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 星 何 静
摘要:中国大学出版社自其萌芽以来已经经历了百余年的发展，因其身份的特殊性，其发展始终受到一对内在矛盾的制约，即出版的商业属性和大学精神之间的矛盾。这一对矛盾贯穿着中国大学出版社发展的始终，在出版社转企改制的大背景下，如何正确处理这一对矛盾，将直接决定着大学出版社的走向与命运。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对中国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及职责进行简要阐述，并对现阶段其存在的一些问题进行初步的分析和讨论。
关键词:中国大学出版社;发展;职责
由于各种机缘巧合，笔者曾于2013年底就“高校出版社走专业化、特色化和精品化的发展道路”这一命题开展了一系列资料搜集和整理工作，并就该命题进行了初步的思考。在此，特结合从事编辑出版工作以来的一些思索，对目前大学出版社在转企改制背景下的发展现状试作论述，并就本社的品牌战略谈几点粗浅的看法。若能效抛砖引玉之功，实为大幸。
一、中国大学出版社的职责
中国的出版力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中央部委出版社、地方出版社和大学出版社。目前，我国共有大学出版社百余家，约占我国出版社总数的20%，相较于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出版社，我国大学出版社不仅数量多，且其所占全国出版业份额比重也大，成为我国出版业中一支不容忽视、不可或缺的出版力量。
大学出版，又名高校出版，顾名思义，即“由隶属于大学的出版社共同组成的出版力量”[1]。美国大学出版商协会章程将大学出版社定义为“大学、学院或者类似机构的学术出版部”。作为隶属于大学的出版机构，其功能和职责势必与大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1980年，剑桥大学管理条例规定:“大学应该有大学的出版社，它应该使出版和印刷在各个学科为知识的获取、推广、保存和传播做出积极贡献，为教育、宗教、学术研究的进步做出贡献，为文学和优秀作品的推广做出贡献。”1983年在文化部、教育部联合发布的《关于建立大学出版社审批情况》[2]将出版教材和本校教师学术著作定位为大学出版社的发展方向和发展任务。可见，无论中外，大学出版的职责在于:服务于所属大学的教学与科研，促进本校及社会的教育事业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因此，只要言及大学出版社，就不可能对其所从属的“大学”避而不谈。
汉语将“university”译为“大学”，其意甚妙。中国自先秦时期起即于中央设立“大学”，其记载最早可上溯至五帝时期的成均和上庠，是当时位于王都的最高学府。郑玄曰:“上庠为大学，在王城西郊。”夏朝的东序，商朝的瞽宗，周朝的辟雍，都是其最早形态。至于后世，其形制多有发展变化，但都无改其为国家培养最高级别的管理和学术人才的性质。《礼记·大学》云:“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以中国传统文化所固有之“大学”一词作为源自西方的近现代高等教育机构的译名，除系其“高等教育”之意与本土传统文化完美嫁接，更超越了“university”一词拉丁语源的“多样联合”之意，直击高等教育的精神内涵——大学之高、之“大”，就在于其与仅着眼于识文断字、句读训诂的“小学”不同，除格物致知外，还在于修身明德、超越自新、追求真理、以臻完善。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就是大学精神。中国传统教育与西方近现代教育尽管在内容、结构和方法上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但二者在普世价值上却有着惊人的一致。反观出版，其基本属性不外乎三:意识形态属性、文化传播属性和商业属性。稍作对比即可发现，前两种属性与大学精神尚算契合无悖，但第三种属性——商业属性相较之下就显得似乎世俗不堪、格格不入，甚至与立意高远的大学精神背道而驰。而这恰恰构成了大学出版的一大内在矛盾。这一矛盾自其诞生之日起就根植于其基因之中，若非积累至一定程度，人们对其存在根本无从洞察。
二、转企改制前中国大学出版社发展基本脉络及其职责的实现
肖启明认为，自清末至今，中国大学出版总共经历了萌芽、基本形成、高速发展和品牌建设四个阶段[3];而张其友等则将大学出版社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即“学术性事业单位”“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和“转企改制”[4]。上述两种看法之所以存在差异，究其原因，首先在于两者考察时间范围的不同:就所考察的时间上限而言，前者早于后者，后者仅以建国为始，而前者上溯至近代中国第一家大学出版机构成立;就所考察的时间下限而言，后者则晚于前者，肖氏著作成书于2007年，虽然试点工作已然启动，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决定》尚未正式发布，大学出版社转企改制并未形成大的趋势，而后者却出版于2012年，大学出版社转企改制正是其研究对象。其次，其差异还在于两者考察角度的不同:前者系从大学出版社发生、发展的过程及其自身的内在理路出发，而后者则侧重于国家政策制度及行政命令的外在因素。故而，二者的差异不仅不相矛盾，还恰恰构成了对彼此的完善和补充，反而有助于我们勾勒出中国大学出版社转企改制前的发展历程。
