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振忠
一
“天下汪，四角方，南吴北许，东叶西郑”，这句俗谚形象地状摹了明清以来歙县境内大姓的分布格局。在传统时代，徽州十姓九汪，汪姓与另一大姓程氏一样，不仅在当地首屈一指，而且，他们的后裔也纷纷迁往全国各地，故有“天下汪”之称。而方姓则随处可见，在歙县，无论是地处交通要冲的繁华市镇，还是僻野山陬的角角落落，到处皆有方姓的足迹。另外，在广袤的南乡，吴姓是分布较广的大姓之一。与此同时，东乡的叶氏、西乡的郑氏亦相当著名；而在北乡，许姓则是一个最为重要的大族。
许姓聚居的主要村落，便是歙县北乡的许村。在当代的徽州，许村或许并不起眼，不过在传统时代，她却因族人的活动而颇受世人关注。
许村，位于歙县西北部，有东西两河在高阳桥下汇合，形成富资水的上游。富资水南流，在县城西关附近汇入扬之水，此后，因江水明净如练，始称练江。练江由浦口汇入新安江，辗转奔流，经皖浙交界处的街口一带流入浙江省，几经周折，最终由钱塘江流至杭州附近汇入东海。
在传统时代，水运是最为便捷的运输方式。虽然徽州府城至许村之间的水路直到20世纪仍然只能通行小船，而且，其间水浅滩多，需随处筑堰贮水以利舟行往来，但许村的确位于新安江——钱塘江水系中实实在在的一个节点上，故而她很早便与长江三角洲乃至更为广阔的外部世界存在着密切的联系。
早在12世纪前期，南宋偏安政权定都于钱塘江滨的临安（今浙江杭州），这对于徽州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当时，皖南低山丘陵地区林木资源极为丰富。南宋时期，徽州的一些地方便形成了这样的习俗——女孩一生下来，家里就开始植杉，待到女儿长大成人，便将杉木砍倒卖掉，以供婚嫁之开销。这些杉木，除了部分供给本地消费之外，也大批输至外地销售。其中，主要就是通过新安江运往下游的长江三角洲等地。此类以木材为中心的交易，可能是形成徽州原始积累的最初资金来源之一。南宋以后，徽州人除了砍伐天然林，也开始成规模地种植人工林。从明初开始，不少人参与了在中国西南一带采办皇木的活动。例如，在贵州清水江流域从事木业经营的商人之中，徽商与陕西商人以及江西的临清帮木商骈肩称雄。可以说，由木业经营积累的巨额财富，成了明代以还徽州人投资盐业、典当等其他商业的重要资金来源。
与徽州商业发展的总体趋势颇相吻合，许村人大概也是从木业经营开始，逐渐涉足盐业运销等诸多行当。大致说来，自明代中叶开始，徽州本土便已形成了商业可持续发展的经济环境——因民间资金来源充裕，一般人均可较为便利地获得低息的借贷，并通过个人信用“打会”融资，筹集规模不等的资金来源，藉此投资于各类生意，外出务工经商。其中，盐业和典当是需要大笔资金挹注的重要行业。特别是盐业，因专卖制度的长期推行，这是一个特别需要大批资金的行业，亦很适合具有一定原始积累的商人家族投资其间。因此，南宋以来与新安江贸易最为密切的歙县和休宁，分别成了盐业和典当业经营最为专业的县份。关于歙县的情况，著名的徽州乡土史家许承尧在其编纂的民国《歙县志》中指出：
邑中商业，以盐、典、茶、木为最著，在昔盐业尤兴盛焉：两淮八总商，邑人恒占其四，各姓代兴，如江村之江，丰溪、澄塘之吴，潭渡之黄，岑山之程，稠墅、潜口之汪，傅溪之徐，郑村之郑，唐模之许，雄村之曹，上丰之宋，棠樾之鲍，蓝田之叶，皆是也。彼时盐业集中淮扬，全国金融几可操纵，致富较易，故多以此起家。席丰履厚，闾里相望。其上焉者，在扬则盛馆舍，招宾客，修饰文采；在歙则扩祠宇，置义田，敬宗睦族，收恤贫乏。下焉者，则但侈服御，居处声色玩好之奉，穷奢极靡，以相矜炫已耳。
在这里，许承尧指出，在清代，两淮盐务八大总商家族中，歙县人通常总占有其中的四姓。他列举了歙县境内的各个盐商家族，这些家族术恃钱神，家藏金穴，有的曾是当年中国最为富有的商人家族（如棠樾鲍氏）。而关于许姓，虽然只提到歙县唐模的许氏，但其实，北乡许村的许氏在扬州活动的时间也相当之长。具体说来，历经嘉道鹾务日渐萧条，特别是太平天国兵燹战乱之后，八大盐务总商中的绝大多数家族均已衰落不堪，甚至于退出了盐业的经营，但许氏与许村附近的上丰宋氏却能异军突起，在战后的扬州盐务经营中仍然占据了重要的一席。直到现在，出自许村的盐商许榕楫，其住宅及盐号、钱庄等遗存，在扬州市区仍有五处之多。其中，有丁家湾的“谦益永盐号”所在地、广陵路的“汇昌永钱庄”等，这些清末民初的建筑，都是昔日许氏盐商在广陵从事商业活动的遗迹，如今则成了扬州市的文物保护单位。此外，近年来新发现的《南旋日记》稿本，亦是扬州盐商许氏两度返乡省亲所留存的珍贵资料。
关于许氏盐商在太平天国之后的崛起，《歙县许村敦本堂神主谱》中有一篇1928年的《清故中宪大夫中书科中书候选训导许静夫府君行述》：
府君姓许氏，讳炳勋，字静夫，号砚耕。……以诸生隐于市……道咸之季，先王父中宪公贾于皖北定远县北炉桥镇，府君随侍，附读王氏塾。年十七，宋恭人来归，还歙，从乡先达许善征先生游，种学绩文，刻苦无倦志。……咸丰五年，先王父家居困甚，府君不得已赴江苏海州为商，以什一供甘旨……在海时，贩布为业，幸数年获赢，积赀数千缗，乃设大有布肆于州城内。……游广陵，定远方子箴都转一见赏之，延入幕，付巨赀令营鹾业……府君在扬，经营鹾务垂四十年，善货殖，不苟取，声誉藉甚。其办理伍佑场务也，严拒垣主借运盐斤，优恤屯船，使无亏损。事竣，余盐畀垣主，屯船完全交代，均感甚。其办理四岸运务也，体恤江船，亦如待内河屯船，酌盈剂虚，春秋环运，处之裕如。不孝家泽接办，至今一仍旧贯。其办理淮北鹾务也，选上色，约同人，垣商、湖贩翕然交称。光绪癸未、庚寅等年，某两钱庄倒闭，亏欠巨万，交涉以盐票、堆盐作抵，府君商之方果卿世伯，允之，后票价涨，堆盐亦有余，计利有盈无绌。……处事以和平制胜，类如此。是以历子箴都转、仰昕观察、果卿世伯均倚之，今笙如大令，四世其业矣。当时，寿春孙稚筠观察、望江何芷舫观察、太湖赵梓芳观察、吾邑程尚斋都转，群相推重……
