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导言

民族志导言_徽州传统村落社会—许村

劳格文

（王振忠译）

2009年5月30日，许骥陪了我们一整天走访他的老家，那是很值得回味的一天——我们参观了许村被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几乎所有的15座古建筑；拜访了乡村耆老，如当时80岁的许开泰和86岁的许望紫；还在许骥家里吃了顿丰盛的午餐。之后，经过两年多的时间，主要是在暑期、春节放假期间，许骥围绕着主题作了深入考察，写成了这本书。其中有很多珍贵的地方文献，特别是账本和有关地方节庆的口碑描述。

历史性的素描

许村距离歙县城关（亦即帝国时期的徽州府）西北21公里，据说在6世纪初，退休太守任昉最早定居于此，故有“昉源”之称。此后，任昉被当作地方社神受到奉祀。据南宋景定五年（1264）国子祭酒许文伟所撰的《富昇大社碑记》记载，当地自536年起开始奉祀任昉，其时任昉有一个影像。之后庙宇经常被重修，最后一次是在1219年。可是在1264年撰写这个碑记时，社庙已颓败不堪。新建之庙保持了原先的方向，另外，屋顶原是草的，现在改成瓦的，原来的土墙则改作砖砌。像居中，手持朝笏，与先前也有所差别。一直到1837年庙被洪水冲走，这是许村唯一的社屋。

第一个到达此处的许姓人家，据说是高官许儒的次子知稠。与徽州不少姓氏一样，许儒也是因黄巢之乱而来篁墩避难的人。他的4个儿子都分散到各地，即婺源、饶州、歙县许村和休宁4处。许村一名最早见于1056年王安石所写的一个谱传，可是在我的印象中，比较可信的记载是进士许霖于1261年撰写的序文，其中提及许村之名。

这虽然是一种标准的徽州传说，但也可以看出，及至南宋末年首度提及许儒故事时，本地许姓在地方和国家历史中的角色已有了根深蒂固的影响。因为从1012年出了进士（第五世许俞中）起，到1257年许幼学考取进士，这245年间，许姓总共出了19名进士^[1]，令人刮目相看。在南宋，整个徽州出了101名进士，许村出了12名，其中淳祐年间出了5名。及至明代虽然下降到4名进士，清朝则1名进士都没有，可是举人却反而大幅地增加（明朝有7名，其中4名在1617—1639年间。清朝则有13名，其中5名是武举）。在这四个朝代，按照许骥的统计，许村出了更多的官员：宋元出了29名，明清出了112名。许村文人辈出，其中许伦的《涉斋集》被收入《永乐大典》。对教育的投入持续到了20世纪，1907年第一个新式学校在统宗祠建立。民国时期，歙县有32个新式学校，其中4个设在许村。最有名的是盐商许家泽在1927年兴建的，他的6个孩子中有5个都在那里读过书，之后到外面出国留学，拿到博士学位。从1927年到1949年，该校毕业生不少都成了大学教授，其中的许根俊荣任中科院院士。所以本地有句顺口溜说：“南吴北许，东叶西郑。”很明显，“北许”当之无愧。

宗族建构

从第9世宾公开始，许氏分成东、西二支，宾公长子璙为东支始祖，次子理为西支始祖。在明初，富商许洪寿的6个孙子变成东支的“六份”，也就是东派的六大支。其中两个绝子，一个迁走了，剩下三个产生了所谓的十门。从许骥所列的表中可以看出，这十门都可以追溯到19—22世。最大的邦伯门，目前总人口397人，从21世到25世又分了四个房，各有他们自己的祠堂。东派许现在居住的自然村是东升、前溪和高阳，总人口1　101人。西派从12世到19世分成十门，现在的总人口是1　264人，主要居住在环泉、金村、许村学校一带。目前许姓在许村行政区占了总人口的47．7%，民国时期则是67．8%。第二大姓为吴姓，仅占总人口的4．5%。经过对歙县档案中有关土地所有权的细致分析，许骥的结论是——许村其他的姓氏，基本上是许姓的佃仆。

利用邦伯门的族谱，许骥统计了它的人口发展——从21世一个男丁到26世122个男丁，再到27世忽然下降到18个男丁。对于个中的原因，许骥的假设是1607年有一次很大的水灾。到了33世又升为125个男丁，可是历经三世的稳定，及至37世又下降到38个男丁。西派最大的环里门，从12世开始到26世达到了顶峰，有437个男丁。27世又下降了，才312个男丁。28、29世又有一点提高，可是之后一直走下坡路，从29世的350个男丁到32世的238个男丁，再到35世的92个男丁。

1536年以前，奉祀远祖的唯一办法是将他当作神在庙里祭拜。许村比较古老的庙即协忠庙，是1343年建的，祭拜在睢阳抗击安禄山的中唐英雄张巡和许远。本地许氏将758年去世的许远当作徽州始迁祖许儒以上五代的祖先。根据许村祠堂统计表，环里门的老屋为明初所建，邦伯门则是嘉靖年间兴建。所谓老屋，一般认为是许知稠的，可是里面所拜的却是环里门十二世的许仁棠。邦伯门建祠用的老屋，则是许都福（1357—1431）的，此人即许伯升的大儿子。伯升出自元末的一个富商世家，其高祖为许著。许伯升在元末利用其财富组织村民保卫桑梓故里，因此被任命为汀州知府，1383年卒于官。这两个门改变了一个古老的习惯，即将老屋改成功德堂，其中的变化是这些老屋不住和尚，而且祭祀也不由和尚来做。

环里门1897年曾维修，现在是一个牛栏。邦伯门在1918年至1924年经过很重要的重建和维修，到2006年被宣布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9年，又用难以置信的巨资加以维修。

经常提到的其他的门，有东派的邦宪门、祥里门和郡伯门，以及西派的大宅祠，这些祠堂的建立时间分别是明代中叶、明初和明末，以及1605年。邦宪门祠也叫大墓祠，是许伯升三子美祖的支祠，它在1695年由29世的许三用重建。祥里门也叫观察第，是为许伯升四弟许周建的。许周因病早逝，其妻终身守节，未曾跨出家门一步，抚养遗腹子许天相成人。许天相后官至观察使，故称观察第，现在所见的祠堂为1812年重修。郡伯门俗称种福厅，为东支21世祖许伯升四子泽同的支祠，始建于明代，光绪年间重建，于1983年被拆毁。大宅祠也叫云溪堂，是属于许氏西支13世祖许承信的支祠。传说宋钦宗时，大宅门富商许克复捐助军饷抗金，皇帝为嘉其义举，钦赐为“大宅世家”。该祠清代曾大修。许村的大宅祠和邦宪门两个祠堂，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都是储藏生产队粮食、农具的场所。1997年大宅祠中进倒塌，现存门楼后进。这两个祠堂在2006年都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第三个房派叫城东，是西派17世的许暹迁往城东而形成，正德年间建有自己的祠堂，明末重修。主体的东侧为“责难陈善”堂，相传这是为供奉官至二品次辅的许国而立，堂上有万历皇帝御笔题写的褒奖词“责难陈善”。1725年到1740年经过大规模的重修，包括有义仓、文会、义学和社屋（原来的“责难陈善”堂改为“高阳祖社”）。

可是最有意思的是东西两派的总祠，它是邦伯门26世富商许世积之子在嘉靖年间兴建的。及至万历年间，因祠堂年久失修，许氏即将祭祀移于大观亭东侧的任公祠内举行，但这一举动却遭到以任姓为代表的其他姓氏的反对，为此，官司打了十余年，最后以许氏的胜诉而告终。不过，其他的姓氏却并不服气。1691年，城东派许国之孙许志宁建议将祠建于许村的四山楼，他的理由是祖父许国曾在那里读书，可见四山楼肯定是一处风水宝地，“文峰抱其前，武山障其后”。到了太平天国时期，祠堂中进被焚，后进继续供奉神主牌。及至1907年，前进被用作新式学堂的校舍。

祠堂的功能，与更早所成的功德堂之功能相同，都是为了祭拜祖先。可是，如果没有经常编纂族谱，以了解活着的和过世的宗族成员，此一崇拜难以为继。死者在祠内有神主牌，有坟墓需要祭扫；而活着的人则有权利和义务参与祠堂和坟墓的祭祀，并在之后分得胙肉。这就是为什么要兴建或重修祠堂，并同时编纂和重编族谱的原因。按照许骥的“许氏宗谱编修一览表”（表3－14），早期的谱编成于1056年和1261年，分别由进士许元和许霖所修。许霖所修的族谱是许村东支首编，之后是1373年许伯升重修。第一次有东支刻本，是许天恩在嘉靖年间所修。而首度有东西两支的统本，则是许绍祖在景泰年间所修。不过，尚存的统本最早的是方陶山在1569年所修的刻本（方陶山亦即1562年《新安志补》的作者）。之后的总谱是1645年，然后是1695年许志宁所修的刻本。其他所有表上的谱都是房谱，有的是刻的，有的则是手抄本。西派唯一的谱为1789年刊刻。东支则在1569年另外做了一个刻本，之后只有手抄本，有些是房派的谱。许骥表上最后的谱，是1950年西支环里门的一个抄本。城东派从1056年到1737年共修了12次谱。