从大学社本身的发展历程来看，其经历了萌芽、形成、高速发展和转企改制的过程。
第一，自清末第一个大学出版机构成立起，是为最初的萌芽阶段。最早成立的中国大学出版机构是南洋公学译书院(成立于1898年，后与商务书局合并，成立商务印书馆)，甚至有人认为可追溯至京师同文馆[5](建立于1862年，兼具培养翻译人才和译介西学著作双重职责;1902年并入京师大学堂，专设编书处和译书局)。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在近代西学东渐思潮中应运而生，于19世纪末按西方模式建立，因此，这些新兴的洋学堂并无现成的教材课本可使用，而是必须依靠自身的力量组织编写出版相应学科的大学教材及参考文献，而首要的就是对西学经典和学术著作进行翻译和介绍。南洋公学译书院出版发行的《原富》(严复译本)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出版物;而京师大学堂译书局和编书处则出版了《中国国际法论》(李大钊、张润之著)，《文学学音篇》(钱玄同著)，《印度哲学概论》(梁漱溟著)等大家名作，还有如《国学季刊》等影响深远的学术刊物。从京师同文馆和南洋公学译书院的建立及其职责即可看出:大学出版社从其诞生之初，就肩负着为所属大学提供教材和学术文献，并以此促进教学和研究的职责;同时，当其译介和传递的知识文明星星之火超越大学，传播至整个国家和社会时，其社会文化传播的功能和职责也随之得以实现。
第二，自1955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为大学出版体系基本形成阶段。1955年，我国现代第一家大学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成立，因而这一年成为中国高校出版社史上的一个重要分水岭。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高校出版社队伍真正得以迅速壮大是在20世纪80年代，更确切的时间则是1978年以后，因为，除了两家大学社，现有的大学社基本上是1978年以后才创立起来。“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国文化事业百废待兴，尤其是高校教学和科研对教材和教学参考用书(不仅仅包括教辅用书，还包括相关学科的学术著作)的需求十分迫切，满足大学教学和科研的需求成为高校纷纷成立出版社的最大动因。直至1995年底，中国大学出版社数量从原来的寥寥无几发展到100家之多。这一阶段最大的特点是意识形态突出，大学出版社的性质为学术性事业单位。而刚刚开端的改革开放，使部分大学出版社较早意识到出版的商品属性，而其中少数出版社从一成立就开始面向市场，在以后的发展中获益良多。
第三，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7年，是为大学出版社高速发展阶段。随着市场经济意识在全中国的进一步复苏，大学出版社的商品意识日益觉醒，其内部开始出现分化，一部分依靠前期卓有远见的布局和发展积累，成为大社、强社，如外研社、北大社、人大社、清华社，等等。而与此同时，深藏于大学出版基因之中的那对矛盾——大学精神和出版商品属性之间的矛盾，亦日渐为人们所发现。
如果说在前两个阶段，大学出版追求的更多是其意识形态和文化传播属性的实现，并且完全服从于大学精神和社会效益，那么在第三阶段，大学出版对自身经济效益的认识和追求，却使杠杆朝相反的一方产生了过大的倾斜，一些问题不得不引起人们的重视:个别高校出版社选题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为博人眼球、增加销量、谋取利润而推出大量超出其经营范围、格调不高甚至涉及违禁内容的出版物;有的为降低制作成本，或任用资历低浅的作者撰稿，或缩短制作周期，书稿内容、编辑审校和印刷装帧等不同程度地存在质量低劣，甚至粗制滥造的现象;同时，不少高校出版社还存在出租转包、非法竞争、管理混乱、买卖书号等乱象。对商品属性的过度追求，势必导致高校出版与大学精神背离，从而致使大学出版事业严重失衡，背离其文化属性。
有鉴于此，进入21世纪后，一些大学社重新对出版的文化性进行了深刻的反思，进入了对其商品属性进行“扬弃”和大力打造出版品牌的新阶段，是为品牌建设阶段。除了上述部分大社、强社，一些大学社开始探索自身的专业化、精品化道路，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打造自己的品牌，以谋求一席之地。这标志着高校出版社正逐渐走向成熟。
