的被动地位。
现代经济是以规模效应为增长动力的经济体制，特别在现代经济启动时期，需要以经济资源、生产要素集聚的规模来形成竞争优势，以期支持经济快速增长;另一方面现代经济增长也需要现代性非经济因素的积累水平达到足够的厚度，社会资源的规模当量集聚至一个临界水平。但无论经济资源还是社会资源的规模力，西部边疆民族地区的“原始积累”远远没有完成，要素集聚水平较低，没有形成足以推动边疆地区均衡发展的规模力。
规模力转变为结构力的意义在于:物质要素的规模增长要积累到引致结构变动的临界值才具备原有社会结构的解构力，但经济资源的规模聚集并不必然成为现代结构的建构力，它需要现代性的充分积累与系统建构的完整性。因而，边疆民族地区失衡纠正依赖于经济资源和生产要素集聚所形成的规模效应顺利地转化为现代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推动力。我国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发展失衡的深层原因是边疆传统经济社会结构在现代经济的冲击下已经全面性解构，但满足于发展需求的现代社会结构没有相应地形成，结构失衡成为边疆社会稳定的主要侵蚀力，更成为边疆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系统的内生制衡机制的缺项。因此，具有前瞻远见的国家边疆治理战略的主导方向是要将旨在主要限于推动经济增长的规模力转化为构架长期稳定均衡的结构力，才能获得由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系统内部结构支持的长期稳定态。
(四)稳定是发展方向一致的权力博弈均衡
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在发展资源的配置上国家权力结构的效率对实现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重大影响。“一个单一而又权威的中央政府的建立是1949年以来获得经济增长与社会整合的首要因素”。[20]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前30年，具备高度社会资源整合与动员权威的中央集权，实现了在现代化建设上的“强劲的冲刺”，但是直到快要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现代化路线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现代化进程甚至处于停滞状态，计划体制下的中央集权的资源配置效率受到质疑。改革开放以来，权力结构重新调整一直是引导现代因素增长的动力，计划体制下的集权式权力结构与传统社会中的分散性权力结构对资源配置的影响力均在减弱，引发了基于现代利益关系与更高资源配置效率的权力结构转型的需要。在市场经济取向并逐步主导资源配置条件下，现代化的推进要求社会管理的权力结构重心下移，国家对地方分权式权力结构应予于强有力的支持，由地方政府根据差异化的区域性发展机会与需求，在充分政治权限基础上自主规划目标、配置资源与实现发展。
这是因为，市场经济体制下，利益主体多元化与发展选择的多样化都衍生了较之于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复杂社会关系，而“在一个复杂社会里，维系共同体所需要的……是建立起能包容并能反映道德和谐性和互惠互利原则的政治机构”[21]。一方面，在实现国家重大战略决策的事务上，必须保障中央集权的权威，特别是对国家安全利益有极大影响的边疆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必须在国家战略构架下实施与推动;另一方面，要赋予边疆民族地区充分有效的政治资源，充分发挥其民族区域自治政治资源的作用，提高地方政府管理能力，在整合与调动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基础上，确保边疆民族地区政治资源最大限度地运用于支持其持久稳定的发展。
要充分认识现代化必将打破传统均衡的必然性，以及传统政治利益与权力结构所面临的解构风险，以及在新的利益关系下社会权力重构的必要性。“现代化导致缺乏共识”[22]，并必然带来社会的分殊化，由此引发地方发展诉求的多元性表达。而这种发展诉求明显受到“中心－外围”关系模式的压抑，使区域之间发展资源的分配呈不均衡状态，形成发展失衡的持续演化态势。同时，因发展失衡而引起的中央与地方利益的深度分化，必然导致地方政府、区域性社会组织对发展目标的选择、价值追求、发展条件环境等进一步的差异性需求与变化，引发强烈的保障地方利益、合理配置资源，地方分权的发展诉求。由于主导这一过程的因素很多已经成为市场体制运行的结果，国家政策主导下的区域失衡纠正与均衡发展调控能力将会减弱。因此，在差异化的利益结构中，边疆民族地区要依托自身能力、自主的调控手段和资源配置权力来适应千变万化的市场，灵活地配置资源与把握机会，高效率开发地方资源，最终实现边疆社会治理与持续发展。
(五)“风险规避整合”[23]到发展资源整合
1．体制外风险与隐患的规避与防范
