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文学经典·经典危机

第一节　经典·文学经典·经典危机

一、由宗教到文学：经典概念的演变及其特征

“经典”（Canon）一词，就西方而言，源于古希腊文Kanon，意指作为度量的一根芦苇或棍子。随后其意义得到延伸，用来表示尺度。公元1世纪基督教出现后，“经典”一词遂演化为宗教术语，成为合法经书、律法、典籍，特别是与《圣经》新、旧约以及教会规章制度相关。^[2]从刘意青对“经典”的梳理中，我们可以得知，西方，“经典”的形成也经历了一个较为漫长且充满波折的过程：

欧洲大学和文艺批评制度的诞生与经典密不可分。它从此进入文学、绘画、音乐等范畴。所有重要的专业著作，以及那些被大学纳入课程的精品教材都被称作经典。当然，它也可表示某个伟大作家的作品，如the Chaucer Canon，the Shakespeare Canon，等等。20世纪后半期，文学经典的入选与保留成为西方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议题。经典最早的词义是尺度，进入基督教范畴后产生了好几层含义。首先，它代表选取经书文本和作者的原则。以《希伯来圣经》（即《旧约》）为例，早期基督教必须按照自己的教义和传教宗旨，对原犹太经文进行筛选。《新约》同样也有许多当时自认与马太或保罗比肩的作者作品，比如公元1世纪的基督教诺斯替教派作品，都未纳入今天的《新约》。由教会权威认证、进入正典的过程，牵涉到《新约》及《旧约》各自包含的卷书，以及它们与次经、伪经的界定标准。比如，以斯帖补篇、但以理补遗3篇等，被各教派一致确定为次经，因此没有收入《圣经》。然而，在区别正经、次经和伪经时，各教派看法也不统一。宗教改革之后的新教，便对天主教已经认证的正经重新修正。他们比天主教更严格，把罗马天主教列为正经的11卷经文都定成伪经。众所周知，马丁·路德不承认天主教认定的《新约》希伯书和启示录等卷的经典地位。总的来讲，决定《圣经》入典内容的权威，大多是从基督教宗旨来考虑文本价值，以便严格区别什么是正统教义，什么是异端邪说。为此他们很少考虑文本流行程度和文字质量等因素。其次，经典还指教会的文件、律法和教令。基督教历史上，自罗马天主教会召开著名的特伦腾大公会议（The Council of Trent，1545—1547）之后，经典一词也开始代表大公会议制定的文件。譬如，英王亨利八世脱离罗马教会控制，迫使天主教会多次召集大主教会议商量对策。又譬如，面对路德教派的挑战，天主教内部形成一支反改革力量，斗争越演越烈。教皇保罗三世1534年登基后多次召开特伦腾大公会议，认真讨论天主教面临的危机，并对《圣经》入典目录、文本认证、《圣经》阐释等问题一一做出严格规定。会议法定内容中，有一大部分是关于“经典法”（Canon Law）的立法原则。因此，在罗马天主教廷，经典还指经典法，即全基督教大公会议制定的教会律法条款。经典法最终在1917年定稿的《经典法准则》㊞（Codex juris canonici）㊣里固定下来，它包括2414条，显示出几个世纪以来天主教的演变及立法过程。^[3]

在中国，“经典”一词最早出现在东汉大司农孙宝与太师孔光、大司徒马宫等就王莽是否德比周公，是否可载入宗庙的一段对话中：

哀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征宝以为光禄大夫，与王舜等俱迎中山王。平帝立，宝为大司农。会越巂郡上黄龙游江中，太师孔光、大司徒马宫等咸称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庙。宝曰：“周公上圣，召公大贤，尚犹有不相说，著于经典，两不相损。今风雨未时，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群臣同声，得无非其美者。”时，大臣皆失色，侍中奉车都尉甄邯即时承制罢议者。^[4]

