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传说中的七公菩萨的由来

社屋的修建与祠堂有三点不同：一是选址的不同。祠堂建在村中，而社屋一般都建在村外的两三百米处，唯有城东许氏建的高阳社屋紧邻祠堂。二是数量不同。祠堂可根据姓氏及分支的需要修建，一村可建多个；而社屋一般是一个自然村一个，或邻近的村落共用一个。三是建筑格式不同。祠堂一般是三进三间，或三进五间；而社屋一般是二进三开间，城东高阳社屋为三进。

社屋的内部格局是下进有厢房两间，用于存放一些祭祀用品。上进是一个大厅，中间是一个神龛，神龛的上方悬挂着一字一匾的四个大字：“土”、“谷”、“维”、“修”。神龛前面摆放着供桌和香炉。供桌的左边安放有大钟，右边是大鼓。

神龛上面所供奉的菩萨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南宋之前供奉的是任公，这从《富昇大社碑记》中就能看出。明崇祯甲戌年（1634）编订的《古歙城东许氏世谱》卷一之《宗祠祀典条录·社祀》记有：“庙建郡城东门之大街，石坊题曰：高阳里。重门三进，正堂侍立社稷神位，坐以狮山，屏以问政，左象山，右紫阳，山还水抱，神妥钟灵，四方人兢祀之。”这里明确记载“正堂侍立社稷神位”，即社屋供奉的是社公菩萨。清顺治十一年（1654），许青岩重修白榆社，其社供奉的是汪公及二仲。许青岩为明季遗民，主张反清复明。结合徽人“时乱思汪公”的情结，清初时期，社屋供奉的是汪公。至于“二仲”是否是指他的两个儿子七相公和八王老爷，则不得而知。清咸丰三年（1853）之前，供奉的则是汪华的第七个儿子，人称“七相公”。理由有二：其一是清嘉庆二十五年（1820），富昇大社有一份为七相公呼猖的协议，其中仅提到七相公一人。其二是在《花灯会支用账》中记有清嘉庆二十年（1816），新义管负责点五、六两月的社灯，其灯油账下有这样一段小注：“众买上灯油一斤。因初六日涨水满进祖社，七相公移在宗祠。七月初九日游神上社，灯油后再末点。”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因涨水才将菩萨移到宗祠，如果富昇大社中有几个菩萨的话，要移到宗祠的就不应当是七相公一个了。可见，这里面只供奉着一个七相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许村的社屋由供奉任公而改祀七相公呢？是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变更呢？这些仍是谜。不过，有一个民间传说介绍了七相公的由来。

相传，许村有父子俩长年在茅舍东面的金鸡石上烧炭卖炭。有一天，儿子经过金鸡石路边的一个破庙，看见里面的七公菩萨被太阳晒得好苦。他就对菩萨说，如果今天我这一担炭能卖到一担半炭的价钱，我明天就买顶草帽来给你戴上遮阴。果真，他那天的炭卖到了一担半的价钱。儿子很高兴，第二天就买了一顶草帽来给菩萨戴上。此后，这儿子的炭每天都能卖到一个好价钱。又过了些天，儿子又跟菩萨说，如果我今天一担炭能卖到两担炭的价钱，我就把你挑回家去供奉。儿子的愿望又实现了。他也信守诺言，把菩萨挑回家放在柴房里。到了年底父亲回家，在柴房里发现了七相公。他吓坏了，忙问起菩萨的由来。儿子据实相告。事已如此，父亲也无话可说，可菩萨摆在柴房是大不敬，总得找个安身之所。父亲只好去许氏宗祠央求给菩萨找一个安身的庙宇。最后，宗祠决定将七相公供奉在富昇大社之中，这就是七公菩萨的由来。