每一个国家，特别是存在着复杂的历史、文化以及社会结构差异性的大国，在其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中都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不确定的因素，使国家战略对发展预期的通盘考虑难以周全、信息通道阻塞，很难整体把握不确定因素演化为区域不稳定事态的发生和演化过程，因此“风险规避”路径的选择必然存在认识与实践的“盲点”，利用各种社会资源进行“风险规避整合”的策略选择受限。另外“风险规避整合”存在着体制障碍。由于国家战略选择重点与区域协调手段的局限性，形成我国发展格局中的“中心”与“外围”二元区域结构，国家发展战略引致着事实上的分割状态，并形成内外有别的发展体制与格局，特别是处于远端“外围”的边疆民族地区的发展需求更容易滞留在国家体制外，无法整体进入国家发展战略系统，更因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战略的根本取向是一个市场化的推进过程，区域在进入这一过程的能力、条件差异很大，市场体制内外的区域分界仍然十分明显，国家边疆治理目标与市场发展的价值取向难以实现有机统一。另外，在国家战略体系中，经济发展战略具有压倒的地位，其他因素包括涉及边疆民族发展的很多重要关系和问题被忽视和边缘化，没有形成国家发展战略在内容与领域上的整体包容;在民族之间、区域之间以及经济社会、政治及文化等领域的多重整合格局没有形成，没有形成国家体制对发展资源在区域上的整合，在国家发展规划中没有真正体现均等化原则，更无法完全体现发展战略选择中对边疆民族地区重点扶持，导致国家主导的发展格局事实上存在着体制内外的区域分割。因此，如果边疆民族地区这些重要的因素存在于国家发展战略的外部，国家体制对其可能演化为非稳定事态与隐患的预警、防范、调控的可能性都很微弱，更难以将其纳入体制内有效地化解问题，顺利地并转化为发展内在动力。
因此，实现风险规避整合的先决条件是必须把体制外的风险与隐患纳入国家整体发展规划，纳入国家宏观管理与调控的大系统，在体制内推进发展资源的统筹配置，实现体制内的“风险规避整合”，最大限度克服由事实上的“中心”与“外围”二元结构导致的体制性分割，基于国家战略的高度整合边疆民族地区发展的内外资源，在文化差异性中推动均衡发展，在发展中实现区域利益的均衡，在区域均衡发展中规避风险、实现稳定。
在现代化进程中，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存在着外源性特别是由境外国际关系引发的问题，但是规避边疆社会安全风险的根本策略在于内源性发展动力的形成、长久的应对措施是在持续发展中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在发展中实现现代均衡。
2．边疆民族地区发展资源的整合
基于长期稳定目标的设置，纠正失衡的“风险规避整合”首选战略是最大限度实现内部外部发展资源的整合，以整合效率克服发展的瓶颈，形成内生动力。边疆民族地区是一个文化、宗教信仰、生活方式与民间习俗、社会发育水平等多样性极其丰富的地区，市场发育、产业成长、生产力以及人力资源等生产要素都处于低度发展状态，经济社会发展的内源性阻力很大。在社会转型过程中，一方面传统因素对现代化的抗拒远较东部发达地区强烈，迟迟难以融入现代化进程中;另一方面边疆民族地区的传统均衡又是十分脆弱的，在外来的现代化压力下普遍会出现传统的塌陷，而建构现代均衡的现代性因素较难由系统内部发育，导致边疆社会处于严重的失衡状态;更为重要的是传统均衡是由具有较高稳定性的传统文化支撑的，在以外来现代物质文化为强冲击力的文化冲突中，传统的物质文化的脆弱性与观念文化和制度文化持久抗拒形成鲜明的反差，它导致传统文化根基分化，引发传统文化系统的整体性被撕裂，并由所产生边疆民族社会文化生态系统的失衡。
因此，羁绊于其现代化内源性阻力的复杂性，边疆民族地区的现代化驱动阻力较大，过程缓慢并伴随着影响广泛而深刻的社会问题，发展失衡的纠正需要更大的投入以及社会公共资源的全力支持，任何单一的、短期的“风险规避”手段都不具长期稳定的有效性。应急策略不仅难以解决现实问题，而且将因时间、资源与机会的丧失而错失发展机遇。因此，边疆社会发展失衡的最终纠正，需要将现代要素广泛纳入边疆民族地区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系统，动员全社会成员参与，包容社会各阶层和利益集团，吸收和引入外部资源，进行全方位的发展资源整合，由此实现长期稳定与发展。
［原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
【注释】
[1]在19世纪，阻碍中国成功应对现代化挑战的因素是中国内部的环境，清政府下的中国社会政治衰败、人口增长、社会动荡及经济变化都迫使一个摇摇欲坠的政治制度选择了一种它无法接受的变革和无法应对的外部挑战，发生危机是必然的。但是，这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传统危机，中国在19世纪下半叶的社会危机是在外力影响下的“变化了的回应方式”，源于内部的传统危机与外部挑战叠加形成了中国现代化的反应类型。关于中国现代化的历史遗产与阻力的分析，参见［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页。
[2]蓝普顿认为中国领导层谋求实施大战略之际存在着维系社会稳定和减少大国阻挠两大忧虑，参见［美］戴维·蓝普顿著，姚芸竹译:《中国力量的三面——军力、财力和智力》，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显然，中国发展战略的选择，已经开始从被动接受外部挑战转变为主动参与国际竞争，国家战略所要面对的已经是怎样排除对中国崛起的国际干扰。
[3]［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页。
[4]［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页。
[5]［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25页。
[6]［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5页。
[7]20世纪90年代中期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政策，虽然对推动西部的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由于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重点集中在已经有较好产业基础和基础设施条件的大城市特别是省会中心城市，西部大开发政策的边疆联动效应是较为微弱的，由于城市经济的集聚效应和极化作用，事实上会导致西部边疆发展要素的进一步流失。