有关宗族建构问题，最有意思的是东、西两派对宗族早期历史的不同看法。从许远到许儒，其间，城东谱只有两个人，而东、西两派则统一有四个人。可是更为麻烦的是，东、西两派对他们北宋时期的宗族史产生分歧并进而引发了摩擦。他们第一次共同修谱，就发现了这个问题——绍祖属于西派，当时人数比东派多得多。按照他的算法，他们的辈分比东派大四辈。东派在1569年看到方陶山是按照绍祖那样修谱，就决定自己另行修谱。问题何在呢？东派是追到第二世许知稠，而西派则是追到第五世许会，所以西派的辈分就高多了。到1872年，西派与东派打起官司，一位新上任的县令认同了西支的看法，所以他们在1873年一月要将审判的告示贴在邦伯门。农历二月十四日，西支就将刻好的宪示碑文抬到邦伯门，正准备竖立，突然遭到数十人的阻拦。最后，西支不再坚持将之竖在邦伯门，而是将碑竖到许氏统宗祠，该碑于“文革”期间被毁。

许骥很细致地描述了修谱时如何利用族规与词汇，以创造和表达建构宗族的理论基础，其中的一个规矩是“记善不记恶”。东支1569年的谱明确规定：“有他姓入继紊乱吾宗者，不载，所以别玉石也。”妻缺姓，是因为她们都改嫁了。如果妻子为他生了孩子，还是要载娶了某人，但不记她的姓，这是为了隐恶扬善。倘若出家为释道而断了子嗣，就写“自绝”二字。对于年纪尚轻的释道之徒，宗族还指望他们将来会还俗继其子嗣，则书“将自绝”。为了避免不肖子孙贿卖族谱，根据规定，想拿到一套族谱，需要及早登记，分别领取收藏，原板则即行销毁。每部族谱均按千字文来编号，有多少页码亦须明确标明。有的姓氏每三年的春分祭期，各携字号原本至祠会验。倘若有鼠损油污、磨坏字迹以及妄增删改的，族众就会根据情节轻重加以惩戒，并将族谱收回，另择贤者收执。总之，“族之人，其初一人也。一气流传至于云仍而不可穷也，是可无敦睦之义乎”。

利用档案以及本地的账本，许骥为我们展示了宗族理论以及有关成员与仪式的各种规则，理论与规则共同建构起宗族的两个功能，即在常祭祖先的基础上有如地方政府和公司的职能。他利用1950年的土改档案，发现在环泉的总祠一本堂有73亩地，租金有4　345斤稻谷。就支祠来说，邦伯门的土地最多，有55亩，3　345斤稻谷。郡伯门的土地有54．5亩，3　738斤。他用1929年的一个账本来反映邦伯门维修祠堂的资源：一是历年族产收入的节余；二是个人的捐赠；三是其他支祠的报效；四是祠堂人丁的摊派；五是本祠进长生牌的收入；六是田地租金的收入；七是变卖族产的收入。从中可见，将近60%来自租金。而管理族产，总是各房轮流照管。

从1848年的一张神主票可以看到，先由子孙提出申请，然后经族长勘验后方能进主。子孙捐过一笔钱，然后得到一张进主票作为凭证。捐的钱用来买祀田，普通牌和长生牌的费用相差71．4倍。有功名者、节烈妇女以及受到朝廷旌表的孝子顺孙可以免费入主祔祀。最高的待遇是在祠中悬挂画像，以褒奖有地位、有贡献的宗族成员，悬挂的位置不在寝室，而在中进的右厢。神主是放在后进，每隔30—50年（也就是修谱之间）就要理一次主。中间一栏供放的是永久的长生牌，左右两侧则为一般的神主牌。属于某一支的近几世祖宗之名讳，誊录到一个大牌位之上，然后将原来个人的小神主牌抬到宗族的墓地里去埋葬。之后要拖猪接龙，即在来龙山上将猪戳上一刀，然后将流着血的猪放在稻草编的草橇上，拉着草橇跑向祠堂，并将猪拖过祠堂的每一个门，让猪血滴在每一个门槛上。最后将猪褪毛开膛，摆在天井左侧，右侧则摆着宰杀过的羊。此时，道士登场，站在祠堂大门处念经。然后向门外抛掷龙子（即鸡蛋），族众则在外头接抢，以不落地、不打破为佳。最后，举行牌位开光。当晚举办分胙晚宴，族众尽欢，有财力的还要请戏班来唱戏。

祠堂不只是为了置放神主牌和祭祀祖先，它同时也是一个法庭以及求子和祝寿的场所。一家娶新媳妇时，先将一个大红灯笼挂在家中大厅之上，整个灯笼是1．5米高、1．2米宽，一家亲朋聚于灯下开筵庆贺。翌日，再将该灯笼挂于本姓祠堂中进的横梁之上。还要将先前还灯者在祠堂中进梁上留下的“灯罩”接回家中，挂在厅堂之上。同时，在祠堂原来挂“灯罩”的位置上，用红绳挂一个“抢位”的木雕寿桃印，此举意在表达抢先生子的愿望。婚后生子，在来年的正月初九这天，要将添丁灯挂在自家厅堂灯罩之下，当晚请亲戚到家里来吃暖灯酒。正月初十一早，本祠堂所有人家15岁以下的男孩都要到添丁之家去打锣，恭喜添丁。之后，一位德高望重的长者将灯笼从东家取下，撑到祠堂张挂。当晚，到祠堂去领取半熟酒菜，这场宴席上的菜是不能吃的，只有本族15岁以上的男丁才有资格参与。“灯菜”分完之后，大家带着半熟的八样菜回家，待重新加工后方可食用。正月十一晚吃“还灯酒”，就是请大家喝自家酿造的甜米酒、吃连锅面。这天全族的人都可参加，男子还是按头天的位置就座，妇女则只能站在桌边。吃完，族长带领全族人在祖宗牌位前焚香纸跪拜，向祖宗禀告宗族添丁，祈祷祖宗保佑孩子健康成长。拜完，将挂在中进的添丁灯取下，敲锣打鼓，送到相关的社屋。挂灯一直持续到正月十八，十九日才将灯取下焚化。

对于宗族成员犯错，小错的就口头警告、罚胙、鞭笞、罚银，可是如果有悖宗法伦理，则要开祠堂门审判。可能会要求犯罪的人“打马游街”，就是用绳子将人手臂的上半部分绑起，以保证其人的手还可以打锣。受惩处的人一边打锣，一边诉说着自己的罪行。跟在后面的另外一人手拿竹枝，边走边打，从金村一直游到沙堘。倘若是公公骚扰儿媳，被儿媳娘家人告到婆家宗族后，则由宗族裁定，允许媳妇用刀剁砍婆家的门槛。如果族中有人沉溺于赌博，弄得家破人亡，可以将赌徒绑在宗祠前的柱子上，扒去他的上衣，将牛屎涂满他的全身，并塞入嘴中。

经济

根据1950年的土改档案，许骥制作了各姓所占土地的比较表：许姓户数400户（男598人，女694人），有81条水牛，自耕田569．79亩，出租田1　308．14亩，佃耕的土地1　233．32亩。其他姓氏加起来计有254户，54．5条耕牛，自耕地354．83，出租地409．41，佃耕地1　233．385亩。其中，第二大的吴姓有40户，没有耕牛，自耕地76．82亩，出租地24．8亩，佃耕地186．11亩。许姓所出租的1　308亩，其中93亩属于大地主许仲修，此人也是20世纪30年代许村最富裕的商人。另一个地主许子华出租的土地计有200余亩，而在本村却只有18亩。专门佃耕的占总人口的16．47%，而专门依赖出租土地者占19．75%，既有自己的田同时也佃耕他人田地的占36．74%。

许村的主要作物是水稻、大麦、小麦、油菜、大豆、花生、玉米、高粱和红薯，每年插秧是在五月中下旬到六月初，夏天最主要的耕耘要用石灰，这除了要达到杀虫、除草的目的之外，还为了中和酸性土壤。及至秋天，将水全部放干，让太阳将田晒开裂之后，才可以灌水入田，灌水后就可以挑猪粪、人粪、草木灰和菜枯来施肥。农历八月下旬到九月下旬是收割的季节，农历十月开始种麦，冬季的水田除了种些油菜、青菜和萝卜之外，大部分的水田都处于休耕状态。直到道光初年，玉米才开始种植，不过很快就相当流行，因为比起大米种玉米更能赚到钱。食用油有三种，分别由油菜、黄豆、芝麻制成。油榨去油以后的下脚料为菜枯，是当时的一种重要肥料。桐油则因其防水效果好，常被用来作为油纸伞、雨靴外层涂料以及油漆的原料。