从体制上看，大学社从萌芽阶段开始即对所属大学有着较高的从属性和依赖性，虽然当时企业、事业概念不如当今这样泾渭分明，但其资金和人员构成大多都服从所属大学调配，例如南洋公学译书院，该院人员均由公学聘任并发放薪资。大学出版社的事业单位性质，应当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确立起来的。1986年国家教育委员会和国家出版局联合发布文件，对大学出版社的学术性事业单位身份进行了明确的定位，并规定大学出版社由所在学校直接领导，应由一名校(院)长分管出版社工作，逐步实行学校领导下的社长负责制;在财务制度上，大学社的基建、设备投资均列入学校总体建设规划和年度计划，而出版社的经济收益主要用于出版社的建设和出版学术著作的经济亏损补贴，收益较多部分则可适当上缴学校。[6]1988年，则发文取消了由主管副校长兼任出版社社长的规定，在出版社设立全职社长职位，并要求逐步实行和完善社长责任制，适当下放办社权限;同时，大学社仍由学校统一管理和核算，有亏损的可报请上级主管部门和学校给予适当补贴。[7]该文件还提出有条件的大学社可以独立核算，内部采用企业管理的某些办法，大学出版社改革已初现端倪。
1991年《高等学校所属出版社财务管理暂行办法》则进一步明确提出大学出版社为事业单位，在学校内部实行企业管理，独立核算，但学校保留其财务领导和监督权;其利润应全部上缴学校，作为学校基金收入，而学校需根据实际需要，按一定比例返回利润以满足出版社发展之需。这说明，自20世纪90年代起，中国大学出版即已进入“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阶段。2002年的《高等学校出版社管理办法》对双方的职责进行了松绑，规定作为主办单位的高校需提供所属出版社建设和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出版社则应设立学术著作和教材出版基金，以支持高校教学科研建设。
通过数字比较很容易看出，这种制度上的转变与大学社的飞速发展是有时间上的同步性的，而这种发展绝非同1991年以前一样体现在大学社数量的增加上[8]，而是表现在总产值和所占全国出版业总产值比重上。大学出版社从计划经济时期按部就班、坐等稿源、履行职责式的服务，转变为主动迎合市场，自主策划选题。编辑的关注对象从作者变为读者，其工作性质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有些活动能力和策划能力强的编辑甚至脱离了文案工作，仅通过策划、组稿和营销就能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这一时期，一些大学出版社在企业制度、运行机制等方面也做出了改革和部署，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提前做好了准备。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讲，大学出版社实行的“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的体制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对其发展起到过积极作用。
大学出版社的改革是在全国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下进行的，而其最大的时代背景，则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健全和发展。肖启明指出:“中国大学出版发展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有其内在的逻辑。它是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从计划经济转变到市场经济，以及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大学理念和出版理念不断碰撞、融合的结果。”[9]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是不断前进、不断积累的，我国大学出版社的体制改革也不会浅尝辄止。
三、我国大学出版社的转企改制
2008年底，在若干家大学出版社进行转企改制试点工作取得初步成效之后，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正式发文，推动全国出版社的全面转企改制，而大学出版社亦在改革范围之内。此举旨在改变国内出版社在长期以来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条件下，产权不清、责权不明、非企非事的现状，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出版社的改制，将使其彻底摆脱身为事业单位，承担着事业单位的义务，却享受不了事业单位的权利和待遇;身为企业，自负盈亏，却难以拥有企业自主经营权的尴尬境地。改制提高了出版社的市场竞争力，使其成为市场经济的真正主体之一。