现在村中老者回忆的都是民国时期社屋供奉的样式，而这些大多是太平天国之后重修的。所以说，清同治之后，神龛上面才供奉着三个菩萨：中间是“社公菩萨”，左边是“汪公菩萨”，右边各社屋的供奉有所不同，它们分别供奉着汪华儿子中太子或七、八相公中的一个。后面所引的《祭东升社庙文》中分别提到了“尊神职司稼穑”、“尊神威加宣睦”、“尊神位尊储贰”三神，显然它们分别是社公菩萨、汪公菩萨和太子菩萨。相传有奸臣诬陷汪华拥有九子，势力太大，有谋反之嫌。汪华为表其忠心，竟将九个儿子给杀了。皇帝颇为震惊，下令敕封：一、二、三子为太子，四、五、六子为诸侯，七、八、九子为相公。比如，东升社供奉的是“太子菩萨”，富溪社供奉的是“七公菩萨”，合溪社供奉的是“八王老爷”。社屋中供奉汪公，可能是在经历太平天国的动荡之后，人们希望通过供奉汪公菩萨来达到保境安民的目的。至于其他两个菩萨，则是在过去基础上的发展和完善。

社屋属于公共设施，它的建造需要得到村民的支持。社屋的修建款项一般有三个来源：一是还灯银；一是向村民摊派丁头银；一是祠堂和乡绅的捐赠。《高阳社后约又序》中记有：“率吾宗中但新娶诞子，每名或出银伍分壹钱归众轮领加利积蓄至盛增，置祭田买基立祠。”族中人结婚生子，都要上社还灯。城东许氏规定凡还灯者每人出银五分一钱，加利积蓄以达置祭田、买地基、建社屋之目的。社屋的基址除了购买以外，还有民众的捐赠。《高阳社后约又序》就记有：许端又出己山脚开垦凑业。

下面我们借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人丁簿》来了解前溪村建富溪大社时的一些情况。因此簿遭虫蛀，内容大体完整，但有些文字缺失，所以下面的部分数据是不完全统计。

前溪村原住居民共有七姓^[5]，这本簿记的全为胡姓人名，簿中记载的内容有以下几部分。

（1）“人丁款”部分记载的信息有：胡姓共有23户，冠丁36名，幼11名（两处缺失）。除一户一人未捐外，其他22户或捐款或捐物。共捐款洋28元（三处缺失）、钱14　730文（四处缺失），其中有一户捐松明280斤，折钱560文；三户捐芦皮8．5斤，每斤价格为75文，折价315文。最早捐款者是“胡治庭户，冠丁一名”。他于正月二十九日捐款1　000文。三月二十二日，又捐洋3元。其捐款额也排在捐款薄的第一位。其他大部分都集中在三、四两月，最迟者为七月十二日。

（2）“付账单”部分内容不多，这里照录：

二月初四日，付钱一千文，付钱三千六百文，付洋十元，付钱一千文。

□月□□日，付洋十九元，付洋一元。

五月廿五日，付钱一千文。

五月廿八日，付洋钱五元，付钱二千二百八十文。

五月廿九日，付洋钱一元。

六月初四日，付洋钱一元。

六月十一日，付洋钱一元。

七月初五日，付钱三千，木匠工钱。

八月廿四日，付钱三千四百文。

九月十一日，付钱一千三百五十文。

总计付钱16　630文，洋33元。《富溪大社支用账》中有道光二十九年四月二十七日“支钱一千五百文换洋一元”的记录，照此钱16　630文折洋为11．1元，两项合计洋44．1元。从日期来看，这座社屋的修建大约花了十个月的时间。