在1949年，如果不算石匠、木匠、裁缝、屠户，有13户专门做手工业的：制香业1家，洋铁铺1家，铜匠铺1家，漆匠店1家，豆腐作坊4家，理发店5家。1949年有关税务的档案资料显示，35家商店中，有17个卖杂货，还有没有登记在册的卖肉和菜油各两家，两个客栈，一个卖药的，还有一个织布的。许骥在做田野时也发现，还有更多没有登记过的手工业：四个裁缝，两个锯板匠，两个做纸扎的，两个轿行，一个做糕饼的，一个做糖的，磨米是用水碓，一个卖烟的，一个开松脂厂的，还有另一个做卷烟的，三个茶厂，一个机制磨坊，总共有62户做手工业和开小商店的。手工业者大多数是流动的外地人，他们颇受当地人的歧视。民国初期，有3个当铺。最有名的手工业者是做油漆的徐开富，来自江西。他父亲是19世纪50年代来到许村，在光绪年间开了一爿店，及至1949年其孙子当老板，鼎盛时期的店员计有40人。由于油漆店也做棺材和家具，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也会做神像和神主牌的开光仪式。

许骥利用到比较有趣的地方文献，如道光年间前溪胡社明、胡有明的账本。据此可以了解到税赋、收购和各月所花费的钱，从替人家挑粪到参加大王庙会的费用都清清楚楚。1839年胡有明的开支如下：生产支出20．68%，生活支出56．43%，祭祀支出15．43%，修理支出3．06%，租税支出4．4%。从1839年到1845年，所出众钱占总数11．44%，其中桥会、水口庙茶亭免费供过往行人饮用，是其中的两类开支。红白喜事的庆吊总支出是11．25%。据他说，这些家内仪式的费用跟现在大致相当。账本还记录了民国时期一个富庶之家婚庆贺礼的支出，也同时记载了所送礼物及其回礼的具体情况。按照本地的规矩，回礼之多少一般是按送礼的多少来折算的，其标准在20%—50%。《礼簿》中之所以要将各人礼金作详细的记录，是因为它是将来回礼的依据。有些不太富有的亲戚为了面子，可能也会凑上两百元来送礼。当然，东家一般心里有数，回礼时尽量会多回一些。

上面提到的许克复以后许村第二个有记载的商人，是1200年前后东支的许著，他“筑亭藏书，辟圃种花”，与他同时的还有西支的许宏甫，当时有六百亩土地。许著的孙子许洪寿，上面也曾提及，“宗族有孤弱者收养之，贫乏者周给之”。1292年重建任溪新宅，建楼于其东，藏书数千卷。又尝捐金建任公桥，作彦昇亭于昉岭，造忠烈庙于登堂。“许村富商统计表”（表6－1）总共列了明中叶（1488—1566）19个人，明末7个人，清朝6个人。其中，应当特别提到许景高，他在正德年间重建了善德桥头忠烈庙。许大兴在淮、楚做盐业经营，1514年60岁时回家。许良玉在明末修了宗祠，也编纂了族谱。许世松明末在扬州从事盐业致富，也在桑梓故里建祠修路。在明朝，有好几个商人都在苏州活动。

许村的商人主要是做木材、盐业、粮食和布匹等生意，从明中叶起也从事航运事业，甚至亦参与倭寇的活动。在许村，参与茶业经营是太平天国之后的事情，郡伯门房支中，有许元镛（1836—1910）、许元松（1855—1918）两兄弟在上海设立茶号，与英国人做外贸生意，特别出名。许元镛在许村种福厅旁设茶庄，元松在屯溪开了“珠升记”茶号。当时坐船到上海来回要7天，另外两位许协兴和许华春在大墓祠建了茶叶加工厂，茶叶装箱，每箱重50斤，然后用毛驴或大马走60里运到朱家村装船，由新安江运往杭州，再由杭州转运上海。从上海赚到的钱，一般是汇到歙县北门外的裕大布店，再用毛驴将大洋驮回许村。他们的儿子在九江投资当铺，在南昌开纸店，在杭州做木材生意，在南京经理布店、绸缎店。道光以后，随着盐商的特权被取消，徽商的元气大伤。可是在1857年，许炳勋在扬州石牌楼15号创立“永隆”盐号。之后传给他的儿子许家泽，再传给家泽之子本仁和本怡。当时，“永隆”盐号拥有盐船70多艘，每年正月十八，就开始准备将扬州的盐发往各地盐仓储存，以待出售。

民国时期，许村最大的木材商人是许士樾，因为许村周围童山濯濯，只有较偏僻的岩源尚有木材可以交易。要将木材运往茶坦，顺富资水运至许村，等着梅雨时节春水泛滥，再从汪村聘请专业的放簰师傅到许村，然后等山洪暴发之后就开始放簰。木簰常常要绵延一里多长，先运到渔梁坝，再将木簰重新加以捆扎，往往要扎成一米多高，簰工还要在上面搭起木棚，经过新安江运往杭州。

从一册1839—1846年的胡姓账本中，许骥找到了当地的几个商店，其中有个装裱店属于大庙（即协忠庙）。根据这个账本，可以仔细分析当时的物价。总共28种物品的物价，其中最贵的是本家送来的大锣，单价为1　400文。当时一石米即150斤，要2　600文。总的来说，他发现——当地手工业品的价钱，是现在价钱的十分之一；盐巴反而是当时比现在高出2．5倍；其他的如米、纸、草席、雨伞价钱跟现在差不多。还有经济作物如茶叶和棉花，茶叶现在已是许村最重要的经济作物，为最重要的收入。当时黄牛要2　550—5　300文，水牛是7　600—12　500文，驴是3　300文，现在一头水牛则要8　000元人民币。

民俗：死亡

书中有三章谈民俗，其中第一章是有关丧葬习俗：人老了，先得将自己的棺材准备好。许村人把做棺材称为做“合寿木”，算是一件喜事，至亲好友在动工那一天都要登门道贺。每年一般都要在外面上一遍生漆，棺材存放的时间越久，上漆的次数就越多，寿木就越发显得锃亮。棺材头部的外观，一般都雕有一个圆形的大“寿”字，寿字四周刻着四只蝙蝠。脚部刻上一个牌位，棺材盖的内部则要用纸画上太阳、月亮、星星、黄泉路、奈何桥等。在1899年，做这么一个棺材得花25元，其中将近一半是上了三遍油漆，都是同一年做的。做寿衣，给裁缝的价钱要给双倍工资。有“上九下七，重重绫”的说法，并且每层衣裤都要以不同颜色的绫做成，最内一层为白色，最外一层为大红色。寿衣没有扣子，全用带子系上。

人一死，先要撕去衣扣，撤去床上的帐子，以免灵魂被扣子扣住、被帐子网住而不能升天。再要捋直死者的手脚，撤掉枕头，垫上瓦片，以保证尸首在僵硬之前有一个端正的姿势。还要在死者脸上盖上一张水纸，然后是焚香纸，子孙跪拜哭丧。如果老者去世的年龄是81岁，则不能马上哭丧。因为许村有“八十一，死不得，死了儿孙没饭吃”之说，所以先要在邻居不知情的情况下去讨一碗饭，饭讨来后方可哭丧，意思是子孙已经是要饭的乞丐了，老者魂魄可以放心地升天了。

有经济实力的人家，要请和尚在村上一个指定的开阔地挂起白幡，召集孤魂野鬼，告知有人已归入其行列，望在阴间能得到他们的帮助。树幡竿竹，意味着丧事结束时要破蒙山、放焰口。之后，要在死者手里放上金和银，所谓“左手金，右手银”，嘴里还要放入一枚金钱。要用丝棉将整个尸首全部包扎起来，包扎后再穿上寿衣，将死者移入棺中。棺材是先抬入堂前，头朝正堂纵向摆放，棺材下面垫着稻草，棺材内放入大量的石灰。石灰层的上面铺上一层红绫，然后再将尸首仰面放在红绫之上。主事人用剪刀剪开蒙于脸上的棉纸，亲人们按辈分敬酒、跪拜、哭丧。主事人以手指蘸酒涂于死者的嘴唇之上，以示死者受纳，然后才钉上棺材盖。接下来是将棺材移入灵堂，点上材头灯，燃得材头香，在出殡之前，这些灯火、香火都不能熄灭。准备灵堂时，要将棺材横放，它的背景是纸扎的灵山，上面扎着庙宇和观音等菩萨。灵堂两侧是魂亭，里面有男仆和丫头。厅堂两侧还扎了两排菩萨，前面有和尚可坐的椅子供其念经。做丧事的和尚有两种来源：其一来自青山村的上律寺，离许村25里。比较富裕的人家，还会到离许村75里的雄村小南海去请。至于道士，则都来自本地。