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于2007年共同制订了高校出版体制改革工作的实施方案，并召开高校出版体制改革试点工作会议，19家高校出版社成为首批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如何积极稳妥地推进体制改革工作，如何在转制的过程中建立起科学合理的法人治理结构，如何积极探索转变机制，加强生产经营管理，促进高新科技成果的应用，重塑市场主体等，成为高校出版社必须解决的紧迫问题。高校出版社如果跟不上出版体制改革的步伐，就会由于体制的制约而丧失发展的主动权，就无法有效开发各种资源，实现更好更快的发展。因此，能否在出版业体制改革中乘势而上，是高校出版社面临的又一个严峻挑战。截至2010年，全国出版社基本完成改制工作，当然，大学出版社也不例外。
但是，如前文所述，大学出版社内部在上一阶段就已然出现了分化，社与社之间的发展严重不均衡，这种不均衡不仅仅是指其规模、产值和盈利能力，还包括经营管理模式。大学出版社发展到这一阶段，“转企改制已全面完成”前似乎应当加上“在形式上”四字更为确切，因为大学出版社所获得的独立经营权不仅有着程度上的区别，且部分大学社的转企改制流于形式，仍未彻底摆脱“非企非事”的尴尬身份，较之改制前甚至受到更多的掣肘，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
四、我国大学出版社面临的挑战
本文之所以要花如此之多的笔墨来阐述我国大学出版社的职责及其发展历程，除了充分展示其主要发展脉络，还有两个更为重要的原因:第一，揭示推动和制约我国大学出版社发展的一对特有的主要矛盾——大学精神和出版的商品性(换言之，即大学出版的职责与专业出版的使命;对于出版而言，则是其自身的文化性与商品性)在其过程中的此消彼长;第二，清理我国大学出版社在各个发展阶段遗留的问题。转企改制后的大学出版社，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继续面临如何权衡大学精神与出版的商品性的关系这一关键问题，并受到其旧有体制和发展遗留问题的影响和制约，阐明这两点，将有利于论述和探讨我国大学出版社在现阶段面临的问题及其解决之道。
(一)大学出版社核心出版物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
虽然我国大学社目前的学术和教育出版总量惊人，且不乏杰出的品牌和优秀的出版物，但总体上仍然存在水平不高、良莠不齐的状况。除其自身的原因外，中央和地方等综合性学术教育出版社、出版集团纷纷介入教育出版领域，也给大学出版社造成了空前的压力。成为市场主体，面临激烈市场竞争的大学出版社，其核心职责虽然并未发生根本性变化，但其首要任务却是求得自身的生存。
1．提高学术出版水平
虽然近年来我国出版的图书越来越多，其中也不乏精品，但却面临着一个尴尬的境地:采购规模和经费预算均属可观的北大、清华等著名高校图书馆，其每年主要采购对象还是国外的期刊、图书和数据库。近年来，我国虽每年出版约13万种新书，被著名高校图书馆采购的却不到5万种[10]。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是这些图书馆的经费不足，而主要在于我们出版的图书整体质量不高。究其原因，则必须具体到学术著作的出版，与我国出版业包括大学出版社在内没有形成良好的学术出版运行机制有关。学术著作出版标准不高，质量不严，很多出版社出版学术著作总是亏损，这导致学术著作的出版必须靠学校补贴或是科研经费和各级出版补贴的支持。这与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学术出版成为世界大出版社最重要收入来源的事实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尤其是发达国家，他们的学术出版物有着最稳定的读者群。这与这些出版社严肃的出版态度有关。例如，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学术著作要通过5名高水平的学术专家的评审才能出版。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方面与其他出版社相比本该具有明显的优势——高校人才济济、专家荟萃，但一些中小型大学社尽管背靠优秀的大学学科资源，但因出版水平和生产规模的限制，难以与一些同样具有学术著作经营权的集团化大社、强社相匹敌，最终沦为只能接受作者的科研经费甚至个人掏腰包补贴，为其评定职称而服务的“出版作坊”。
要改变这一境况，其关键在于理顺学术出版的机制，宁可在一定程度上牺牲眼前的少量经济利益，也要以严肃的大学精神和出版态度确定选题，从源头上提高我国学术出版的总体水平，从根本上促进我国学术著作质量的提高。
2．走教材出版的精品化道路