这里的“经典”指被西汉宗教神学化、经学化的儒家文化元典，如《诗》、《书》、《礼》、《易》、《春秋》、《论语》等。^[5]后来，南朝梁代文论家刘勰对“经”即经典一词的定义为：“三极彝训，其书曰‘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鸿教也。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洞性灵之奥区，极文章之骨髓者也。”^[6]认识到了经典在社会文化建构方面具有恒久的指导性作用。由此可见，“经典”一词的文化原初含义在中西方可能共指在社会政治、宗教、道德伦理、文章创制等方面具有权威性的典籍及其内在精神。

“经典”的宗教神学含义向文学含义的转换，首先是由其具有的精神、原则、要义和价值尺度由对社会政治、宗教、道德伦理等的权威规训借用到对文章（文学）的评判上，如刘勰在论述儒家“五经”的语言叙事风格对后世文章创作的规训意义时，首先指出经书体制特征及语言表现风格：

夫《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韦编三绝，固哲人之骊渊也。《书》实记言，而训诂茫味；通乎《尔雅》，则文意晓然。故子夏叹《书》，昭昭若日月之明，离离如星辰之行，言昭灼也。《诗》主言志，诂训同《书》；摛风裁兴，藻辞谲喻；温柔在诵，故最附深衷矣。《礼》以立体，据事制范；章条纤曲，执而后显。采掇片言，莫非宝也。《春秋》辨理，一字见义；五石六鹢，以详备成文；雉门两观，以先后显旨；其婉章志晦，谅以邃矣。《尚书》则览文如诡，而寻理即畅；《春秋》则观辞立晓，而访义方隐。此圣文之殊致，表里之异体者也。^[7]

然后在此基础上云：

至根柢槃深，枝叶峻茂，辞约而旨丰，事近而喻远。是以往者虽旧，余味日新；后进追取而非晚，前修文用而未先。可谓太山偏雨，河润千里也。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铭檄，则《春秋》为根；并穷高以树表，极远以启疆，所以百家腾跃，终入环内者也。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即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故文能宗“经”，体有六义：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扬子比雕玉以作器，谓《五经》之含文也。夫文以行立，行以文传，四教所先，符采相济，励德树声，莫不师圣；而建言修辞，鲜克宗“经”。以是楚艳汉侈，流弊不还，正末归本，不其懿欤！^[8]

在《征圣》一文中，刘勰亦有类似表达：

夫鉴周日月，妙极机神；文成规矩，思合符契。或简言以达旨，或博文以该情，或明理以立体，或隐义以藏用。故《春秋》一字以褒贬，《丧服》举轻以包重，此简言以达旨也。《邠诗》联章以积句，《儒行》缛说以繁辞，此博文以该情也。书契断决以象夬，文章昭晰以象离，此明理以立体也。四象精义以曲隐，五例微辞以婉晦，此隐义以藏用也。故知繁略殊形，隐显异术，抑引随时，变通会适，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是以子政论文，必征于圣；稚圭劝学，必宗于经。《易》称“辨物正言，断辞则备”，《书》云“辞尚体要，弗惟好异”。故知正言所以立辩，体要所以成辞，辞成无好异之尤，辨立有断辞之义。虽精义曲隐，无伤其正言；微辞婉晦，不害其体要。体要与微辞偕通，正言共精义并用；圣人之文章，亦可见也。^[9]

其实，儒家“五经”在创始之时在乎的是其内在义理的传送表达，可能并没有设想过在文学、文章方面的价值规范性，而这完全是后人“宗经”情结在文学、文章学领域的移用。又如被后世儒学晋升为“十三经”之一的《论语》中的“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文质彬彬，然后君子”^[10]，本来是指君子的仪容、言谈举止及内心世界之仁德的规定性，但亦被借用、化用为对文章（文学）内容之情性（质）与语言形式（文）的规训，所谓“夫水性虚而沦漪结，木体实而花萼振，文附质也。虎豹无文，则鞹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质待文也。……则知文质附乎性情……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此立文之本源也”。“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正采耀乎朱蓝，间色屏于红紫，乃可谓雕琢其章，彬彬君子矣。”^[11]要求文章的形式与内容、文情与文采两者兼得益善良，不可偏弃。