此一行述相当重要，同样的文字亦见于《古歙许静夫先生遗集》一书。其内容出自许炳勋之子许家泽之手，许氏父子都是晚清民国时期扬州著名的大盐商，其中提及的几个关键地点和人物颇值得推敲。例如，皖北定远县的北炉桥镇，相传是三国时期曹操铸造兵器的北炉所在，因炉旁河上有桥，遂连称为“北炉桥”。在明清时期，北炉桥镇上的徽商颇为活跃。除了许氏之外，休宁方氏一族迁居定远者计有两支，后来所称的炉桥方氏极为繁盛，曾先后出过进士八名，仕宦人数亦颇为可观，其中仅文职官员就多达一百三十二人。特别是方濬师、方濬益和方濬颐三人，在晚清时期煊赫一时。个中，方濬颐（1815—1889）字子箴，号梦园，道光二十四年（1844）进士，由翰林外任广东督粮道、盐运使，后出任两淮盐运使。据文献记载，方氏乡土观念浓厚，多延用故戚亲朋，位置于鹾务闲局[1]。从上揭行述中可见，许炳勋便是他延用的故戚亲朋之一。因此，与许多歙县的扬州盐商家族一样，太平天国之后许氏之发迹，亦与其官商的背景密切相关。当时，精于商贾榷算的许炳勋，正是凭借着双重的地缘关系，夤缘际会，与两淮盐运使方氏家族连续四代形成共同的经营关系，官商互动，而得以在晚清的扬州盐务中如鱼得水。同样，太平天国之后扬州盐商的发展，对于徽州战后的复苏，尤其是歙县村落之发育以及社会变迁等，均有极为重要的影响。这一点，与许承尧前揭的记载并无二致。而从许骥的描述来看，许村在太平天国以后的诸多发展，显然也与扬州盐商的活动密切相关。
当然，盐业虽然是歙县旅外贾客的主干商业，但当地人从事的行当可以说是无业不居，关于这一点，许村亦不例外。对此，许承尧在《歙风俗礼教考》中指出：晚清民国时期的松萝茶，基本上就是歙县的北源茶。徽州的松萝茶在明代与江南虎丘、龙井一带的名茶比肩称雄，这些茶原产于休宁县的松萝山，其后，随着松萝制茶法的推广，“松萝茶”的名称也逐渐为徽州出产的绿茶所通用。在这种背景下，许村一带生产的茶叶，也就成了松萝茶的主力。对此，从民国初年的调查显示，歙县部分茶叶出产地东南部为深渡、五泊、苏村、贵田，而西北部则有贵山、茶坦、许村、龙山、新馆。另外，制茶的重要地点则为屯溪、深渡、薛坑口和许村等地。可见，无论是产茶还是制茶，许村均榜上有名。这些茶叶，也主要是通过新安江——钱塘江外运。
除了木、盐、茶诸业之外，历史上更为著名的商人还有——明代在东亚海域世界中驰骋纵横的许氏家族，便出自许村。关于许氏海商或海盗的问题，凡是对明代历史有所了解的人都应当不会感到陌生，故在此只要点到为止，自毋须赘言。不过，这些人同样也是经由新安江—钱塘江外出，融入长江三角洲，进而看到了更为广阔的东亚乃至东西洋世界。
二
除了徽州的母亲河——新安江之外，歙县还有一些陆路与徽州之外的地区沟通。据说，当地俗有“九龙出海”之说，也就是有九条道路由歙县县城通往四面八方。对于许村而言，它位于这九条道路中的一条边上。早在明代，徽州商编路程中就有“徽州府由青阳县至池州府陆路”，这一路程起自徽州府所在的歙县县城，经过当地著名的万年桥，再由许村前往池州府，到达长江北岸的安庆府。关于这一条道路，清代前期汪绂的《戊笈谈兵》亦写作“自徽州北至池州、安庆”的路程。及至晚清，由这一条路线还可前往咸丰以后新兴的盐务口岸——和悦洲（一作“荷叶洲”，在安徽省铜陵县西南大通镇夹江口）。
这一条重要的交通要道，对于徽州具有多方面的意义。早在唐宋时期，不仅有一批外来移民由此进入徽州，而且随着人地关系的变化，徽州民众亦有不少经由此道迁往长江边上的池州等地。及至明代以后，江北安庆等地的棚民，也沿着此一通道纷至沓来。而在清朝、民国时期，该陆路更是许村对外交通的生命线。近日，笔者在皖南收集到一批与许村相关的资料，其中有一份抗日战争初期的信函：
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及八月十三日，日本倭寇开始大规模在河北省宛平县芦［卢］沟桥及江苏省上海县两地侵略我国。予适贸易于本省江北之巢县，因事返里，甫毕，不幸芜湖县于十二月间（旧历十一月初四日）竟告失陷，由歙至巢路途中断，因之裹足不能前往，对于巢县与芜湖手续多搁置，未能料理。继闻巢县被敌飞机轰炸，五衷忧急，几至寝食诸［俱？——引者按：此当系方音之讹］废。缘芜湖之陷，损失惨重，一家生计，恐有冻馁之虞，痛心疾首，诚非笔墨可能言宣！奈何？在里度过残年，不料战事仍激烈未已，多方探听，才知由大通过江，能转道往巢县，是以冒险嘀诸东翁仲修宗长，承派祝三宗台（前曾任军务）伴予仝去，以辅相机避险，而免沿途孤寂，心感莫名……
这是一位许村的徽商在1937年留存的书信，笔迹流利，其中提及的“东翁仲修”，也就是抗日战争前后许村的首富许仲修，此人在许骥的书中就有不少描述。从行文上看，此一许姓徽商应受东家许仲修之委任，在巢县一带经理店业。他因日军侵华而蒙受了重大损失，故对日寇之肆虐切齿痛恨。稍早于该信函原件的一册信底[2]，亦记录了颇为重要的信息，其特别之处在于——该信底誊抄的每一封信，均注明邮寄的目的地。其中，除了少数几封寄往江西吴城、浙江龙游、江苏南京和湖南的信函之外，绝大多数都是寄往芜湖、运漕和宣城。