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曾在第六次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上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拿经济学的教材来说，20世纪80年代只有50多种，现在已发展到480多种，可是真正拿得出手、有影响的教材又有几种呢?”这一感叹并非夸大其词，而是包括大学出版在内的全国出版业的真实状况。大学出版社作为教材的主要出版者之一，必须面对目前我国在学科教材上低水平重复的问题。现在很多教材不仅名称基本相同，内容也基本雷同，一些高校排他性地使用自己出版社的教材，更是加剧了这一局面。另外，100多家大学出版社在教辅书上的竞争，也造成了教辅良莠不齐、内容同质化严重的问题。
因此，高校出版社必须实施精品战略，有所为、有所不为，以专业化、特色化、品牌化的基本思路，走专业出版的道路。事实上，近年以来，一些高校社如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等，就是充分利用专业资源优势，在各自的领域创造出了自己的品牌。
(二)发展内容产业
随着科技的发展，新的媒体形式不断涌现，而所谓内容产业，即是指以数字化为技术手段和主要特征，通过数字化手段和方式向需求者提供各方面资源与内容服务的新型产业。内容产业是伴随着新的数字出版时代的到来而发展起来的。以网络技术、数字技术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促使出版资源的相互转化更加便捷。互联网、手机等网络通信工具的出现，为出版传播提供了更为方便的阅读载体，越来越多的读者已经开始习惯使用数字阅读的方式，数字化出版物正在走入寻常百姓家。可以说，基于数字和网络等技术的出版方式的变革使出版业正处在大变革的前夜。
强调“个性化服务”和“大规模定制”的数字化出版正在改变着传统出版的业态，它对处于后改制时期的大学出版社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事实上，数字出版不仅可以对品牌创建起到宣传推广的作用，更应该是大学出版社大有作为的一片天地，因为依托高校，他们有着充足的人才资源、智力资源、知识资源、教学资源、学术资源的储备;而现代教育的发展也要求高校出版社在数字出版上有长足发展，例如各种入学考试培训、专业授课和学习、远程教育、成人自考、职业培训考试等。尤其针对受众窄、读者群分散的学术类图书，数字化更能适应市场的需要且逐渐形成自身的盈利模式。尤其是大部头、大体积的多卷本资料性学术文献，其购买和收藏条件对普通学者和学生而言都是不可承受的，一旦数字化，则可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使更多的参考性学术文献能够摆放到更多读者的桌案上。例如，“《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全文检索版”数据库的研制造福了千万文史古籍研究者，不仅使“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还大大简化和方便了学者对文献的检索和使用。其给研制发行者所带来的巨额经济利润，自不待细言。因此，发展数字化出版物，对于大学出版社及时调整经营发展策略，实现其商业属性与文化传播属性二者的融合具有重要的意义。
但是，大学出版社对这场变革的反应较为迟缓，不少出版社还在犹豫观望，加之历来过多的受到政策制度方面的约束，宁愿无所作为，也不愿承担责任。如何转变观念，由单一的教材提供商转变为面向教师和学生的内容提供商和内容服务商，从而提高自身的实力和竞争力，对高校出版社来说是一个挑战。
(三)继续推进体制改革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出版业格局的变化，以及出版产业的不断壮大，这种体制在出版社究竟是“事业”还是“企业”的问题上的定位模糊，制约了大学出版社的进一步发展。大学出版社在产权归属等问题上受到比其他出版社更大的掣肘，如何协调和处理与主办高校之间的关系，甚至可以起到决定出版社生死存亡的作用。这个管理制度层面的问题，不仅涉及人力资源，更涉及财务制度。
1．人力资源方面
(1)管理层:即便在转企改制完成之后，仍然有近90%的大学出版社由主管高校派遣社长，一些出版社甚至连总编辑、副社长等管理岗位也由学校直接派遣，其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社长负责制推行不甚到位，出版社自主经营权大打折扣，从而滋生了我国大学出版社领导机制的一系列问题:管理人员流动性大，非专业程度高，严重影响相关决策的正确性和企业经营的效率。因此，如何保证出版社经营权的自主性，减少其受到来自主管高校的行政影响，成为大学社发展需要跨越的一大关隘。