平常出殡前要七七四十九天在家里做仪式，一册1928年的丧务账，反映的是和尚为一位妇人所做的丧葬仪式。其中，头七做开路经，五七做解结、破血湖，六七为拜忏。头七是文祭，三七是武祭。三七的前夜，亡魂会偷偷地跑回家中，叫做“偷呼”。翌晚阎王最后批准亡魂回家一次，故称“正呼”。这两晚都在准备供品，在天亮前，有道士要来将其赶回地府，称为“赶煞”。道士手拿桃树枝和菜刀，在堂中一阵拍打，边拍打边念经，最后还要撒铁沙，将亡魂赶出家门。正呼日的白天，家人还要在家门口附近的场子上焚烧纸扎的日用品送给亡灵。

出殡前夜要做“偷丧”，这是孝子为了表达对先人的不舍之情，所以要请人偷偷地将棺材抬出家门。孝子发现棺材不见了，就带着一家人手举火把哭着出门去寻找，接着僧道念经，孝子三跪九叩，棺材上铺着一块红毡条，上捆一只红毛公鸡。“爬丧”就是子孙要从棺材底下爬过，表达的依然是不舍之情。此时，葬工们要说一些“爬升，爬升，发子发孙，个个高升”的吉利话。出殡打头的拿着引路幡，接着是一个人沿途撒买路钱，再次为四面开路大云锣，清道旗及燃放爆竹的成员，还有诵经者，奏音乐的及鼓手，纸人、纸马，高低灯，第六才是棺材，第八是拿着神宗牌位的孝子，第九则是送丧的亲友及陪护人员。有的还特地请专业的哭丧人员，这些人以环泉村上丰田人为主。抬棺材的都是本族人，下人不得参与。从棺材抬起出发到村口，都要做“拦路祭”。到了村外水口，孝子亲属就必须返回。孝子们回去之前，要先“舞丧”，即拉着棺材，哭着不让葬工们将棺材抬走，而葬工们则执意要走。最后，一同前来的陪护人员，就要强制性地将孝子们拉开，搀扶他们返回家中，并将祖宗牌送到祠堂去“点主”。在水口，僧道要做法事，接亡魂，之后伴随着鼓乐，来到祠堂的门口，族长将牌位接入祠堂后，先由道士做法事祭拜，再用净水、新布为牌位沐浴，最后将招魂幡烧毁。沐浴结束后，就将牌位送到后进的龛座前。此时龛座前摆起了香案供品，香案后放一把交椅，交椅背上披着亡者生前的衣服。族长或名流先用朱笔将“主”字上的一点给点上，再用墨笔在朱笔的那点上再点上一点，最后将牌位放在龛上。一册1928年的丧务账，反映的是富裕的盐商家庭在第49天破蒙山以及次日的放焰口总共用了450斤米。

没有比选择坟墓更为重要的利用风水的实践，所以“风水”这个词就直接是指坟墓。经常是以动物或其动作为周遭的地形命名。在许村，最好的风水宝地，一是在村西沿武山南麓，二世祖许知稠、布政使许仕达（1445年进士）就葬于此。村北武山北麓有大墓，埋葬有东西始祖许宾，南宋进士许元白、许幼学，元处士许洪寿，明初太守许伯升等。从唐末南迁一世祖许知稠算起，到南宋末年，许氏葬于许村本地的总共有20人，其中有9座葬于大墓。及至1569年，许氏东、西支合族公议，大墓燕窝形区域内禁止附葬，这是因为老坟为各支命脉所关，不能任人挖掘、戕害。

1746年有个记载，是有关许高峰的风水记，特别有意思的是以朱笔加注，说是可以出一个宰相。这个地方原是高峰请风水名师汪二峰为其家族寻找的墓地，其坟墓在许村以西10里，是已经被好多人用过的一个凤凰形。可是他发现，所葬者皆在中股，直硬之上，穴反而在左翅，可以取用的几个部位还有“翅肩、翅稍、冠、喙、眼”。

一找到风水宝地，就要将之买下。价钱毕竟很高，1739年有个离许村30里的坟墓，买下来花了406两之多。其中用于购地的费用每亩才占31．7%，中间人过手的费用占32%，杂费4．07%，谢礼酒水15．4%，印契山税占3．2%，文使代笔2．7%，其他支出4．3%。之后选日，请山神土地，破土，坟墓上盖个篷，请搭篷神福。坟墓一挖好，下砖，又要请当地社神，请拆篷神福，雇守山人，还要验墎。圹内先放水入墎，然后放置五谷、松柴，这些都是为了检测圹的干湿度。因为五谷受潮则发芽，松木在半干半湿的环境下最易腐朽。如果圹内潮湿，则不适合安葬。1746年来自当地一部族谱的文献记载了两个神福的开销，以及汪二峰坐轿前去检查墓圹的费用。

还没有找到风水宝地或者无钱购买，棺木可以先放在厝所。厝所形制应当够放一个棺木，并开窗户以便观察厝所内的情形。此种厝屋亦须建在风水好的地方，它们也可以用于出租或典出。1739年许高峰找到了一个离村三四十里的风水宝地，以埋葬祖父母及母亲。1741年将他们埋葬后发现太远，所以又请汪二峰为其寻找更近的风水宝地。及至1742年，将新地方挖好，到1743年就迁到新址埋葬。汪二峰在1743年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及，何日何时重葬，六年之内马上就会有人飞黄腾达，将来则是房房发财。将棺柩抬到墎前，摆上香案，焚香请神福，然后在墎内烧芝麻、大豆杆，寓意是发子发孙。吉时一到，六名道士吹鼓奏乐，鸣炮，灵柩登位（头朝来龙，脚向案山），子孙依次上香跪拜。然后，众子孙齐跪在堂前的红地毡上，主祭人向四方抛撒五谷，边撒边说吉利话。儿孙则用衣襟接住撒来的五谷，装在一只五色底子的红色五谷袋中，拿回家挂在厅堂正梁的中间。之后，还要祭活羊，即用羊血滴沥在棺材盖上。民国后期，大多改用红毛公鸡。最后是封土安山，封门安碑，栽柏树、石楠树，祭活猪。

有威望的人棺木里也有他们的墓志铭。有关许伯升，就有这样褒奖的词汇：“纵观可以兴孝，横观可以兴仁。”这等于是说对于祖先的关系是纵的，对于社会的是横的。

有的坟墓有守墓之人。一份1887年的合同清楚地说明守墓人的职责，亦即不许外人戕害和猪牛践踏坟茔，同时还规定了坟山柴薪的砍伐时间及其范围，这种人平常依赖东家提供的田地耕种为生。一部《汪氏族谱》为我们提供了八个此类庄基地税的记载，而另一部何姓族谱则描述了坟墓周围的树林：“坟山之萌树，即祖宗之衣冠……若有私伐一株者，拘祠重责，仍罚祭坟出价。”一册1744年安葬账记录了有位守墓者因未能上报坟墓周遭松树被人残害，故而自愿以猪一口封山蘸墓。盗葬也是人们极为关注的一桩事情，何氏族谱中一个1761年的禁约指出，如果发生族内盗葬的情况，必须“协同房内人等立刻掘起，仍罚银三十两，猪羊祭坟”。

第八章关于祭祀习俗，开始讲的是祭祀祖先，每年有春节、中元节、春秋二社都要祭祖。春节要从腊月二十四开始，将主要祖先的容像在祠堂挂起，富堨村汪姓是将大母仪容悬挂在正堂供奉。大母程氏享年90岁，系汪良桢的祖母，全家都很崇拜她，这是因为其公公原为富商，因钱被他人所骗而家道中落。幸亏她卖掉首饰培养儿子，并将钱拿出来投资，从而得以中兴。每个房派从农历十二月二十四日一直到除夕，由轮值当头的房长带领族仆打扫祠堂，并张灯结彩。

大年三十晚上吃团圆饭，吃过年饭后，族长、房长、当头首事及部分男丁还要回祠中守岁，并举行谢天地仪式。吉时一到，族长就下令两名当头房长出祠堂，并关闭祠堂大门。稍等片刻，门外的两房长就点燃两挂小爆竹。听到爆竹声后，祠堂内的人就开始在天井里放双响大爆竹，彼此呼应后，两房长点燃棒香，朝新年的吉向行跪拜礼。此时祠堂打开，两房长手捧棒香进入祠堂，意为将天地请进祠堂。这天夜里，为避免祖先孤独，要由几位首事和鼓吹手守岁，一直吹打到黎明。另外，各户也要举行接天地的仪式，家中长辈来到大门外，将天地引入家中。之后，子弟按其辈分依次燃香拜谢天地。接着到厨房里去谢灶王爷，再到门外燃放大爆竹，撒利市纸，最后封门。此时女眷出门，家人互道恭喜。