（3）“抬石头工账”部分，记载了二月初一到十三日这十三天中，有胡姓12人参与抬石头，共计28工（有五处缺失）。

（4）“下脚^[6]、挑沙石工账”部分，记载了从二月十六日到三月二十二日这三十六天间，有胡姓8人参加了下脚挑沙石，总计33工。

（5）“拆屋工账”部分，记载了从三月二十三日到四月初三这十一天里，有16人参与拆屋，其中胡姓15人，共计56工（有四处缺失）。

综合以上信息，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富溪社的建造过程。前面提到道光十七年富昇大社被洪水冲毁后，各村春秋二祭已无祭祀之所。其间可能也曾打算重建，但终未实现，于是各村开始自建属于自己的社屋。前溪村当然也不例外，他们动议建造社屋的时间可能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的正月，发起者很可能是胡治庭。首先他的捐款最早，且排首位。其次这本薄记“正月廿九日收钱一千文”和他的一本家庭《支用账》记载的“道光廿三年正月廿九日，支一千文，出众做社屋人丁银”相对应，并且这两本簿是放在一起的。这说明胡治庭当时管理了做社屋的账目，起码他是胡姓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动工的时间是在二月初一，首先准备的是石料，筹备石料的工期是十三天。隔三天，就开始打地基，工期为七天。紧接着的三月二十三日拆屋，工期为十一天。这三个连段的时间所做的工序有悖常理：打好地基，再来拆屋，而且拆屋的时间花了十一天，这就说明富溪很可能是拆旧屋重建的。据吴灶基介绍，他的父亲曾说过，道光十七年洪水冲毁了富昇社后，前溪就开始建自己的社屋。前溪六大姓共同出资出力，从种福厅（今高阳村）购得白财星（又号大佬官，本名许文昌）家老宅一幢。大家出力将之拆运到工地，他的爷爷当时尚未成年，仅能挑动两块砖，但也参与到搬运工作中来。将文字记载和口述结合起来看，富溪社确是全体村民出资出力，拆旧民宅而建成的。该社屋建成的时间可能在这年的十二月初二，胡氏的《支用账》中记有“（道光二十三年）十二月初二，支钱五十文，社屋完福”。但这年完成的只是外部的框架，该账簿中还记载了“（道光二十四年）十月十八日，支钱一百文，出众做龛座”，正式完工可能就在道光二十四年的年底。

可从手头的几份资料来看，捐款和做工全是胡姓人，未见其他姓氏的相关记载。胡姓冠丁36人，共出捐洋28元（三处缺失）、钱14　730文（四处缺失）；有16人参与了工程并做136工；有3人支取了抬石头的工资，分别是50文、60文、280文。这说明捐款归捐款，做工归做工，做工有报酬。另一处记有每工工资为50文，那么胡姓总计得工资6　800文。前面“付账单”中的总支出钱数为16　630文，胡姓得钱占支出钱数的40．9%。总支付款中尚余洋33元、钱9　830文。再比较胡姓的总捐款数，收入与支出大体相当。

我们今天无法知道这个“付账单”是社屋的总账，还是胡姓这一部分的支出账。我们把胡姓的捐款折洋得44．1元，这些钱造一间社屋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另外，从吴灶基介绍他爷爷年幼即参与运砖这一事实来看，当时很有可能是各姓管各姓的账目和出工情况。

以上谈到的是村民以集资丁头银的方式来修建社屋的情况，社屋修建款项的另一个来源是祠堂和乡绅的捐赠。在前溪这种没有哪一个姓氏拥有绝对优势的村落，祠堂的财力则有限。而许村的其他村落则是以许姓为主，许姓祠堂拥有一定的财富。民间流传有“金种福，银官厅”之说，意思是在许氏东西十八门中，种福厅和官厅的财力数一数二。前面提到的东升大社，民国《歙县志》记载为：由东十门出资兴建。道光年间环里重建富昇大社，泉泽门捐全部木料。

另外，还有一些祭祀设施是由乡绅捐赠。富溪大社的大钟就由何士会捐赠，据吴灶基回忆，该钟约有1．5米高，钟口直径约为80厘米，总重达千斤。该钟由生铁铸就，上有何士会捐赠的铭文。东升大社中汪公的龙袍就由许存心堂捐款从苏州购置。还有捐助者的后裔继承祖志，几代人多次捐建某一设施的情况。富昇大社留下的一块碑刻，记录了这样一个过程：

进士许□上

侍母亲汪氏，妻胡氏捐财，命工用石砌造社坛，祈保四民安乐，五谷丰登。

皇宋开庆三年立，大明正德十六年，大清康熙四十八年冬月吉旦

金屏裔孙重立

富昇大社的石砌社坛最初是由金屏门的进士许□于“宋开庆三年”（1261）为其母亲及妻子捐资兴建，以达“四民安乐，五谷丰登”之目的。后于明正德十六年（1521）和清康熙四十八年（1709），其下裔孙两次重修社坛。历史上宋理宗的“开庆”年号仅使用了一年，这里却出现了“开庆三年”，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有可能是乡间百姓不知已更改了年号。尽管其年号有误，但基本的事实是存在的。初次捐资修筑社坛的时间比在许文伟等于景定甲子年（1264）重修富昇大社还要早三年，其下裔孙承继祖志的时间跨度达四百五十年。