芜湖地处长江南岸，历来是徽商鳞集麇聚的重要码头，晚清以来更是江南著名的四大米市之一。根据许骥的描述，“芜湖米市许姓多”，在民国时期的芜湖，许村话甚至成了米市上的通用语言。此话是否有所夸张不得而知，但由此亦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芜湖米市在许村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除了粮食贸易之外，笔者手头有一份“声明遗失合同收条字”，其中透露——民国十四年（1925），许良身等人集资合股在芜湖长街开设“均益祥”疋头号。所谓疋头号，也就是从事丝织布疋贸易的店铺。同时收集到的一份合同则记载：
立合同字人许渡生、以修、特生，情因意气相投，在许村街租赁市屋一所，合资创设杂货布疋一业，牌号定名“恒记”，共集基本金玖百元正，分作三股，每股计光洋叁百元，按一股中应得三分之壹权利。兹妥议规则拾条，载明如左，俾永遵守，以成久大之业。欲后有凭，立此合同三纸，各执一纸，永远存照大发。
……
这份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正月财神日订立的合同，书写于红纸之上，由许以修等三人同立。结合前述的“声明遗失合同收条字”，显然反映了芜湖与许村之间的经济联系。
除了芜湖之外，上揭信底中时常提及的运漕，则是长江以北的重要商业市镇。明末商编路程中的“芜湖由巢县至庐州府路”，就提及沿途的运漕镇。此处上通巢湖，下接大江，素来徽商云集。自明代以来，运漕镇就是粮食和布匹的重要集散地[3]，其中，又以粮食经营尤为重要。清代嘉道年间的一册抄本《来往书柬》，就是反映徽州项氏粮商在巢湖一带从事粮食经营的信函汇编，书中甚至还直接提及了“运漕米市”。及至晚清，以运漕镇为中心编排的商业书《商贾便览》抄本中，列有“各路地头产米粮”、“临近各处粮食规例（运漕镇规）”和“各处粮食”等，其中提及：“所买籼米，地土甚广……无为州、运漕镇、芜湖一带之籼米，名观音籼、落蔴籼，亦好。”至于宣城，则是毗邻徽州的宁国府之首县。这些，显然都是许村徽商传统的经营范围。
除了商业上的来往之外，尤其重要的是，“徽州府由青阳县至池州府陆路”还是徽州人前往九华山的重要通道。九华山是地藏菩萨应化的道场，早在明代，钱塘江—新安江流域各地就已形成了“朝九华”的习俗：新安江下游的民众或沿着陆路，经由现在的徽杭高速公路一线进入徽州；或由钱塘江—新安江一线溯流而上前来徽州。他们中的许多人，也与徽州本地的善男信女一样，经由许村出箬岭，前往九华山朝山进香。及至清代，“朝九华”还与“上齐云”的习俗相互融合，形成了合二为一的“华云进香”——根据徽州人的说法，一个人只要身体健康，经济条件许可，一生中至少要前往九华山、天台山（此山为九华山上的天台峰）和齐云山朝山进香一次。如果从歙县县城出发，那就是先经过许村，到九华山，再到九华山上的天台山，接着下山后，再前往齐云山朝山进香。在传统时代，朝山进香既是一般民众较长时间内的一种共同的宗教体验，同时也是信息沟通的重要方式之一。不难想象，每年有无数的香客经过许村一地，再加上其他的商客往来，人流熙攘，信息的交流显然相当频繁，这也是促成许村经商风气浓郁的原因之一。
在传统时代，徽州的许多村落都组织有香会，此类香会，或称“九华会”、“地藏会”、“华云会”、“华云胜会”和“种福善会”等。兴会者自行筹资，自推香首主事，每隔数年组织前往九华山、齐云山朝山进香，许村亦不例外。在当地，大约在清嘉庆年间，就有旅外徽商发起、组织“昉溪升平香会”，购置了田产组建香会，招收入股会员，收集股金。对此，早在20世纪80年代，许村退休教师许九益（时年72岁）就作有《关于许村香会情况简介》[4]的调查报告，此一资料后来为不少学术论著所征引。在此基础上，许骥作了更为细致的描述。
除了“华云进香”之外，许村当地亦时常举行保安善会。保安善会是流行于皖南的一种傩俗，亦称“大年会”、“保安会”或“瘟舟善会”，简称则作“善会”，是徽州民间迎神赛会中较为重要的一种。从定坛起会起，相继有登舟、安圣、安五方、唱船、抢载、禳星、设粥（祝）、收圣、禳火、收火、祭旗、待宴和送圣等程序。各地保安善会持续的时间长短不尽相同，有的七八天，有的十天左右。在歙县许村，保安善会称为“六月一”。“六月一”的庙会，由东、南、西、北、中五大方轮值。所谓五大方，在徽州其他的一些地方被称作“五隅”。从绩溪和歙县的其他例子来看，“五隅”的划分城乡皆有，可大可小，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它既是一种地理划分，又是一个迎神赛会的组织机构，并由此衍化而为处理超越单个家族公共事务之基层组织，“五隅”或“五方”反映了地方基层组织较为原始的型态[5]。
与歙县白杨源一样，本书中也提到了“呼猖”。关于呼猖，亦称“呼神猖”，是徽州各地相当普遍的现象。晚清朴学大师俞樾走访徽州时，就作有一首《呼猖诗（纪徽俗）》，想来，徽州的呼猖习俗曾给他留下过深刻的印象。在徽州，五猖的地位颇为微妙，它们虽然面目狰狞受人畏惧，但世人亦常视之为无所不能的保护神（甚至是发家致富的财神化身），故民间素有“无求不应仰猖神，吉庆平安庇庶民”之说。通常情况下，当社屋里的菩萨像历经数年而破旧剥蚀、需要修补重漆时，就要举行“呼猖”的仪式。此一隆重的仪式，通常每隔十数年举行一次，整个过程包括退神、开光和上神三个部分。对此，清代乾隆时人吴梅颠的《徽城竹枝词》这样写道：
神像多年色改常，重开生面号开光。
神来作贺神迎送，始则呼猖后犒猖。
徽州文书抄本《杂事应酬》中有两副“开光呼猖联”，其中的一副是：“圣像光辉更旧增新酬十载，神灵赫濯御灾捍患荷千秋。”神台上的横批为：“神光普照。”另一副为：“勇气腾腾看震地而来使群魔心惊胆裂，威风凛凛若从天而降俾合社物阜民安。”这些，都是民众祈求猖神保佑之心理的真实写照。