年初一天还没亮，等五更头遍出行锣后，15岁以上的人先在家中喝一碗糖汤，再拜家祖宗，然后出门，每人提个灯笼前往祠堂。此时，族仆已用松明打起一个大火堆，以取发旺之意。众人见面，只以作揖方式相互招呼，不能开口说话。众人集齐后，才举行接天地仪式，接着出行上社。东支十门轮流到东升大社，东支总祠官厅（邦伯门）为首，其次是大墓（即邦宪门）、种福厅（郡伯门）等。整个行程不许任何人说话，沿途凡遇菩萨都要祭拜。比如种福厅派到东升大社，要经过高阳桥，桥上供奉有观音菩萨，需用檀香祭拜观音。到了社屋拜社神之后，队伍又返回祠堂。此时天已大亮，他们就到后进神龛前祭拜祖宗。之后再回到中进大厅上，聆听本族族训。最后族长向族众作揖祝贺，族众此时方可开口说话。仪式最后是族长抛撒五谷，族众则用双手提起长褂的前襟来接五谷。团拜结束，众人入席接胙。初二是到登堂庙和协忠庙祭祀许氏远祖，初三则是前往许氏统宗祠祭祀东、西二支的先祖。到了元宵，又要祭拜祖先。

七月十五日早上，要到祠堂去拜祖先。届时，用一种特殊的煎面拉平成蝴蝶结状，还有用糯米粉包入甜芝麻粉制成的油糍。之后各回自己家里，在堂前祭拜自己的祖先。是夜，家家户户早早关门闭户，尤其是小孩更是千万不可出门，以免撞上夜游鬼神。

祖先也要在坟墓祭拜，特别是清明节。进士许霖（1200—1266）在1261年撰写的文献中批评了许姓的墓祭现状——有的人没有参加，有的人不知坟墓在哪，有的则不按时参加。为此，他建议每年由一人值年，轮流负责，周而复始。民国时期，许霖自己的坟墓是清明前两天祭扫的。祭墓时，第一炷香烧给山神土地，第二炷香祭过往神灵，第三炷香拜左邻右舍，第四炷香才是拜自己的祖宗。祭拜完家祖后，还要祭拜客祖（即母系的亲戚），客祖是在门外烧金银。城东派扫墓用两天，第三天是在祠堂里拜，第一天他们去拜始祖会公，在歙南浦口，离城东25里。同天也到三进士公墓，离城东约20里。总共需要四只船，一支由96人组成的祭祀队伍分乘四艘船，从渔梁登舟，一路吹吹打打。第二天就拜暹公墓，离城东才5里路。

每一房派都有其祭坟的记录，内有要挂纸的墓名以及祖先的名字，每个祖先要给多少钱，有多有少，具体视其亲疏关系。另有客祖也有钱袋，可是没有坟祭。还有四种蒸尝田，即春秋两季给后土和祖先、祭开基祖以及其他。分析城东的这些蒸尝田可以发现，开基祖的蒸尝田比其他的多得多。也可以看出，这些蒸尝田主要分布在相关坟墓的附近：城东的清明坟祭给开基祖、房派的祖先和三个进士的坟墓，88．2%的蒸尝田都靠近这些坟墓。还有施主的名单，城东十三世许尚质（1482—？）给得最多。其人年轻时前往四川做木材生意而致富，1552年回到城东老家，恰好碰上宗族正为缺少祭田而发愁，于是他就捐了大量的田地，这也得到了其他人的响应。及至1562年，因20里之外的连墅一带蒸尝田不少，尚质就捐出自己所有的3个庄屋，让去收租的人可以居住。

这些蒸尝田以及祭祀活动和要用的器具，平常皆是照轮管理。1381年城东的约议中提及四大分，分为十六小分，每年这十六分有四个人管事。1482年的一个条规，将旧规二十四分分为四十八，每年管事的人代表八分，也就是说有六个人，所以轮流循环为六年。1618年，汪寿贵（1477—1514）及其妻子方氏（1464—1536）合葬在一起，之前经历了将近一百年的暂厝。他们有很多后裔，也是照轮十二年。一收租就立刻将米放入仓库锁起来，值年的人和族长各有一把钥匙。城东派有四部账本，各分有一部。有条规则说不去扫墓的人不得领胙，倘若宗族成员将祖田卖掉两次，就将之革除出族。

民俗：活着的人

许骥最后有关民俗的一章是讲节庆，开头有岁时节日。一看就看到有三天比较特殊：一是端午节跳钟馗，一是六月初三大庙唱对台戏，还有九月十三用鸡祭鸡王。端午节是五月初三开始，当地唯一的道士受邀到各家各户挂驱瘟的符去毒，该符背后有五色背景，包含五毒（开光时放入神像背后的五毒）。道士到过的各家，及至收稻季节，每家会给他10斤稻谷。五月初五早上，各家将符贴在墙角、门上、水缸、灶和柜的下面，在这些地方和水井也放了雄黄。然后，将给祖先的供品摆出来，包含雄黄酒，外婆要给新生的外孙一些当天要穿的衣服，午餐要喝雄黄酒，下午要嬉钟馗，一个人穿着钟馗的服装，到各商店、各祠堂驱邪赶鬼。

大庙节庆从五月最后一天开始，至六月初四结束，供奉的是张巡和许远（许氏认为许远是其远祖，就像汪华之于汪姓一样）。据许骥描述，唐肃宗早就在睢阳为之建过庙，睢阳是他们与安禄山打仗的地方，后来共有19个皇帝给了他们86个封号。其中，宋徽宗一直到南宋末给了36个，“协忠”这个名字就是宋徽宗在1107年所赐。邦伯门房谱中有一个1514年的祭文，其中提及1426年的皇敕，内容是要几个州府每年春秋祭祀张巡以及相关的四个将军。当地1581年的一份记录指出，许村这座庙建于1343年，里面也有一个明显的传说——建庙者是富商许克复的两个儿子，因为张、许二神很灵验，因此到了1506年将庙扩大，并增加供奉张巡之妻和太子。1556年庙倒塌了，及至1581年重建竣工。1781年还存在的一个碑刻，提到1616年和1781年的维修。最后的维修是在民国时期，进入民国时期的庙宇，一边可以看到韦驮，另一边可以看到五猖，张巡之妻和太子则有神主牌。1958年庙的前殿被拆，开通了道路，之后不久又拆了后殿。

大庙旁边有个供奉关帝的小庙，里面也住着许村的道士。1581年许佐（1555年举人）撰写的碑刻，指出庙内有雷万春、南霁云和另外两个将军的神主牌，商人许文昌捐了一百亩地给寺庙。可是到了1672年祭祖那天，暴雨将请来的戏班的衣服和道具全部冲走。为了偿还这笔钱，一百亩地被卖掉了。此后，五方要用摊派的办法来筹措庙会的开支。从一册胡姓账本可以看出，在1839年，执事的人先请纸扎师傅来做纸船以及其中的那些神明。到了五月的最后一天，雷和南的纸像被带到庙里，开始演戏。六月初一大规模游神，五方皆独立参与。每方有两个礼生，游神队伍最后有雷、南之像，之后则有四个青壮年，抬着一个354斤重的大王礅。每次游神队伍停下，雷、南就可以坐在大王礅上，而大王礅后面压阵的就是汪公。

所走的路，比任何其他游神都要长得多，如果有人想抄近路就该受罚。因为即使是午饭时候队伍也不能停下，故而每个祠堂均为参与者准备了馒头。队伍回到庙里头时已是下午三点，第二天下午就要祭神。初三下午，还愿者都要“跑红酬神”：每个人有一头猪，两人按着，屠夫将刀子插入猪的心脏，一声令下，猪便流着血四处乱窜，跑得最远且持续时间最长者则最为吉利。接下来，是人们扛着大旗跑到水口三百米的竞赛。最后是用特制的冬笋筊杯来占卜，以判定账本是否准确。六月四日拂晓，雷、南二神，以及五方和其他乡村的小船，各装满香和其他东西，全部被放入大船。大船由该年的当值方送至水口，边走边喊，是为了将小孩叫醒，不让船上的人将他们的灵魂带走。到了水口，再要占卜，以确定雷、南做好准备上船并离开，随即将船烧掉，回到大庙，将仪仗交给次年的值年。

许村南边的登堂庙，原是18世许洪寿（1265—1321）为了供奉汪公的忠烈庙（当时正值乱世，人们期望汪公给予保护，后来改名为登堂庙，并加了鸡王和李王两尊神）。虽然当地用“鸡”字，但许骥怀疑应是周王的“姬”姓，他认为所拜的神也就是周王。许骥还假设说，许姓来自许国，也是周朝建的，所以族谱中有个村图，上面将登堂庙写作祖殿。不管如何，这个庙的祭祀是按五方加以组织。第二个神姓李，是求子的，他一手拿着一个铜锤，还有一个很大的生殖器。“姬王好鸡，李王好嫖。”难产的妇人，可以请一个40公分大的李王神像放到床上，然后用他的铜锤来揉肚子。九月十三，给周王祭大红的雄鸡。青壮年拼命地杀鸡比赛，目的是让人们看到他们的虔诚。那些鸡血流到大香炉里，最后血就溢了出来。几乎许村和周围乡村的每家每户都来杀鸡，然后带回家。因为吃了这只鸡，可以保佑小孩。九月十四，值年的方隅要杀猪杀羊。之后又将李王和鸡王抬出来游神，直到下午三点钟。及至1971年，这座庙被拆毁。

