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村的鼎盛期

许村的勃兴，功在徽商。明成化、弘治之际，徽商已成气候，并获得了大量的商业利润。但与此同时，社会商品流通量的增加却十分缓慢，使得商业资本与社会商品流通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额，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徽商获得的大量商业利润很难在产业上找到出路。徽商只能“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将大量的商业利润流归故土，购田地、建祠堂、修园第，使得明清时期的许村盛极一时。随着许氏人口的不断增加，聚居地也不断扩大（如图2－5）。

图2－5　许村盛期村落示意图

以南宋到明初这一阶段的发展为基础，许村从明成化至清道光间步入了鼎盛时期。明嘉靖年间，许村已是“里生日繁，赀业充盛”（《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处士万竹许公行状》）。明隆庆三年（1569）编的《新安歙北许氏东支世谱》是这样描绘许村的：“在城北四十里，平畴沃壤不啻数千亩。四山环合如城，第宅栉比鳞次，皆右族许氏之居焉。”可见当年许村的盛况。这一时期许村诞生了一大批富商，在已见族谱中就介绍了18位，当然也包括当时颇有影响的汪氏和何氏家族。他们经营范围遍及大江南北：芜湖米市许姓多，兴泽茶叶许村一条街，金华纸业皆为许。此外，在典当、木材、漆料、盐业等行当，许村人都有不俗的业绩。

明中叶，除了陆路贸易以外，许村人也开始了海上贸易。由于明朝政府政策的不稳定性，导致从事海上贸易的这一利益集团处于很尴尬的地位。他们一会是商，一会是盗。“许氏海商集团”就是这一时期的典型，代表人物有许辰江、许本善等人。

许村的这些富商，大多数是乐善好施的仁义之士。他们带着大量的资金返回故里，除了为自己购置田产以外，还拿出一部分资金来用于公共事业。其他方面已无从考证，但保留至今的一些标志性建筑几乎都诞生于这一时期，总计建筑34座。建于明清鼎盛时期且尚存的有20座，它们分别是：桥梁三座，皆为明代所建；牌坊六座，明代四座，清代二座；亭三座，井三眼，都为明代所建；社屋一座；民宅四座。祠堂39座，其中吴氏2座，何、汪、宋氏各一座，其余分属许氏东西二十门。这些建筑的修建资金，绝大部分源于富商的捐助。另外，许伯升长子许都福开始出资铺设东升村中的石板路。其后许社鉴等相继出资，以石板铺设村中各处道路。这里还要指出的是，有些公用建筑不是一建了事，还须购置公田，通过收取田租来维持运转。比如，桥有桥田（俗称“桥会”），许村申角口的二亩四（田名），就是塘头桥的桥会。它的田租收入就是专用于支付塘头桥维修的费用。还有茶亭，永济亭直到新中国成立前都免费为行人提供茶水，这是每天都要支出的，这笔费用就来源于“亭会”。这里每一个祠堂都有“族田”，新中国成立前，许村范围内有1　000多亩都是公田，且大部分都为“族田”。修建祠堂、购置族田是这一时期投入最多的一项。

在以“九子十三孙”为人生荣耀的传统社会，社会的长期稳定，必然导致人口的快速增长。到明代中叶，许村人口与土地的矛盾又一次凸显。明英宗正统五年（1440），许村已成为“千灶万丁”的歙北重镇。据种福厅碑记载：许村人均田地不足半亩，实难饱腹。这时，许村周边能开垦的荒地都已开垦。人们只有把目光投向稍远一些的昉、升溪源。于是，各支祠合议垦荒昉、升溪源。这次垦荒规模更大，20多里的昉、升溪源，在东西二支18个支祠的合力开垦之下，不久就出现了“童山濯濯”的场景。荒地是得到了垦殖，却出现了“毁林造地，雨即成灾”的恶果。昉、升二溪的大小七条溪涧都不同程度受到了淤阻，山洪暴发，淹没半个许村。《四义坝记》云：小雨小灾，大雨大灾，山洪毁地。疏浚河道，就成了令人头痛的一件大事。许氏富商许从仁、许从义、许从礼、许从智四兄弟倾其所有，捐银十万两，疏昉溪源三里河道，砌石坝四里以护村庄。许氏兄弟亡故后，村人建“四义祠”以褒其义举，祠内悬府县褒奖金匾，许国为其撰《四义行状》。后至清顺治年间（1644—1661），歙县县令宋希肃又主持了许村河道的疏浚工作，许村人为了表达感激之情，在善德桥北岸树碑一块，上面刻着“宋公河”三字，该碑直到1957年修城许公路时才拆毁。

“‘富’字‘田’打底。”为了保证田地的丰收，这一时期在水利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迎祥堨、小堨、庙前堨、青山堨等许多有名的堨渠在这一时期都得以重修和扩建，这些堨渠至今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清代许明哲在中昉岭掘塘八座，以解山田灌溉之需。

许村的这些变化还与徽州的北向通道——箬岭官道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条千年古官道，由唐越国公汪华在隋末凿山开通，至明代，更是连接古徽州府和安庆府的重要驿道。徽商兴起后，它便成为运输粮食、盐和山产的交通要道，过往行人络绎不绝。许村也凭借这条官道，成为市肆殷繁的水陆转运码头。

这一时期的文教与科举入仕，也同样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南宋时期“声名郡邑”的“双桂堂”重建以后，许德绍及其后人延师训子。明嘉靖年间，许琯告老还乡后，在泉泽建“白果书院”，大兴学风。同为嘉靖时期，许思敬筑“会中精舍”。邑内的许多名人都曾会聚于此，相互吟诗应和。明嘉靖年间的“四山楼”培养了许国、许佐。此外，还有一些不见经传的私塾和义塾。

这一时期许村共有27人中举，53人出任公职，这其中绝大部分是在明弘治到清道光之间。这一时期还留下了许多诗文集。现存于大宅祠的“云溪堂丛帖刻石”，是这一时期刻石艺术的代表，它是明万历三十三年（1605）前后，由大宅祠后裔许世魁汇刻于吴郡，后运归许氏故里，镶嵌于祠内而流传至今。

在明弘治至清道光近四百年间，许村的发展到了鼎盛时期。这里文风昌盛，教育发达，诞生了一批学者、官员和富商。箬岭官道的繁荣，客观上也促进了许村的经济繁荣。许村也凭借这条官道，成为商贾云集的水陆转运码头，成了名副其实的歙北重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