(2)企业员工:截至2001年，我国大学社总员工数为8944人，其中事业编制员工5652人，占总数的63.2%;而到2009年，总员工数为10577人，事业编制员工为3831，仅占总数的36%。通过数据比较可知，转企后学校事业编制员工正逐年下降，这在一方面减轻了主办高校承担的人力资源压力，另一方面赋予了出版社更灵活的人事权利，可随时根据企业发展状况调整人力资源规模。但是，一旦彻底抛开事业编制的人事聘用制度，如何借重大学相关学科和专业的学术背景，从相关专业引进人才，尤其高学历、高水平人才，以保证本社编校人员的专业素养和编校水平，就成为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尤其对于中小型大学社而言，过高的薪资水平成为他们聘用高水平人才的沉重负担，因此不少大学社仍借由事业编制的有利条件，吸引更多的优秀专业人才;同时，一些主办学校也将保持事业编制员工在出版社占有一定比例作为维系双方从属关系、提高大学社学科专业编校出版水平的人事措施。目前大学社事业编制和企业合同制员工虽已基本实现同工同酬，但在一些具体的人力资源政策上还存在相当大的差异，例如福利待遇和职称评定等方面:事业编制员工除了出版社本身福利以外，还可以享受来自学校的一些有利待遇，但同时，他们也必须接受相对于合同制员工而言更为严格、竞争更为激烈的职称评定。因此，作为大学社，事业编制和合同制本身应当没有太大的矛盾，最为重要的应该是如何尽量消除二者之间的差异，从具体而富有实效的角度实现二者在分工、付出和所得之间的平衡。
2．财务制度方面
主办高校一般对所属出版社都有所扶持，但同时也要求出版社对母体高校进行反馈，方式一般有上缴利润和设立出版基金两种。对于中小型大学出版社而言，为了尽量保证学校规定的利润上缴额度，一些出版社甚至无奈做出年年亏损的报表，而盈利水平恰恰是出版社评级的指标之一，这对于中小出版社而言无疑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因素。同时，上缴利润将直接影响企业对生产规模进行再扩大，将严重制约企业发展。虽然部分利润将由学校分别返还给出版社和作为解决出版社事业编制员工退休后的工资福利开支，但其负面影响不可忽视。一些大学出版社返回主管学校的利润甚至高达其总利润的50%以上，剩余利润在发放了员工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以后几乎没有结余，遑论扩大再生产?因此，相当数量的大学社除了完成上缴利润指标，始终保持着一种清静无为、不生不灭的状态。既然上级管理部门已然确立了以设立出版基金的方式支持主办高校的科研发展，那么是否可以换一种方式来实现对主办高校的反哺呢?尤其是对于一些销售利润不高的中小型大学社，这样一来，既可以扩大再生产，另一方面也能起到反哺母体高校科研学术事业的作用，还能扩大出版社对本版书的投入，有效组织到本校特色专业的优秀学术论著稿源，对于提升其出版物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力不无裨益。实在是一箭三雕。
繁荣学术、服务科研乃是大学出版社的天职，但其经济效益也不容忽视。[11]“……大学和出版毕竟是两个行业，它们的核心理念并不相同，比如出版有明确的商业属性，而大学则没有这种本质属性。因此，大学介入出版，两种理念、两种力量必然会发生碰撞，在碰撞中寻找平衡和融合。”[12]如何在二者之间求得平衡，仍是一个重大且关键的核心课题。以上几点看法尚不及大学出版社建设和发展过程中所存在问题之一二，且与其他已有相关论述相比尤为粗浅。忝书于此，望各位方家同仁不吝赐教。
【注释】
[1]肖启明．大学出版精神与大学出版社的发展——中国大学出版发展文化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1．
[2]张其友，李桂福．转企改制后大学出版社发展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2:9．
[3]肖启明．大学出版精神与大学出版社的发展——中国大学出版发展文化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张其友，李桂福．转企改制后大学出版社发展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2:9．
[5]张其友，李桂福．转企改制后大学出版社发展研究［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2012:3．
[6]国家教育委员会，国家出版局．高等学校出版社工作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86〕教理材字006号)．1986－10－27．
[7]国家教育委员会，新闻出版署．当前高校出版社改革试行办法．1988－11－4．
[8]1978—1991年，全国共计新成立大学出版社82家，而1992—2001年新增不过10家。
[9]肖启明．大学出版精神与大学出版社的发展——中国大学出版发展文化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0]王庆环．高校出版社面临四大挑战［N］．光明日报，2007-9-19(10)．
[11]范军．专业出版:中国大学出版社的重要职责［J］．大学出版，2006(2)．
[12]肖启明．大学出版精神与大学出版社的发展——中国大学出版发展文化研究［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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