拜汪公（即汪华），在许村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按照许骥的说法，宋徽宗在1114年承认了汪华的庙宇。朱元璋在歙县的箬岭建了一个祭拜汪华的祖庙，叫忠烈庙。之后，每年到他的生日（即二月十五），有108个社都要派戏班前来参与祭拜。上面已经提及，许村拜汪公至少可以追溯到元朝兴建登堂庙时，可是提到将汪华放在本地的社屋，最早是在1852年。另外一篇1857年撰写的文章，提及汪华曾阻止太平军进村。许村的五方社屋，一直到1949年一直供奉着汪华。

可是在许村，扮演重要角色的是箬岭庙的汪公。每年正月初一，将汪公从这座庙里抬出，带到茶坦村。第二天，正岭村走15里路到茶坦来抬汪公。到了初三，金村要到5里外的正岭，抬到自己的祠堂。汪公一进村，第一家要帮他洗脸、换轿帘。当地有专门的祭田提供此一仪式的开支。仪式做好了，敲锣打鼓，两人跑在前面，叫全村人出来迎汪公。他们后面有旗帜队、奏音乐的、放鞭炮的，都往祠堂里跑。那里摆着100碗的供品，以及像小山一样堆起来的年饭（用赤豆做的米饭）。拜完，11岁以下的小孩，从叠起来的两张桌子底下爬过，目的是为了避免来年出事。

那一整天和正月初四两天，不断地有人来拜，晚上演戏。到了初六，环泉村来将汪公抬走，因为当地人认为汪公是他们的女婿：汪公某次路过该村，当地有位女子一见钟情，心里想着最好能与这样的英俊小生结婚……想念之间，屋顶上的瓦片便掉了下来，大家都觉得奇怪。当晚，该女子就去世了。于是大家认为，她已做了汪公的妻子，就为她在祠堂旁边建了夫人庙。到了初七，汪公会去金村，一直逗留到正月十八。正月十五、十六，汪公会跟其子三太子观看游灯，后者是在正月十二由金村人到隔壁的太子阁领来的。

游灯是许村一年岁时节日中最为独特的活动，一册账本记录了13种灯（许骥列了1788年到1815年所用的灯类表），其中最独特的叫大刀灯，据说可以抵御长脚鹿之鬼自上而下的做祟。这些大刀最早是在1787年的账本中被提到，不过，按照地方传说，他们是在太平天国之后才被创造出来的，因为当时对于此类鬼的恐惧特别流行。这种大刀灯计有三种，上面分别插有24根、36根或48根蜡烛。金村有13个大刀灯，叫十三太保。民国时期还留下8个，每个有8亩地，照轮管理。当时有一句顺口溜：“金村刀，湾里龙，塘头花，六份虫。”说的是金村的刀灯、湾里的板灯以及塘头的花灯，都相当有名。

因为下许村爱看上许村游灯，他们是先游的。上许村走在最前面的为环里灯，因为环里是东、西两房的发源地。之后是金村，接着是塘头，再是东方的六份，最后则是大宅门。彼此各走各的路，最后到自己的社屋。前溪村胡姓的刀灯走在前面，因为他们在康熙年间出过一个官员。再下来，则是下吴、何姓和上吴。去社屋的顺序也有规矩，泉泽走在环里之前，因为维修富昇社的木材是他们捐的。每个队伍节段都高挂一盏灯，下面写上房派的名称。1921年之前，还有一些杂耍技艺。板龙灯是整个游灯队伍的第六个节段，要用猪头和另外两种肉请神。队伍最后有种福厅的轿子，里面有许伯升的神主牌，因为他是东门八房的祖神。他们从种福厅出发，再到总祠表演，然后到其他的庙做简短的表演，最后到东升社，那里要盘龙。青年人拿着板龙，围绕着龙头转，龙头和龙尾相盘一下再转，总共转来转去三次，然后拆开，大家拔下插梢，扛着排灯往家里跑，谁先到家，谁先得子。接着敲锣打鼓，演奏音乐，几个人拿着龙头走到早就决定的一个房子，将龙头放在客厅，然后享用夜宵。因为有六年的轮流，所以大家都要的这个龙头，就要给值年的村庄或房派的家庭。大宅门族众走完整村到合溪社屋，已经是早上三点钟。正月十六，照样游灯，然后将所有的仪仗，或是带到祠堂，或是带到社屋保管。板龙灯的头尾，平常则放在社屋里。

参与这个游灯，总共有10个村，18个会。其中某会的账本从1790年到1828年，每年的头一条就是会员给的钱。会员从来不超过21人，来自8个姓，许姓、胡姓最多。按照许骥的分析，这个会所花的钱，39．7%是花在正月的祭祀，夜宵的钱76．9%花在买面条、14．5%买水酒、5．7%买猪油。每6年归这个会来执事，负责蜡烛、鞭炮、鼓乐的特殊花费。那年的花费前面，都注明“接领大首账”。1946年，为了庆祝抗战结束，游灯队伍特别大。到了1962年，又做了一次。1986年和2006年也做了，可是已经成为“民俗”。

及至正月十八，汪公抬回箬岭。到了五月份，金村又去接它，可是此次将之放到许家总祠，一直到十二月二十四。五月份是插秧季节，所以各村会请它到田地去检查，保禾苗。据说它的名气很大，一直到杭州都有人请它去。结果到了杭州，杭州人想将它留下，为此造出了一百个一模一样的神像，让许村人找出汪公的原身。汪公给祠堂的首事托了梦，告诉他说杭州灵隐寺中的真身脸上有一个黑痣。第二天，人们到了灵隐寺，却找不出汪公的原身。不过，有人发现一尊神像上有只黑色的苍蝇无法赶走，这显然便是汪公的原身。此后，人们决定：汪公一直要放在总祠里，想接它的人必须订立合同，明确说明送回来的日子，五方轮流管像，没有一个村接出的时间可以超过3天。接不出神像的乡村，可以借它的神主牌或妻子的神像。可是，有一次汪公妻子去了10里外的东回，回来后就对汪公说了东回的好话，汪公发现她说的大块猪肉，其实就是冬瓜，觉得很丢脸，于是打断了她的左脚，不让她再出去。之后，由于无法治愈脚伤，所以再也无人接她出来。

许望紫告诉许骥，他在1956年组织过一次求雨，20多人一起到箬岭去抬汪公，返回时被人挡住，望紫抄小路跑回乡村，找了一百多个人回来，然后就冲过去。他们一将汪公抬到金村的田头，回到社屋，就开始下大雨。汪公也驱瘟、保护人寿，祭祀的账本总是要与供品一同摆在汪公前面：可以骗人，不可骗神。

当地有个说法：女儿不可嫁往无祠无社之处。1837年东西共同的社屋被冲坏之后，原地变成了一个沙滩，各村决定各自建造自己的社屋。在这些新的社屋里，将社公放在中间，左边放汪公，右边放汪公九个儿子中的一个。最早兴建社屋的是多姓的前溪村，时间是在1834年，他们的社屋叫富溪大社，放着七相公像，这是因为七相公的神像从共同的社屋被洪灾冲走，是由前溪人打捞回来的。一部胡姓账册记录了所有姓胡的费用开支，其中，吴姓虽然也参与，但却没有他们的支出。迄今尚存的最大社屋是东方十门的东升大社，建于光绪年间，其中有三太子的神像。合溪大社有八老爷，即汪华的第八个儿子。

在诸多村落的社屋中，有趣且独特的是城东的高阳社。根据1517年的一篇文章，宋元时期，城东许姓与汪姓共有一个社。可是到了1446年，因为觉得参与者对祭祀缺乏恭敬，甚至祭拜后会有喝醉的情形，所以许氏决定自己建造社屋。他们先买了一些田，可是还不够建庙。及至1501年，他们购买了某知县没收的淫祠田地。1508年决定兴建，两年后建成。除了这个社屋之外，还有一个比较小的义社。他们的社屋祭祀是春秋两祭，二月十五的春祈也叫花朝日，还有九月初九的秋报。