在开光及年例酬神等民间宗教仪礼中，“呼猖”和“犒猖”均颇为常见，以至于在徽州启蒙读物《逐日杂字》中，也有“犒猖台，摆五方，神祇有感”之类概括性的描述。犒猖时需要演戏酬神：
年例酬神作犒猖，僧人演戏曲荒唐。
纤柔大净生还丑，盔甲裙钗粉墨妆。
在现存的徽州文书中，还保留了不少相关的民间宗教科仪。例如，一份同治五年（1866）歙县南乡延宾里程富源新宁社“本境兴旺土地福德正神”的开光祭文就指出，人们藉此“祈愿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专保坛下弟子：作种五禾，年年大熟；山场田坦，岁岁丰登。家家乐业，户户安宁。门庭光显，税产加增。寿同松柏，福比昆仑。人财两旺，子嗣联芳。在家在外，生意兴隆；日新月盛，财源广进。六畜旺相，耗盗消除。三十六行皆利益，九流二教乐升平。白叟黄童歌盛世，渔翁樵子唱丰盈。各家曰夫曰妇，同享鱼水之欢；曰子曰孙，无绍箕裘之业。孩童孩女，遇天花而稀少，逢关煞而消除。凡有求子者早产麒麟，求名者先登金榜。祈晴祈雨，即时应兆。许愿感就，立刻昭彰。求签签有准，求筶筶有灵。侍奉者千祥云集，百福骈臻。总仗洪恩庇佑，匌境安宁，作一方之保障，显万世之英灵”。在这里，士农工商各行各业，男女老少不同年龄，都能得到五猖无微不至的庇佑。另外，与此相关的文书中，还详细记录了退神、开相、点光、上座的具体时刻。类似的民间文书所见颇多，这些，都可以与许骥的描述比照而观。
许村迎神赛会中的“五大方”组织及“呼猖”等习俗，亦与当地的汪公信仰密切相关，这在徽州颇具典型性。这里不妨举个相关的例子：位于许村东南面的宋村一带，保留下晚清民国时期杨岭祖殿十社的相关文书，这批文书包括《十社迎猖收支总簿》、《十社呼猖田亩册》（以上两种为同治八年，1869年）、《开光收支总簿》（1918年）三种。从中可见，杨岭祖殿据说建自康熙年间，至同治八年已有两百余年的历史。其间历经太平天国时期的战乱，祖殿遭受严重破坏。不过，随着同治时期社会秩序的逐渐恢复，十社信众很快分别醵资加以重修。值得注意的是，上述的账册还追溯了杨源祖殿之由来，个中指出：该庙未立之先，当地“各社均在昉源百八社内，每值小暑前后欢迎箬岭汪公，神灵赫濯，迎者甚多，各社欲迎，百不得一，因此邀仝左近邻村择地立庙，供奉汪公。义（？）各十社，此杨岭祖殿之所由来也”。“昉源”也就是许村的旧名，这说明箬岭汪公祖庙在富资水沿岸的歙县北乡及城关一带极为重要，而以杨岭祖殿为中心的十社（松关、石门、东叶村、黄村、杨村、潘村、宋村、青竹培、西叶村和飞布山），就是在康熙前后才从以箬岭为中心的祭祀圈中分立出来的。上述的三种文书，记录了从准备祭品，遍邀十社参加，聘请田干谢姓星学先生择日，翻盖、修理祖殿，订立开光退神揽约，搭建猖台，开唱地戏，延请道士迎猖、犒猖，到点光上座开销，等等，都有相当细致的记录。这些，与许骥的描述虽然年代不同，但颇可相互印证。由此可见，许骥对许村的详细描述，可以为相关的研究提供重要的参照。
根据许骥的描述，在许村，每年四月底或五月初，都要请汪公菩萨来“安苗”，六月底或七月初还要请汪公“保苗”。“安苗”是在水稻开始插秧时节请汪公来田间巡视一番，以保证禾苗的茁壮成长。而“保苗”时，也要请汪公前来巡视田地。如是发虫，先摘一束发虫稻穗或树枝插到汪公的手指间，然后将汪公请到受灾的山场田地去巡视。汪公的大轿抬到哪里，爆竹就放到哪里，中间不能有丝毫停歇，响亮的爆竹震得地动山摇。发虫田地的四周都被浓浓的烟雾所笼罩，并充满着浓烈的硝磺味。据说这种方式很有效果，只要汪公行走到的地方，虫灾就会消除。光绪二十六年（1900）始立的《汪公会簿》稿本，记录了当年迄至1948年逐年的账目开支，每年都有“迎接汪公大帝，保养禾苗，五谷丰登，大有丰年”的字样。关于“安苗”和“保苗”，在徽州各地颇为普遍，在歙县的一些村落，从明代开始，社内每年共有九祭，五月安苗是与正月元宵、二月春祈、三月清明、六月遣蝗、七月荐新、八月秋报、九月重阳和十一月冬至并列的社内最为重要的祭祀[6]。不过，各地安苗的时间以及所请的菩萨不尽相同。在绩溪，有安苗节跳旗、呼龙及吃安苗包的习俗。在黟县，六月初六为安苗节，农家备置供品到田头焚香烧纸，祭祀谷神，祈求丰收。而在七都的渔亭一带，六月十二日至十四日，还举行祭祀汪王的庙会，届时，有游大阳降童一事。人们舁汪王像出游，“祈以保苗，童子前驱，斧额刺血”，以消邪降灾。汪王庙前设油釜，釜底焚火，釜中置油翻滚，信众将豆腐揉碎投入釜中，寓意是将害虫像豆腐一般煎死。在婺源，每逢七月十五，农家做灰汁粿、油煎粿，晚饭蒸菜、蒸猪肉祭献祖先，还要到田间供灰汁粿、烧金银香纸，以祈神安苗，希望田鼠不咬青苗，野猪、鸟类不危害农作物，神灵保佑五谷丰登，等等。对此，反映婺东北社会生活的《应酬便览》中，就有用以“安苗保丰”和驱蠓保苗的《赈孤疏头格式》。婺源的理坑一带，还有“保苗祭宗三科”之类的道教科仪。类似的文本，我们在休宁亦有发现（如《保苗关式》、《保苗出帖式》、《保苗札文式》等一系列的文书）。而在祁门，笔者还收集有晚清光绪三年（1877）由天宝庵僧誊录的《安苗科文》，从中可见，安苗时奏请的神明，除了诸佛法僧、金刚密迹、秽法神王、天龙八部、婆罗门仙、一地圣众之外，还有五猖神君、苗稼神君、青苗童子神君、山公山母神君、田公田母神君、土公土母神君……这些不同类别的“神君”，其前均冠有“东方青帝”、“南方赤帝”、“西方白帝”、“北方黑帝”和“中央黄帝”的名号，显然，这与“五方”或“五隅”有着密切的关系。另外，《安苗科文》中还提及“本里土主汪王、文孝二大圣帝”，这说明当地的安苗亦与汪公相关。由此可见，“安苗”和“保苗”在徽州一府六县普遍存在。不过，即使是在歙县，安苗的做法亦不尽相同。如歙南的石潭，“五月十三日为关帝诞，较天中节为重，家家户户蒸发酵米粉面包以供。……农家或以食物供祀于田亩中，谓之安苗”。而在歙南的另一处璜蔚，六月初一日为全村保苗节，各家各户以面粉做成玉米形的果条，另备香烛纸、鞭炮、供品等，带入田间祭拜土地老爷，燃放鞭炮，祈祷保护庄稼不受病虫等侵害，使庄稼禾苗生长旺盛。在歙西潭渡，著名画家黄宾虹指出：光绪三十二年（1906）六月，歙县禾稼虫伤，蔓延五六百亩之多，“农民狃于故俗，请必迓神禳祲，燃爆鸣钲，兼以敛费，然硝磺气多，亦能令虫潜伏”[7]。看来，从现代知识人的角度视之，燃放鞭炮所产生的硝磺气味，较之民众崇拜的神明，更能驱除田间庄稼的虫害。