[8]战后，经济计划是发展经济学学者极力推崇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多数新兴民族国家发展战略的主要选择，但随着“国家主导型发展战略的效率递减……改进长期经济运行的唯一途径是从计划向市场转轨”。参见［美］詹姆斯·A．道等:《发展经济学的革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页。大量经验证实，国家干预越多，市场效率越低，因此中国的长期经济增长依赖于基于国家主导型战略的退出与市场快速推进的体制转型。
[9]现代化在国家体制上存在着两种模式，一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道路，二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支持两种发展选择的经济制度分别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在后冷战时期世界经济制度的选择逐步统一到市场经济制度上，其发展效率得到普遍的承认。
[10]有理论认为，在人均国民收入处于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经济发展阶段，社会阶层分化，利益集团大量形成，导致社会各阶层与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社会处于动荡期。
[11]引自于马克思《资本论》第一版序言。马克思进一步解释到，“我明确地把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限于西欧各国”，并非“一切民族，不管他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九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显然，以资本主义为开端的现代化与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不具连贯性，因此历史发展的阶段论很难用以解释当代边缘地区的社会发展。
[12]［美］塞缪尔·亨廷顿:《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117页。
[13]日本学者菽野佑三归纳了两种关系模式，“连续模式”指将现代化看作是类似于生物体自我增殖和组织分化，是生命过程和组织演化的连续过程，它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放置在一条连续线上;“隔断模式”指两种类型的国家处于彼此隔断的关系。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本文在其归纳基础上加入“关联模式”概念，既指以在一个统一的世界体系来认识两个类型国家在现代化发展上的关联性，也指国家内部的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关联性。
[14]［美］塞缪尔·亨廷顿:《现代化理论与历史经验的再探讨》，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3年，第132页。
[15]［美］詹姆斯·A．道等:《发展经济学的革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页。
[16]尽管新经济增长理论打破了传统的生产要素理论，但是，社会现实仍然赋予物质资本以极大的魔力，资本创造经济奇迹的光环并未真正解除，在国家政策与区域战略选择上对资本的追崇仍然十分强烈，人们有必要将视线转移到体现为无形资本的经济增长引擎上来解释发展失衡的原因，选择发展路径，弥合区域发展的差异。
[17]［美］戴维·蓝普顿著，姚芸竹译:《中国力量的三面——军力、财力和智力》，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6页。
[18]亨廷顿认为:“哲学假定、基本价值、社会关系、习俗以及全面的生活观在各文明之间有重大的差异。”这是导致世界冲突的根源，参见［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民族之间也会因为文化导向下的利益差异而发生排斥、矛盾和冲突，但是这与亨廷顿定义的世界文明体之间的冲突有质的根本不同，本文研究的我国民族地区非均衡发展原因，多数是属于“民族团结，共同繁荣”共同体内部中的问题。
[19]［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第7页。
[20]［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99页。
[21]［美］塞缪尔·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北京: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第8～11页。
[22]［美］戴维·蓝普顿著，姚芸竹译:《中国力量的三面——军力、财力和智力》，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年，第27页。
[23]“风险规避整合”取之于蓝普顿对国际政治竞争关系的归纳，本文借用于此表达边疆民族地区防范非稳定因素的一种组合策略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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