可是社的核心角色是在灯节时候，我们刚看到，各个游灯队伍最后要到社屋，其原因是新结婚的人到祠堂挂灯，而新生男丁则将灯挂到社屋。具体说来，正月初六每房派人敲锣打鼓到社屋去迎灯，有多少灯，看去年结婚的有多少人。这些灯先挂在祠堂，再挂到新结婚者的卧房，一生下男孩，刚结婚的夫妻就要到他们家去取灯，再挂到社屋。然后到了正月初六，将之抬到祠堂，再接回到家里。正月十二，新结婚的人都送一个灯，生了男丁的夫妇和五十大寿者，要到社屋去还灯，这些灯一直要挂到正月十八。在此期间，年老者要做一些仪式：正月十三“烧福”，意思是求了福气。正月十四，做了一个素供。正月十五、十六，请神、游灯。正月十七“还福”，也就是感谢所得到的福气。在前期，社神一直待在社屋，可是到正月十五，汪公和七相公则被请下来，用酒水洗好，再穿上衣服，将之放入轿中。正月十五，两个神都要抬出来。可是在正月十六，只要抬七相公。按照胡姓账册的记载，从1791年到1808年，胡社明照料所有神的仪仗。但在1794年，他和胡宁贵共同管理仪式和游灯。年底，他们将任务交给程春贵和程春裕。1796年的花费，包括用一种特别的纸来维修龙头。因为在这个时候，许村只有一个社神。从此一账册明显可见，前溪就是轮值的六个管中的一个，可是仪仗却是它自己的。有一些东西为六管共有，比如放在轿中的一张虎皮，还有伞等。账册总是有两份，这是为了防止人家做手脚。由于没有共同的社屋，游灯队伍的顺序是按照五方来决定的。队伍到了某一个社屋，就将大碗的供品放在社屋前的广场，祭祀完就有社戏，分胙后带回家。

根据1820年的一个合同，共同社屋中的七相公神像，是1810年塑的。可是那年正月十五游灯时，发现需要维修，故而六管决定做开光仪式，总共1　667个男丁都要摊派。如果不按准确的数字交钱，那就要罚款，“人喜神欢，众姓共叨福庇矣”。这个合同总共有7份，每管有一份，第7份放在共同的地点。之后就做了“呼猖”的仪式：先退神，即将肚内原来开光时所放的五毒拿出来。这个平常要夜里在河边临时搭个棚，一拿到这些已干燥的五毒，原来应当埋在一个山坡，可是因为有小孩的人觉得这是吉祥物，所以抢来抢去，不让他们埋葬，而是用绣好的小袋装好挂在小孩的腰带上。漆匠将神像维修，重新上漆，然后用红布盖在脸上，带回社屋做“上神”的仪式。这个仪式也是晚上做的，很恐怖的、戏剧性的“呼五猖”，来做神明的阴兵。年轻人将大山鬼送到水口外，漆匠将活的五毒放入神肚，然后咬破中指，用血来点光。第二天，有一个较正月十五更大规模的游神队伍，周围的士绅都会来，唱三天的对台戏。

共有的社屋，一直是一个管管两个月初一、十五正常的烧香。这一类的社屋，探讨共同的事务。比如1808年维修金村重要的堨坝，开会的地方就在富溪大社。一些会、祠、商店、个人的田，都依赖这个坝来灌溉。这个社屋的独特性，可以从汪公保禾苗的仪式由它所管看出。另外，它也组织社内的成员参与登堂庙的灯会。而在许村其他的自然村，这些仪式都是由祠堂组织。1841—1853年富溪大社的账册显示，每分所拿到的钱，每年都有变化，从中可见，参与这个活动不是义务而是出于自愿。1844年建新社屋之后，收支都提高了很多。因为以前是共同社屋所出的钱，现在则是各个社屋都要自己出。1848年的账册表明，春秋两季所花的钱，93．1%是买面条等食品，6．9%买香、蜡烛和鞭炮。这几年收入的钱44．9%为入股费，26．7%系租金，而28．4%则是利息。1853年许村被太平军攻击，所以那年没有祭祀活动。

由于八老爷与大宅门有关，故而在合溪大社受到供奉。正月初九，值年与一位礼生前往社屋为汪公换龙袍，放到轿子里。早上两点敲锣打鼓，让人们知道汪公很快会被抬出来。将汪公抬到大宅门时，所有的蜡烛和灯火都要吹灭，小孩都要叫醒。生了男丁的人家，这个时候要到祠堂来挂灯。当天下午，大宅门的村民要去接八老爷。同时，对河的汪姓到祠堂去接汪公，抬他出来与儿子见面。汪公过桥时，八老爷离开社屋迎接。他们应当在登堂庙下的十字路口会面，因为鸡王、李王据说是八老爷的外公、外婆，这就是他们的女婿和孙子前来拜年。他们坐在那里等着开庙的点火，为他们准备一桌酒席。可是一旦烟囱冒烟，人们就将神抬到合溪大社。此处离社屋一百米，有人一声令下，许、汪二姓就开始抬着轿跑路。到了庙门，他们倒过来，让神能够往后退进庙，第一个放好的就赢了。正月十三子时，值年与礼生将神再放入轿子，抬到大宅门，又敲锣喊叫，让大家将灯吹灭，将孩子叫醒。因为八王出来的时候，白无常和孤魂野鬼都会像狂人一样乱窜，他们会躲到没有灯的地方，攫走正在睡觉的小孩的灵魂。八王在前，汪公在后，敲锣打鼓，将神抬过桥，放在大宅门的中间。正月十四，乡村每家每户都送蜡烛。一到晚上点蜡烛，特别是油榨坊的老板，每年都给一个特别大的蜡烛。那天晚上，长者、值年和礼生都要在大宅门过夜。一到天亮，周围的老百姓精心打扮，特别是要将孩子寄名给八王的都会来。祈子的送上一双大蜡烛，并从祠堂将一双小蜡烛带回家，放在家里的神龛上。一生男丁，就会再回一双大蜡烛。

特殊的供品是一对一对地摆出来，大家祭祀完了，就可以去听唱灯戏。戏台比较矮，演员是坐着唱。唱到半夜，然后将神明抬回社屋。正月十六一早，大家都集中在大宅门，准备接汪公和八王，再带到祠堂。在大宅门祭祀一结束，又举行游神。队伍过东升村时，东升的居民要“助旗”。他们在西岸做了一个临时的桥，然后在对岸，有旗锣伞帐等着。因为如果队伍在过溪时被挡住了，东升就会出瘟疫。神明一过，东升人为神明做了素供。游神队伍往前走到大宅门，用专门做大仪式的大红海碗，因为这个仪式需要很多海产品，很花钱，而且这些碗都要堆得很满。祭祀完了，重新出发，往古山下汪姓的村，在那里，神又有一个祭祀。他们将神放在古山下，许姓就先回家，将轿子和神留给汪姓带到合溪社屋。

结语

我们经常读一篇中国某地详细的记录，既觉得很熟，也觉得很怪。很熟的内容，如岁时节日，神明故事，社会组织，宗族制度之产生，济生渡死的仪式，风水，等等，这些东西都很熟悉，但让人惊讶的也正是这些。的确是有关这些主题，其记录人们耳熟能详，也很让人惊讶。

岁时节日，新年节庆从十二月二十四到正月十八，与徽州其他地方一样，有大规模的游神活动。全社会包括神和祖先都要参与，连将灯和求丁联系起来，已经不会让觉得惊讶。可是让人惊讶的是这里的大刀，好像完全是独特的。它们独一无二到何种程度呢？围绕着它所产生的不同来源的传说故事，这些故事不是历史，而是“救命历史”：许骥发现这些刀早在18世纪就已存在，可是当地传说却认为这是1850年太平天国兵燹引发的一种独特的鬼的反映。在徽州其他地方，也会发现汪公及其儿子令人好奇的关系。比如在呈坎，也恰恰是在新年的节庆会出现。可是谁会想到，许村正月游神组织的独特性，既包含房派和五方的因素都在一起，还有古山汪姓所扮演的独特角色。谁会想到箬岭汪公所扮的角色，不但在过年的时候，而且也在保禾苗的仪式中，这又很普遍，而且经常需要一个大神在田头游行。可是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不要笼统地讲在田里头，而是要讲在许村的田里，需要讲到进村的第一家为汪公洗身，还要讲到一个远地要将很灵验的神像留下，可是最后是神托梦，有一只黑色的苍蝇停留的神像便是真身，结果把弄丢的神像找了回来（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是在汀州府，讲平原山的伏虎禅师）。过年时要接天地，使用独特的专门给神明用的碗和供品，这个在白杨源的记录中已经相当熟悉，可是一起来看就会发现，有同亦有异。举个例子，许村是红的，而白杨源则是青色的。

端午跳钟馗相当普遍，祭拜李王和鸡王，包括九月十三节庆和拼命地杀鸡，与白杨源几乎一样。拜许远和张巡，在绩溪和歙县到处都是，而且与五隅组织也密不可分。可是在许村加了一个细节，认为许远是他们的祖先，这样一个在徽州很标准的以祖神（像汪华、程灵洗）来建构宗族的做法，在许村有着相当独特却出人意料的表现。