三
关于许村，此前虽有一些零星的论著[8]，但许骥的这部作品，网罗散佚，博采旧闻，收集了更为全面的丰富资料，并通过口述调查等，从许村概况、村落发展、姓氏宗族、传统教育、生产与生活、商业贸易、丧葬习俗、祭祀习俗和传统建筑等诸多侧面，对此一歙北名村作了颇为细致的展示。其中，特别是有关许村民俗方面的描述和分析，尤其值得重视。
明代以来，徽州形成了极具特色的宗族社会。晚明内阁首辅叶向高在《许氏族谱序》中曾指出：“今宇内乔木故家，相望不乏，然而族大指繁，蕃衍绵亘，所居成聚，所聚成都，未有如新安之盛者。盖其山川复阻，风气醇凝，世治则诗书、什一之业足以自营，世乱则洞壑溪山之阻亦足以自保，水旱兵戈所不能害，固宜其有强宗巨姓雄峙于其间。”[9]这是叶氏为歙县东门许氏所撰写的谱序，其中亦提及歙北的许村。序文对徽州宗族社会形成的地理背景，作了相当概括的分析。而在本书中，许骥透过对宗族相关问题的描述，颇为具体地揭示了歙县北乡复杂的社会关系。在徽州，族姓之间的关系呈现出错综复杂的样貌。一般情况下，因大、小姓势力悬殊，明清时期（尤其是雍正五年以后），大姓常以佃仆制度去规范自己与小姓之间原本未必存在的主仆关系。而在一个较为限定的空间范围内，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各姓相互之间的竞争乃至冲突在所难免。许村至箬岭古道的茅舍一带，就有所谓“花（方）开叶落”之谚。这一脍炙人口的俗谚说的是——叶姓原住山下，后方姓迁入，不得不移居山上。类似于此的例子，在歙县各地所见颇多。这些，都反映了族姓竞争乃至纷争的残酷。通常情况下，势均力敌的族姓之间，逞其智能，矜其伎俩，彼此以各种风水的手法相互算计，想方设法地挤垮对方，从而确立本族在小区域范围内的主导权。许村一带“三片半石磨，压死客姓人”的说法，就形象地反映出风水做法的用意与后果。这一点，在传统徽州具有相当普遍的意义。
除了族姓之间的关系之外，即使是单个宗族内部，各个分支之间的关系亦错综复杂。书中引证有《东西两派词讼案稿》抄本，据此，许骥对该案的相关处理作了颇为细致的走访及描述，较大程度上复原了东西支因族谱修纂而引发的纷争实态。此外，书中对宗族制度、宗族管理等方面的描述，亦相当细致、生动。例如，有关香火堂的记载，乾隆《绩溪县志·方舆志》曰：“邑中大族有宗祠，有香火堂，岁时伏腊，生忌荐新，皆在香火堂。宗祠礼较严肃，春分冬至鸠宗合祭，盖报祖功，洽宗盟，有萃涣之义焉。……至小族则有香火堂，无宗祠，故邑俗宗祠最重……”嘉庆《绩溪县志》：“邑多聚族而居，有宗祠、支祠、香火堂。岁时伏腊，生忌荐新，皆在香火堂。”此外，咸丰《绩溪黄氏家庙遗据录》、清抄本《绩溪县城市坊村经理风俗》、清末徽州知府刘汝骥的《陶甓公牍》中，均有绩溪香火堂之记载。结合其他的相关史料可知，徽州的血缘组织有着各种不同的层次，“奉香火，崇祭祀”的香火堂也叫祖屋，大族与小族的很大区别之一即为是否建有宗祠。不过，以往所见者，都是见诸历史文献的“香火堂”，至于民间香火堂的具体做法则不甚了了。针对这一点，许骥在谈及祭祀习俗中，有一小段关于香火堂形制的描述，颇具参考价值。
在书中，许骥还讲述了不少有趣的民间故事，有助于我们从一些侧面理解徽州的乡土传统。例如，康熙《徽州府志》的主纂赵吉士曾不无自豪地炫耀：“新安节烈最多，一邑当他省之半。”在明清时代，节妇、贞女的记载，成了不绝于史的主题。对此，许承尧亦曾指出：“邑俗重商，商必远出，出恒数载一归，亦时有久客不归者，新婚之别，习为故常，然妇女类能崇尚廉贞，保持清白，盖礼俗渐摩，为时久矣。”其实，在安徽，民间素有“穷不过凤阳，富不过歙县”的俗谚，徽州的“节烈”与其说是一种风气，毋宁说更与巨额的财富密切相关。在传统时代，只有衣食无忧者方有守节的条件。关于这一点，许村“墙里门”的故事便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证——女主人年复一年地隐居深闺，重门高峻，安心静守。在传统的伦理脉络中，其人凛若冰霜，途歌巷诵、传说一时的事迹，可谓为名教增光，令纲常生色。当时，人们为了证明今天看来颇为残酷的“节烈”之正当，创造出了种种的神话。譬如，许村世德桥南侧有一贞节坊，据说，坊主尚未过门时，未婚夫便已去世，她是一个人抱着牌位拜天地的。此后，久荷礼教熏陶的女子寂寞寒窗，空闺梦杳，终其一生清清白白地过日子。及至晚年族人为其树坊，不料最后的坊顶却怎么也安装不上。于是，族人便怀疑她是否曾有犯嫌渎礼、有辱闺范的隐情曲折。在族长的再三追问下，事涉嫌疑的徽州女人搜肠刮肚，终于回忆起早年的一桩事，她说自己曾见公鸡和母鸡交尾时笑了一下……这一自我坦白甫一落音，坊顶就顺利地装了上去。看来，荣辱生死皆有定数，传统的“节烈”事迹，容不得哪怕是瞬间的欲念潜滋春心荡漾！此类的故事历久弥新，极为传神、生动——红尘凡世的民间规范，正是经由人们编织出的各种神话加以支撑。也因此，在以“牌坊城”著称的歙县，时常可见的“两竖一横”之框架结构，便荷载着成千上万个沉重的生命。