总之，无论是丁头银，还是祠堂和乡绅的捐赠，社屋的修建都是村民齐心协力出钱出力、共同努力的结果。

社屋与祠堂不同，它可以与异姓共用，但长期合作势必要产生一些矛盾，这样，一些有实力的宗族就会为分社而造属于自己宗族的社屋。城东许氏谱中载有写于正统十一年（1446）的《高阳社后约又叙》。文中谈到分祀建社的情况：

至于土谷之神，莫不致敬。然而元末两市合社人等事溷繁，每每祭祀无诚敬之心，祭徹而有醉饱喧嚣之态，于是吾祖伯祖祖六公谋于众曰：古云里闾之社，用洽乡党之欢合，而同社如斯，非久处计，脱因争忿，必致渎神，莫如分而祀之为愈。族众翕然无不可者，遂别立名曰高阳和丰祖社。……今吾宗自立而祀之者，非求媚也，非矫俗也。不过曰：使吾族之人时聚如斯，序之以长幼，语之以孝悌忠信，相勉之以勤职业，毋致怠惰，以废先猷，毋致乖争，以伤和气。是则不独敬恭明神，而亦庶可敦乎薄俗也。

上文没有谈到与哪些姓氏合用一社，同是该谱记有作于正德十二年（1517）的《高阳社后约又序》中介绍了更为具体的情况：

吾族先与本关汪氏齐谕公等共为一社，宋季间至元，族伯祖祖六谋诸族曰：吾宗人事繁众，且异姓混杂，吾族人当自为一社，春秋祭祀，使子孙序昭穆习礼，或商或儒，各肄本业，谨守礼法。

从宋到元末，许汪二姓合祀一社，但因异姓混杂，祭祀无诚敬之心，必将导致亵渎神灵，所以许祖六提出许氏自立一社，并名之曰高阳和丰祖社，其目的既是为了“敬恭明神”，也是为了“使子孙序昭穆习礼，或商或儒，各肄本业，谨守礼法”。正统十一年（1446）祖六公的提议终因地基狭小而未能如愿。为了得到一个合适的地基，许氏先是收取新婚诞子的还灯银，每人五分一钱。有了一定的积蓄后，“吾兄克祥同尚礼、廷壁将众银买拾都三图汪暹、汪昕、汪晟、汪祥、汪仁义，汪礼道本关第字二十壹号五等地贰分零”，但还是因为地基狭小而不能如愿。到了“弘治辛酉年（1501）郡守彭公、县令朱公来守是邦，勘得孚惠庙系无额淫祠，申上将庙拆去，府庠改造射圃，其基地因原系本宗出舍建庙，作免征报官。以此仍召克昌与庙邻朱斌纳价银贰百肆拾两入官，作科举生员盘缠公用，其地帖仰昌等升科纳粮管业，各得柒分伍厘。后与斌弟文将地丈量卖数分拨兑换各取便管，各业明白。本宗又价买许昂铭及许世彰、世瑛山，许端又出己山脚开垦凑业”。因徽州府庠改造射圃的需要，将一座所谓的无额淫祠孚惠庙拆去建造射圃，从而留下一块地基。又因此地基本为许氏所出，所以物归原主，但要许克昌与庙邻朱斌共同捐纳科举生员盘缠银二百四十两。这样两家各得地七分五厘。再加上许氏子孙捐赠山脚地若干，终于凑出一块社屋的地基。

再到至正德三年（1508）的元宵赏灯会饮，许克昌说：“基地既成，宜当造屋，买办督工，无善于廷冕。”“冕慨然诺曰：‘此诚美事，当以身先之。’于是邦大等协之，两年屋成墙完。”高阳和丰祖社的建造尽管只用了两年时间，但其从正统十一年（1446）初始谋划分社，再到弘治辛酉年（1501）求得一块合适的基址，前后共经历了55年。有了基址以后，还等了七年才把高阳和丰祖社建成。再过九年，到了正德十二年（1517）许克昌、许子成才写成这篇《高阳社后约又序》来介绍整个过程。修建一座社屋其经历之漫长、过程之艰难，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