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启蒙运动

二、欧洲启蒙运动

首先，简略介绍一下欧洲启蒙运动的根源和本质。启蒙运动有多重根源。在某种意义上，启蒙运动是对宗教战争的反动。宗教改革以后，因宗教原因而导致的战事频繁爆发，几乎摧毁了欧洲大部分的地区，其顶峰是1618～1648年间在欧洲中部进行的30年战争和17世纪中期在英国和爱尔兰展开的三国之战。这些战争冲突，充分表明了宗教不宽容所付出的毁灭性代价，同时也令人思考为何一个以和平和怜悯为根基的信仰竟然会导致如此惨痛的伤亡和苦难。除此之外，天主教国家和新教国家内部对宗教少数派的迫害仍然在进行。例如，法国在1685年废除《南德法令》，并流放了约20万名法国新教徒。1686年，法国的萨沃公爵将韦尔多教派驱逐出他们居住的彼德蒙特山谷。1731年，奥地利帝国将2万新教徒逐出萨尔茨堡。这些行径似乎显示了公开的宗教冲突有重新抬头的危险。当然，有些思想家已经提出，此时应该考虑某种社会建制形式，避免通过暴力强制来推进宗教统一。除了这些对于在欧洲占据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的质疑之外，随着世界贸易网络的发展和欧洲殖民地的扩张，欧洲与世界上其他文化和宗教的接触和联系越来越密切。这种接触让人们对基督宗教所谓的唯有基督教才是人类繁荣所必需的真理产生了怀疑，并逐渐令欧洲人放开眼光，对人性和宇宙有了和以往不同的理解。

启蒙运动还来源于古希腊罗马典籍的重新发现。随着远古时代的文献著述不断被发现和出版，一场早已在文艺复兴时期开始了的文化复兴继续产生越来越重大的影响。古代哲学家的批判方法，特别是他们对包括宗教权威在内的一切权威进行严谨的质疑的方法，大大地启发了启蒙思想家们。从古代人对罗马异教徒宗教的批判中，启蒙思想家们不仅获得了可供他们自己用来批评不宽容的基督教的方法，而且还接受了古代斯多葛派和伊壁鸠鲁派的俗世哲学。从古代的历史学家那里，特别是从希罗多德和托勒密的著作中，启蒙思想家们重新获得了一种历史感。启蒙运动造就了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历史学家，例如爱德华·吉本、孟德斯鸠、威廉姆·罗伯特森、荷尔德、亚当·弗格森和伏尔泰。他们寻求以古典模式为基础，探索人类文明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并试图厘清支配着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②按照政治家和哲学家埃德蒙·伯克的话来说，他们试图将“人类的伟大地图”铺展开来。^③

或许最深刻地影响了启蒙运动的因素是近代科学的兴起。自从16世纪中期以来，欧洲思想家一直致力于通过新的方法来研究自然世界。这些方法包括细致入微的观察，以及对经验数据的逻辑陈述，而更重要的是运用数学来进行分析。此外，还有实验法，即用一切有学问的人无论何时何地都可以反复进行的实验来检验和验证理论。通过观察和实验，新科学的倡导者们逐渐推翻了传统的基督教宇宙论。传统宇宙论认为，地球位于宇宙的中心，被具有固定天体的多重透明天空所包围。然而到了17世纪末，欧洲人开始将宇宙理解为一个有着无限外延的空间，而位于其中的恒星、行星、卫星和彗星则按照在整个宇宙之中始终不变的自然规律运转。这些自然规律还包括决定了绕太阳运转的行星拥有椭圆轨道的惯性定律和万有引力。让我们重新理解宇宙的关键人物，就是象征着理性时代的英国自然哲学家艾萨克·牛顿。英国诗人亚历山大·蒲伯曾经写过以下著名的诗句:

自然和自然律隐匿于黑暗中，

上帝说:要有牛顿，一切俱成光明。

科学揭示出来的宇宙新图景，即“牛顿式宇宙”，将地球及其居住者从宇宙的中心位置排除出去。地球现在不过只是一个小黑点，围绕着一颗小恒星运转，而这颗小恒星也不过占据着在无限空间中旋转着的无数星系之中某个星系的荒凉一角。不过，这仍然令人无限兴奋，因为这种对支配着宇宙浩瀚空间的规律的理解毕竟是人心通过理性得以发现的。此外，在矿采业、航海业、运输业和建筑业等方面，科学也正在向人们指明物质生活得以实际改善的道路，并昭示着生活质量的提高。对于某些思想家而言，与神圣经文的权威以及神学家和教会领袖的教训相比，科学提供了一条更为确定的通往真理和人类真正繁荣的通途。

到了18世纪，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开始认为他们自己属于一个独特的精神社会，一个知识的理想国，共同致力于通过理性发现自然规律和社会法则。这些思想家主要是城市居民，如中产阶级当中的商人、记者、职业人士和熟练工匠等。他们非常喜欢在适宜愉快的环境里聚会、讨论和辩论。他们组成了文学团体和辩论俱乐部，或在咖啡馆和酒馆里聚会，或在私家宅第和公共学院里聚会，彼此保持通信联系，并且利用正在兴起的出版业之便利来传播他们的著述。许多人还以改革社会为己任。他们开始对城市规划、公共建筑、公园设计和发展卫生系统产生兴趣。他们还对已有的社会建制，特别是对那些根植于传统和古旧习俗的社会机构，多有批判之词。他们坚持认为，理性正在揭示支配着社会和自然领域的规律的存在，而启蒙思想家的任务正是去发现这些规律并将现存的一切社会机构置于理性的检验之下。另外，还应该对社会法律和习俗进行改革，使之符合自然法则，反映自然正义。启蒙思想家们经常提到的是所有公民都拥有的自然权利，并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保护这些权利。除了坚持自然权利以外，他们还将批判的矛头指向特权精英、不公正的法律、不公平的税收体系、新闻审查制度，以及一切不合乎自然的对商业和制造业的束缚。他们认为，人性本质为善，只是由于腐败的社会建制才逐渐变得自私自利和谄媚贪腐。还有一些极端的思想家公开宣称自己是“共和国人”，以示对古代罗马共和国的公民品德的尊崇，并坚持认为君主制政府只会无一例外地败坏公民品德。到了18世纪晚期，在宇宙法则和自然权利的启发之下，启蒙思想家们的社会批判主义变得高度政治化起来，并且逐渐得到广泛的支持。这一点明显体现在18世纪70年代在北美的英国殖民地爆发的革命，而且以更激烈的形式体现在颠覆了旧秩序并震撼了大部分欧洲的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