许骥通过采访江西木匠的传人，对徽州的竖屋程式作了颇为细致的描述：“开基造屋，选择日期，画墨结笋，竖柱上梁，剪鸡制煞，喝彩披红……”这些纷繁复杂的建筑程序，每一道都凝聚着手工匠人的智慧。书中引证的《踏梁经》、《排列经》、《敬磉经》、《架梁经》、《提鸡经》和《撒五谷经》，与徽州其他各县所记录的大同小异，不过，其中的一个细节亦颇为有趣。据说，木匠师傅所唱的《踏梁经》开首有：“伏以鲁班先师踏梁头，鲁班先师叫了伏以踏梁头，左脚踏起右脚高，脚踏梁头步步高，手拿金盘踏仙桃，仙桃仙果落在金盘里，脱掉蓝彩换紫袍……”在这里，文中的第二个“伏以”，显然是作为人名出现。这让我联想到历史上毗邻江西的婺源，根据婺源学者毕新丁的调查，当地上梁时的祝福语中，口口声声皆以“伏以（呀）”开头。据匠人传说，“伏以”原是木匠祖师爷鲁班一个徒弟的名字，为人聪明，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这一点，深受鲁班的嫉妒，后者为了保住自己祖师爷的地位而设法暗害了“伏以”。所以，每当踏梁时，均要以“伏以”开头，一来是表示鲁班自觉对不住徒弟，二是怕徒弟“伏以”前来现场捣乱。因此，每逢重要场合都要先喊徒弟“伏以”的名字，以示对他的敬畏。其实，稍有古汉语常识的人都知道，“伏以”原是一种敬词，意思是作为凡人在神明之前俯伏下拜以陈述相关事情。但如此文绉绉的词汇，在一般民众听来，怎么听都觉得像是个人名。而在竖屋仪式中，“伏以”一词的一再出现，便很自然地令人浮想联翩，旁观者遂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于是，也就有了鲁班师徒的精彩故事……显然，这是另一个杜拾遗变身而为“杜十姨”的故事，这在口耳相传的叙事传统中颇为常见。普通民众总是赋予文本以新的内涵，从而使得民间文化更具生动的多样性。
四
在本书中，许骥对许村当地人生活态度的描述亦颇耐人寻味。明清时期，旅外徽商给人的印象多是穷奢极欲，侈逐豪华，但在实际上，许多徽州人素有节俭的传统亦有目共睹。徽州绩溪人胡适先生曾说过：“徽州有钱人家也讲究节俭，那是美德。”对此，许骥也列举了诸多例证指出：勤俭持家是许村人一向秉承的生活理念，一般人前缘分定，苦乐自甘，即便是富裕之家，日常生活也相当俭朴。在传统时代，许村人士习诗书，农勤耕织，百工商贾，各务本业，当地有一句告诫子孙勤俭持家的俗语——“钱是省出来的，家是积起来的”。例如，许子华家有良田广宅，但他用于早餐的豆豉却是装在一个竹筒内，竹筒盖上开一个小洞，每次只能一粒粒地倒出，以此来控制自己消费豆豉的数量。外出经商者从许村走到芜湖，步行要花一个星期，沿途野店风霜，客路辛劳，有人一个咸鸭蛋佐餐，从许村一直吃到芜湖，至今还被当地人传为美谈……此类的故事情节我们似曾相识，因为在明清时代，江南各地流传着不少徽州人节俭乃至吝啬的故事。明人谢肇淛即曾指出：徽州人“菲衣恶食，纤啬委琐，四方之人，皆传以为口实，不虚也”。这说明徽州人确实是节俭成性。证之以顾炎武“新都（即新安）勤俭甲天下，故富亦甲天下”的说法，可见此种传统之源远流长。不过，江南各地的一些民众为了发泄对席丰履厚的徽商之不满，加油添醋地塑造出徽州人的种种社会形象。在他们的刻画下，徽州人奔逐货利之场，迷恋声色之类，以好色、健讼、俭啬、刻薄闻名遐迩。早在明代，徽州人就素有“盐豆”的地讳（绰号）。传说，曾有做客苏州的徽州人，自制盐豆放于瓶中，而用筷子钳取，每顿自限不得超过九粒。某日，有人告诉他说：“令郎在某处大嫖。”其人勃然大怒，将瓶中一把豆全都倒了出来，嚷道：“我也不做人家了！”这一则形容“徽州人多吝啬”的笑话，近数百年来在江南一带广泛流传。可见，同样或类似的行为在不同的地域场景、不同的人群解读中，其生活史上的意义有时会截然相反。正像徽商的别称“徽州朝奉”一样，胡适即曾指出：“通常社会上所流行的‘徽州朝奉’一词，便是专指当铺里的朝奉来说的；到后来就泛指一切徽州士绅和商人了。‘朝奉’的原意本含有尊敬的意思，表示一个人勤俭刻苦，但有时也具有刻薄等批判的含意，表示一个商人，别的不管，只顾赚钱。”
除了生活态度之外，民众具体的生活实态更值得我们关注。在此前的历史研究中，反映民众日常生活的物价史料颇为零星乃至缺乏。就目前所见，比较系统的歙县资料，大概最早见于民国传抄本《安徽省志》：
生活程度：城内少富户，而乡间殷实之家不在少。
重要食物之价目及各行工价，列举如次：
米一担，7．9元；面粉一担，4．00元；盐一担，6．20元；砂糖一担，15元；酱油一斤，60至100文；猪肉、鸡肉一斤，260文；酒（米酒）一斤，40文；鲤鱼一斤，22文；鸡蛋一个，20文。
工价：近距离：挑夫：百斤，一百里，一元；轿子：一里，40文；马：一里，一角七分。
远距离：挑夫：百斤，一百里，一元；轿子：一里，22文；马：一里，一角二分。
摘茶女工，一日70文；民船伙工：一日80文。