神明故事：一百个同样的神像和黑苍蝇这个故事，神明娶一个地方的妻子，或者是神像被洪水冲走，都非常普遍，可是这里又将它们地方化了：是环泉的新娘，也是被冲走的当地社屋中的七相公。而且被冲走的时间，不是在遥远的传说时代，而是准确地说在1837年，还引起地方崇拜模式很大的变化。因为之后，各社会单元就开始了自己建造各自的社屋——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是在闽西的武平县，没有明确的时间，是讲一个社公。让人惊讶的是，这个早就被许姓完全控制的许村，这个共同的社怎么等了那么久才变成一个保护宗族而不是保护地方的组织？这个与五隅一直保存下来的组织，给我们展示了地方祭祀圈多么的根深蒂固，而以祖先为祭祀圈来代替它们又是多么的困难。而且，一讲到血缘乡村，要马上提到与徽州另外的一个共同点，就是有关许姓开基祖的传说：他当然是一个高官，为了避免黄巢之乱而逃难到篁墩。这里有意思的是，要等到1691年，东西两支才建了一个总祠，到了19世纪，为了对历史传说的不同看法，还要打官司。

一讲到神和祖神的故事，就自然而然地讲到地方社会组织和宗族的出现，也讲到这几点最重要的：先有房派，才有全村的宗族组织，全村的宗族组织从来不代替房派的组织，祖先崇拜和血缘关系被当作社会组织的主要基础，从来没有完全代替神明崇拜和地缘组织。更具体说来，如果说科大卫所描述的香港新界，是一个很典型的1536年以后一个乡村宗族的发展（将社公放到村边上很小的一个狗屋，可是十年一次打醮还是围绕着它），那么许村是1536年前乡村宗族发展的典型例子。第一，所拜的社，不是在一个路坛或一个小狗屋拜的，而是在一个社屋，而且是1264年以后完全重新建立的社屋。第二，许村的社不是某某社公，而是一个大概是传说中当过官的人，叫做任昉，这跟城隍被看作对地方有贡献的人极其相似。第三，远祖崇拜在许村的接受经历了一个徽州很标准的过程，即先在1343年建立张巡、许远庙。

地方宗族组织的产生，好像是从西房开始的，因为它分门在第12到第19世。东门虽然后来比较强势，可是它分门是在19到21世，而且其实归因于20世的许伯升：就是说许伯升出自商贾世家，到了明初，因为保护许村时做了大贡献，所以被封为汀州知府。最大的东支门即邦伯门，在嘉靖时期，是将伯升之子的老屋改作祠堂。西房反而是围绕12世许仁棠的崇拜建构起来的，他是在许知稠（即许村所谓姓许的开基祖）的老屋拜的。西门第二大门即大宅门，追溯它的历史到第13世，名字可以推到大商人许克复，即宋钦宗御赐给大宅门的名字。城东派代表迁到州府旁边往上升的那一派，其来源被认为是西房17世的一个人，在正德年间建了它的祠堂。简单来说，早期建构宗族的象征资本，全部属于西房（可能可以推到1343年建立许远、张巡庙）。

嘉靖年间26世邦伯门富商的儿子修建总祠，这并不奇怪。这个新的宗族联盟的基础没有打好，这可以从一个事实看到：万历年间总祠就遭到破坏，需要维修。开始不想去维修，只想将之移往任昉祠。最后到了1691年重建了总祠，牵头的是城东的一个人，他利用其祖父（即二品官许国）的威望为基础。修族谱的故事也是同样的：最早的是东房1261年的谱，说是一个进士修的，我们怀疑这个族谱更像宋代很流行的那种“家谱”。不是一种“族谱”的最好证明是——要等一百多年到1373年才有第二次修纂，而且是许伯升修的。第一部东西房同修的谱，要等到15世纪中叶，说是一个西房的编辑者，而且好像又引起有关来源问题的摩擦。所以他们下次修谱（即1569年），两房是请一个有威望的外人来修。这次修的有印本，可是它关于早期的宗族史是依据西房的写法，其中将东房放在第二位，所以东房毫无办法，在当年就重新来一次，编自己的谱。难怪到了1873年，西房要将官方认可他们的版本刻在碑上，放在邦伯门的祠堂，而邦伯门则用武力将他们赶出去。

仪式：寿木、寿衣，要剥掉纽扣，枕头要拿走，这个都很熟。可是过亡的父母如果是81岁的话，不能马上哭，这是第一次听到。灵幡和灵屋也很普遍，七七的分类也照样，可是，偷呼、偷丧、舞葬也是我第一次听到。专门放棺材的房子也较多，可是看来当地比我在福建连城县看到的小得多。有趣的还有，守墓房肯定不是唯一的，可能是儒家把佛教的守墓功能收回的一个标志。所拜的神和拜的方法，可能最有趣的新细节是许骥所注意到的徽宗在1107年给许远的封号（即协忠），1343年在许村兴建许远庙，就用了这个封号，还有同一个皇帝在1114年给许村另一个重要的神即汪华官方的认可。可是许骥认为，在许村节庆中扮演核心角色的那个箬岭庙，反而是朱元璋敕建的。不管如何，很明显，神明比祖先早得多。而且对超房派的地缘单元，一直有着相当稳定、不间断的角色。

从这个角度来说，春节游灯，社屋与祠堂之间来往的关系特别有意思。新婚夫妻买了一个灯，也将它挂起来。先把它挂在祠堂，然后将之带回家挂起来。一生男丁，另外一对新婚夫妇到他们家拿这个灯送到社屋，然后到正月初六又去领它。正月初九，新结婚的又要将这个灯带到祠堂，为了正月十一参加酒席报给祖先，然后在正月十二带回社屋。到了正月十九，将之烧掉。这整个过程，从祠堂到家里到社屋，很像同时在进行的游灯，每个门轮流游灯，平常是从祠堂出发，最后到社屋做最后的盘龙仪式。给我们的印象是，人的社会所依赖的龙气，最后是来自土地和它的神。一个宗族，经过它的祖先（就是坟墓和祠堂），来抓这个气来生小孩。可是生下来的小孩，为了保护他和求得生存，又依赖那些村落的保护神，其中的第一个，就是经常设在水口的社神。

风水：证明这一点，就是拖猪接龙的仪式，跟埋葬要处理的神主牌，它的目的是将集中在坟墓中的龙气拉到祠堂中去。他们用杀猪这样最大的血祭，将风水（即坟墓）里的“魄”，跟在祠堂里的精神和社会的灵魂连起来，这就是所谓的跑红酬神。它所用的血，不是祖先的血，而是猪的血，来控制大自然的龙气，为人的社会服务。同样，这个社会的界定，是经过分家来做的。

我们可以将我们的游村在水口结束。按照许骥的说法，许村与婺源很富的村落一样，有三个水口，其中第一个内门是在许村的核心位置，两溪会合之处，“东西别出一支，交会于妙崖，为内庭之门户，形若葫芦”。迄今尚存最早的许村示意图是1569年的，从中可见，高阳桥直接通往核心地段。这座桥最早是元朝时许洪寿所建，木质结构，桥有两个石拱，代表许姓的两房；桥将两房连起来，代表他们一心一意。这个桥在中间和南面的村外有神位，一过桥到村里面，则有1570年为许世积所建的双寿承恩坊。接着是一个1537年东房所建的大观亭，再下来则是许伯升在明初建的五马坊。一篇嘉靖年间的文章这样写道：“村口有水冲泄，堪舆家云为职方忌，公（许高）即捐赀率众鸠工累石，以栏其冲，不终岁，遂成桥梁。嗣后，里生日繁，赀业充盛。”正如许骥所言，这几个建筑物，共同将明朝中叶许村的自然财气锁住，人们在那里种了柳树，作为风水树。

更重要的是，该处系1008年兴建佛教寺庙的地方，因任昉而命名为任公寺，这个很兴旺的寺庙，后面原有一个和尚的坟墓。及至1664年经过维修，到了民国时期的村图中还出现，叫做镇山寺。明朝在那里建了一个驿，清朝则在稍南建有文会堂。此一文会堂与一个乡约所，在民国时期的示意图中均曾出现，这说明这个葫芦形一直到清末还是许村的中心。

再看1569年的村图，我们发现，过桥离村马上碰到协忠庙，在它右边的村外河对面，也就是当时的村界，那里有一直到1837年许村共有的富昇社。

第二个水口是古山下的水口庵，那里有个渡船的地方。第三个更在下游，被象山、狮山锁住——到处喜欢找的都是象山、狮山，可以将整个风水单元的财气锁住。

之后，在第二个水口建立了一个文昌阁，还有一个亭和一个水坝，种了一些枫树。在第三个水口，原来有18个洞。象山也叫做观音山，因为上面有供奉她的一座庙。走向该庙的路上有三个天门，各门分别有自己的神。一直到1949年，到了农历二月十九观音生日，周围有很多人都来拜她，然后在山脚下看戏。

这些神和女神，很有机地分布在通往徽州府和新安江的沿岸，将许村和许村人的财富锁住。

香港，2012年2月16日

【注释】

[1]这个名单值得斟酌：名单上前8个中的6个（即第4—6世）都说是外迁不知何处，剩下两个，一个迁往宣城，另一迁往海宁；有一个南宋的进士没有任何年号。1244—1257年有9个进士，如果将所有值得怀疑的个案剔除，那么就只剩下许将和许鹏南是南宋末年前比较可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