其次，经书典籍如西方的《圣经·旧约》在虚构、想象诸方面^[12]，中国的《诗三百》、《春秋》等在抒情、叙事技巧等方面，本身就具有文学性^[13]，于是，可以说经学、神学经典及其原则、精神、要义本身就包含文学性成分。

再次，文学从经学、神学中解放出来，加速了经典的宗教神学含义向文学含义的转换，因为当文学取得独立地位时，则必然希望拥有像经学、神学经典那样的原则、精神、要义、艺术尺度作为自己的创作指导及阅读鉴赏原则。

有学者指出，文学经典的形成（Canon formation/Canonization）始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文学原理及对史诗和悲剧的界定。^[14]对于文学经典的品质，学界有着诸多共识，如历史的超越性、阐释空间的无限宽广性、艺术价值的多维性、接受的全民性、创作的典范性等。相较之下，自然科学的经典定律似乎更是永恒不变、颠扑不破的真理。但是，随着人类认识向无限时空的延伸，自然科学的经典如牛顿力学等定律也会受到量子力学的挑战，表明它是一定条件、范围内的“经典”。宗教经典随着宗教改革的发生，也是处于不断流变中的。由此看来，经典品质及其概念总是相对的、开放的；如果经典是封闭、凝定的，那么，经典就无法在更为广泛的文化系统内发挥超越时空与接受群体的指导作用，因此，开放性、相对性、时代性是经典的内在品格。对于文学经典而言，由于文学的观念、内涵具有时代性，故文学经典的品质、作品的经典化因素则更是处于不断质疑与修正的历史过程中。

二、经典危机

对文学经典公开的、激烈的、较为普遍的质疑与修正，是随着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接受美学在西方学界的崛起与泛滥而兴的。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学者认为，“现有的西方文学经典带有种族歧视、男权霸道和帝国主义色彩，并对少数族、妇女、劳动阶级边缘化的过程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不良作用”，要求“‘打开经典’（to open the canon，或称‘拓宽现有经典’），以使经典代表多元文化，而不是欧洲中心，并且包括更多的女作家和少数族群作家的作品。他们还进一步提出了改变经典标准的要求，要除掉过去经典选取中的精英和等级意识”^[15]。而来自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解构主义、接受美学的经典危机则是：一方面，既然传统的历史及以优秀经典作品为中心的文学史具有不确定性^[16]、虚构性、组合性及历史学家、文学史家（批评家）的主观介入性^[17]、历史语境的无限游动性^[18]，那么，文学史中的优秀作品、经典作品也就受到质疑与解构、拒斥。在“重写文学史”的讨论中，就有学者质疑文学史的经典情结及经典体位现状^[19]，吁求文学史编著“破除经典”^[20]，并由此引发文学史教育的革命。比如，此前在大学文学教育与中学语文教育中并无立锥之地的金庸武侠小说亦入选教科书，进入文学阅读者的阅读视界，为其经典化提供了历史的可能性。^[21]另一方面，在创作领域，进入文学的消费时代，在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思潮的推动下，人们运用戏拟、拼贴、改写、改编、续写、扩充、转换、引用、混杂等方式，移植诸多文学经典中的主题思想、人物形象、思想情感、故事情节、经典用语等，创造、复制出与原经典作品异态的、异质的，具有“消解经典文本的深度意义与艺术灵韵”、“对传统或现存的经典话语秩序以及这种秩序背后支撑的美学秩序、道德秩序、文化秩序等进行戏弄和颠覆”^[22]的具有消解功能的“小说的小说”、“扑克式小说”、“大话文学”等。其经典代表为《大话西游》、《水煮三国》、《悟空传》、《沙僧日记》、《麻辣水浒》、《Q版语文》及美国后现代作家唐纳德·巴塞尔姆的《白雪公主后传》等。

文学经典在文学史、文学接受与经典再生产中面临的危机，引发了文学史家、作家、批评家从文化诗学的角度对经典的内涵、特性，经典化背后错综复杂的权力机制等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讨，成果卓著。笔者在本章拟从接受美学文学史观的角度探讨经典作品的内在品质、作品经典化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