该份资料应是日本东亚同文会编纂发行的《支那省别全志》第二卷安徽省相关部分的中译本，其中反映的内容是民国初年整个县域范围内颇为笼统的资料，但却弥足珍贵。此后，民国时期的调查资料中也有一些相关的内容。例如，《京粤线安徽段经济调查总报告书》[10]中有“各业店数资本与营业总值”、“商品量值之分析及其采销情形”、“各业店伙人数及其工资表”、“金融市场”、“重要物价表”、“度量衡”和“市镇商况表”等。稍后的《中国经济志》[11]则是1934年前后在皖南各县的调查，其中包括形势、河流、户口、交通运输、农业、工业、贸易、财政、社会、沿革、山脉、土地、行政区划、邮电、茶叶、商业、金融和教育文化十八项内容。总体说来，这是现代调查的一个成果，有不少较为科学的统计数字。当然，这些都只是县一级的统计资料。至于乡村一级的内容，虽然1949年之前也有一些调查（如绩溪旺川人曹诚英对其老家的调查报告[12]），但对于日常生活，尤其是物价方面的记录仍然极少，这使得我们对于历史时期徽州民众的日常生活状况，总体上仍然缺乏起码的了解。好在民间文献中还有不少此类的资料尚待整理。有鉴于此，许骥在书中利用了大批账册以及土改档案、工商业登记资料等，对当地人的衣食住行、朝夕旦暮等诸多方面，作了相当细致的梳理。他的一些分析乃至描述是否完全准确，尚有待于今后的利用者进一步验证。不过，他通过实地走访调查，将账册放入当地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加以分析、解读，将账目记录的琐屑家常与饔飧井臼、生男育女的民间习俗结合起来，此种基本方法，却是相当值得提倡的。
在本书中，许骥对农业生产有着相当详细的记录和分析，他多侧面地描述了许村当地的各类作物及耕作制度，指出：许村传统农业以种植水稻为主，兼种大麦、小麦、油菜、大豆、花生、玉米、高粱和红薯等。大约在清道光年间，许村才开始大规模种植玉米，至于红薯的成规模种植，在时间上可能还要更迟一些。在当时的许村，经济类作物主要是茶叶、桐子和乌桕，本地的特产则是甘蔗。在清代，徽州引种玉米和红薯解决了本地粮食供应不足的问题。在这方面，许骥利用胡氏《支用账》中的借苞芦账，对玉米在徽州的大面积推广作了推测，并从土地利用等方面分析了红薯在当地的推广。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我们理解传统时代民众日常生活的变迁。
从许骥对当地经济结构与社会生活的描述中，我们看到了一些颇为有趣的现象。例如，从许村的情况来看，手工业者中有不少来自安庆，这与明代《复初集》、清末《陶甓公牍》等的记载颇相吻合，也从一个侧面凸显出箬岭古道对于歙县的意义。另外，许骥在描述许村商贸活动时曾指出：在清代，当地大规模的粮食交易过程中，出现了一种可以当钱使用的“梁票”。他根据零星的账簿资料分析，认为在当时以梁票来支付大额粮款应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另外，梁票还可以当钱借贷。据此，他推测：“梁票最初可能是在粮食交易时，为了便于结算而产生的一种纸制凭证，后来发展成一种可以在市面流通的大面额纸币，它可能只在进行大宗或大额交易的时候才使用。”这一点相当有意思。《徽州传统村落社会——白杨源》一书的作者吴正芳曾经指出：在他的老家白杨源一带，村中长期存在一种子码，是当地流通的一种自制货币。这一点，在以往的任何文献中均未提及。根据吴正芳的描述，民国初年前后，白杨源因商业兴盛，集市繁华，演出活动不断，刺激了赌博业的发展。为了赌资携带的安全与便利，也为了商业交易的灵活与方便，当地相继制作、发行了只能在白杨源内上市流通的货币——子码。子码都是用毛竹竹片制作而成的，面值有一元、一角、五分等。这些子码，都可以在白杨源内各种交易活动中同地、同时上市流通，诸如上赌场赌博，进店买商品，上学交学费，上摊买点心，雇人发工资，族祭发祭金等，都可以用子码支付。拥有子码者如果停止交易，也随时可到发行者家中（或店里）兑换成国家或地方发行的同值现钞。白杨源以外的客籍人士，亦可通过各种交易活动拥有子码，但不能在外地上市流通，只可凭子码到白杨源消费或到发行者家中（店中）兑换现钞。与子码相似，梁票也在许村附近流通。不过，其范围应当更广，它与许村的商业流通网络密切相关。许骥根据胡氏丧务账的内容分析，胡氏当年可能有人在宁国府所属的南陵县一带去世，所以丧务账中记录的是南陵店号之账目支出，由此可见梁票可以当货币结算，应当不仅限于许村本地。许骥的这种推断相当有趣，他在原稿中除一处外，均将“梁票”写作“粱票”，究竟哪一种写法是对的？这引起了我的极大好奇。为此，我反复请求他提供原始的账册以便核对。结果证实，在胡氏账册中“梁票”的写法是对的。在明代以来的歙县，“梁下”是指渔梁坝，而晚清民国时期的县城与渔梁，则一向简称为“城梁”，显然，“梁”通常也就是指渔梁。而许村流通的“梁票”，极有可能便是由渔梁所发行。如果这一推断没有问题的话，梁票之发行，显然反映了渔梁对于四乡农村的巨大辐射能力，同时也可以看出从渔梁到北乡许村，再经箬岭至宁国府的南陵县一带，的确形成一个商品流通、交易的网络。只是可惜有关“梁票”的实物迄今未见，而相关的记载似亦仅见于此，我们无法对此作出更为细致的分析。不过，有关“子码”和“梁票”的例子，反映了民间社会流通与消费活动中一些鲜为人知的侧面，因此很值得我们关注。
五
徽州是传统中国研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区域社会之一，而徽商与桑梓故里以及侨寓地城乡社会发展的关系，囿于史料，以往的研究主要多集中在清代前期，尤其是18世纪以前的盛清时代。其实，在太平天国之后，无远弗届的徽商对于东南一带的社会变迁仍然有着重要的影响。以徽州盐商为例，以往一般认为，徽州盐商于清代后期已退出了两淮鹾务之运作，但在实际上，当时仍有不少徽商在扬州等地活动频繁（尽管此时的盐商在财力上已与畴昔迥异）。此类的证据近年来不断涌现：在扬州老城区广陵路小流芳巷内4号，此前发现有“徽国文公祠”的门楼，这是晚清徽州会馆及其附属慈善组织“恭善堂”的旧址，其中还有一块光绪十一年（1885）四月树立的“奉宪勒石”，个中详细叙述了“恭善堂”之由来及其管理制度：当时，歙县同乡集资，在扬州缺口门城内流芳巷地方，契买民地一区，“公建徽州恭善堂”，“以为同乡养病之区，旅榇停厝之所”。这一碑刻以及所反映的内涵完全未见于文献记载，但它的发现却有重要的学术意义。碑文提及：“全徽六县外游，半事经营，计在邗江为客不知凡几，或因仕宦而寄居，或以贸迁而至止。”[13]这突出反映了太平天国以后徽商在扬州的势力——他们仍在绿杨城中守业聚财，广施功德。证之以许骥调查所提供的诸多线索，有关晚清扬州与徽州的城乡互动，显然可以进一步深入探讨。
