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建长生祠堂的费用

修建祠堂，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城东许氏宗祠，清代重建时历时四年，耗资八千余金。明嘉靖年间，东支长房重建邦伯门，据《歙昉溪许氏邦伯门修祠记汇存》记载，前后花了七年，费资一万多缗。另一次是民国七年（1918）重修邦伯门，到民国十三年（1924）竣工，历时七年，共花费大洋100　614元。2009年，邦伯门又大修了一次，耗资120万元。民国十三年重建逸庵祠，“家修自管理迄今倏经六载，用款几三千元”。民国十五年（1926）长生祠重建用洋1　700元。民国十九年，重修四义祠，“综购地修祠用款，先后弗及千元”。现在我们已无法知道康熙年间重建许氏最大的统宗祠的支出情况，如果借助邦伯门的两次修建来作个推想：邦伯门三进五间，共计1　080平方米，重修尚且要花大洋100　614元，那么新建一个面积是它三倍的统宗祠，所要花费的白银应当在十万两以上。

如此巨大的建祠费用该如何筹得呢？其来源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向子孙和支派公产摊派。无他许氏重建钟形山脚祠时，就是“始定其费用由合祠丁灶科派外，各房亦复输银帮贴”。（2）接受子孙和支派的捐赠，它包括土地和资金两个方面，下面提及的钟形山脚祠的地基全由个人捐赠。邦伯门民国十八年（1929）重修，支派捐赠500元，个人捐赠1　250元。民国十五年（1926）长生祠重建，其经费来源是除“中宪公遗赀一千元外，由家修捐洋二百元，家泽捐洋三百元，本善捐洋二百元”^[8]，合计用洋1　700元。民国十九年（1930）重修四义祠，“本祠公款不敷，家修偕胞侄本震仰承先志捐洋一百元，聊报祖德”^[9]。（3）族产、祀产历年的积累，邦伯门重修时，前九年积累的族产为6　060元。（4）折胙筹资，城东许氏于雍正乙巳年重造寝堂时，就是“众议折胙十年及支下捐输”，即将十年分胙的费用拿来充作建祠资金，也就是未来十年内子孙不再分胙。（5）进主费的积累，它包括普通牌位和长生牌两种收入。邦伯门重修时，收不祧神主四十名共洋2　000元。敬思堂从民国十二年到十七年，共收铜钱2　700文。

另外，木结构的房子，如果不经常加以维修的话，就会尘泥渗漏；几十年不维修，就会倒塌。位于东升的长生祠，是邦伯门支下逸庵祠长房之支祠。据许炳勋（1832—1905）晚年作的《长生祠始末》介绍，该祠原本是两层楼屋，因年久失修，楼已倾斜。咸丰初年，许钧元倡首，集捐丁输，改楼屋为平房。太平天国期间虽然没有遭到焚毁，但墙体已倒塌得很厉害。同治初年，许景辉又倡首集赀修理一次。不久，许月峰又用祠堂公款二十千文修理一次。此后又过了三十年，“瓦漏梁朽，北面墙已倒塌，大门也被人盗去。……因是修残补漏，以庇风雨，惟望后贤革建重新”。此后又过了数十年，据《重建长生祖祠记》载：“阅时数十载，梁栋朽腐，墙垣洞塌，不肖支丁复破坏而窃其砖石，祠室荡然。虽就地建有香火，而屋小如厝，实不足以妥先灵。”民国十五年，在许家修、家泽兄弟和堂侄许本善的倡导下，着手重建长生祠。一年之后，祠宇告成，“悉仍旧制，祠院较前扩充”。又购祠下首空地一块，“东西四丈一尺，南北二丈六尺”，并立界石，以垂久远。

通过《长生祠始末》和《重建长生祖祠记》两文的介绍，我们可以大致得出长生祠修理的时间间隔：从咸丰初年（1851）到同治初年（1862），两者相距约为11年；同治初年修了两次后，又过了三十年，大约是在1892年，在北墙已倒、大门被盗的情况下又因陋就简地修理了一次；从1892年到民国十五年（1926），大约又过了三十多年，祠堂已是梁腐墙塌，砖石被盗，只能就地建一个小小的香火堂来供奉先灵。可见木结构的房子，如果在十年左右能加以维修的话，尚能保全旧制；如果三十年不维修的话，祠堂就会荡然无存，只能重建新祠。

从近年的情况来看，情况也大抵如此。许村的大宅门和邦宪门两个祠堂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都是生产队粮食、农具的保管点，所以每年大小都要作些维修。随着包产到户，生产队解散后，这些地方就再也无人过问。到了1996年前后，这两个始建于明代的祠堂的中进都倒塌了，目前残存的前后进也是岌岌可危。所以，过去只要条件允许，每隔二三十年，宗族就要把祠堂大修一番，并且常把它和理主修谱结合在一起进行。光绪二十三年（1898），西支环里门重修并理主修谱。“（达墉公）乃于光绪二十三年倡首重建，历年数载，始底于成。于时一面建造祠宇，一面从事理主。”^[10]邦伯门民国七年着手修祠，十三年竣工。就在民国十三年又接着开始了理主和修谱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