20世纪90年代末，在歙县曾发现一批颇具规模的盐商家族文书，文书的主人——上丰宋氏亦位于歙县北乡，该家族成员在太平天国以后广泛分布于扬州、海州、盐城等苏北盐场地区，以及湖北汉口和蕲春漕家河镇一带，从事盐商、典当、茶业等。这批文书主要包括：宋氏盐商抄录的官方鹾务文件，盐业、典当、茶业等方面的商务信函及“信底”（来往书柬汇集），徽商日记、商编路程、商务日用类书、徽商诉讼案卷，有关徽州公所、会馆的相关文书，当票、商务行情、账簿及名片，徽州民间启蒙读物，窗课、八股文等科举应试资料，婚丧寿诞礼帐，以及宗教科仪等民间信仰方面的资料[14]。就其规模来说，该商业文书群仅次于80年代发现的歙县芳坑江氏茶商史料。其中有不少内容均与许村有关，可以比照而观，相互发明。例如，许骥根据《敦本堂·中昉垦荒记事》记载：许氏在元代因大规模垦荒，与上丰宋氏家族发生纠纷，双方的交恶，造成了“许宋不通婚”的局面。不过，上丰宋氏藉以书写金银袋簿的《木本水源》稿本所反映出的，却与此颇有出入，从中可见，明清以来，上丰宋氏与许村许氏有着相当长久的通婚关系（其实这在《歙县许村敦本堂神主谱》中亦有不少反映），关于这一点，与当地人的说法不尽相同。因此，民间传说与历史的真实有时仍然会存在着不小的罅隙。这也提醒我们，无论是对于口碑还是文献均应保持清醒的头脑，两者不可偏废。
上丰与许村同处歙县北乡，两村壤土相接，趋尚略同。在《木本水源》中，我们多次看到宋氏的姻亲祁氏之有关记录，而祁氏亦同样与许氏谊属一脉至戚。晚清扬州盐商许家泽之母即为祁氏，而祁家亦同样从事盐务经营。从现存的光绪末年祁信余之信底——《鱼雁留踪》抄本可知，祁氏在盐城上冈一带从事盐业等经营，并在芜湖、汉口、南昌、吴城等地活动。这些地点，也曾是歙县上丰宋氏、许村许氏家族重点活动的场所。而从上丰宋氏盐商家族文书中的日记、书信等来看，许村许氏与上丰宋氏等的合作亦颇为密切。因此，许骥围绕着许村所收集到的遗献佚文，以及通过实地调查所作的详搜博考，绝非无关要节的一隅见闻，它对于研究太平天国以后歙北村落社会以及徽商与东南地区的城乡互动[15]，均提供了不少重要的线索。此类来自民间抢救性的调查报告，随着现代化对中国农村社会的冲击以及乡土文化的日渐瓦解，其学术价值将日益凸显。
二〇一二年初冬
【注释】
[1]详见王振忠：《无徽不成镇图说——定远方氏与北炉桥镇》，《寻根》2002年第2期。
[2]信底即徽州人誊抄的书信底稿，该册信底的主人为徽商许良身（以修），书信内容包括民国十九年、二十年和二十一年（1930—1932）寄往各地的信函。
[3]吴吉祜辑，吴保琳校：《丰南志》卷9《艺文志·建置·松石庵》：“（吴）光训公七子，末公逸公，字无逸，席先业，鹾于广陵，典于金陵，米布于运漕，致富百万。”《中国地方志集成》乡镇志专辑第17册，江苏古籍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1992年版，第505页。
[4]安徽省歙县地方志办公室卷宗第40。
[5]参见王振忠：《明清以来徽州的保安善会与“五隅”组织》，台湾《民俗曲艺》第174期，2011年12月。
[6]《丰南人事考》卷1《正宰公新更社祭序》，稿本，私人收藏。
[7]《任耕感言：丰堨垦复仁德庄义田始末》，载《黄宾虹文集·杂著编》，上海书画出版社1999年版，第485页。
[8]除了许九益的《关于许村香会情况简介》之外，正式出版物还有：许琦、徐玉基：《箬岭古道明珠——许村》，“徽州古村落文化丛书”，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单篇论文则有台湾熊秉真：《乾隆歙医许豫和人事初考》，载《江南社会历史评论》第1期，2009年。
[9]〔明〕叶向高：《苍霞续草》卷5，明万历刻本。
[10]“铁道部经济丛书”，铁道部财务司调查科编，约1930年版。
[11]民国史料丛刊第九种，台湾传记文学社，1971年影印。
[12]《安徽绩溪旺川农村概况》，载国立中央大学农学院编辑《农学杂志》第五、六合号，1929年。
[13]扬州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扬州盐商遗迹》，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77页。
[14]关于这批文书的详细介绍，请参见《千山夕阳：王振忠论明清社会与文化》第二讲《徽州文书的再发现：民间文献与传统中国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5—70页。
[15]除了扬州的例子之外，新近发现的许村民间文献中，还有《新安旅苏同乡会震泽支部章程》、《新安旅苏同乡会震泽支会会员名录》和《新安旅苏同乡会震泽支部第一届当选职员》等。根据许骥提供的线索，许村首富许仲修即曾在江苏吴江县盛泽镇经营酿造业。盛泽与震泽两镇相距未远，都是明清以来著名的江南市镇（吴江盛泽镇上的徽宁会馆尤其著名），也都与丝绸业密切相关，由此亦可从一个侧面反映江南市镇与芜湖、许村等地的经济联系以及城乡互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