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治启蒙书

《明夷待访录》:中国的政治启蒙书

□　冯天瑜

(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教授)

泛义的“启蒙”，指开导蒙昧，使之明白事理;泛义的“启蒙运动”，指通过宣传教育，使社会接受新事物，得到进步的运动。而思想史上作为一个特指阶段的“启蒙运动”，则是指18世纪欧洲反对专制主义、神学蒙昧主义的进步思想家高张“理性”旗帜进行的文化教育运动;人们还把西欧发生在14～16世纪的以“人文”为旗帜的文艺复兴称为“早期启蒙运动”。人类的近代文化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奠基于“早期启蒙运动”和“启蒙运动”。至于在西欧文化之外的中国，是否也内在地发生过类似的，然而形态有异的“启蒙”?长期以来对此聚讼未决，而这直接关涉一个切关宏旨的问题——包括政治理念在内的中国思想文化“启蒙”的实现(或“近代性”的获得)，全然是外铄的，还是由内外因素交会而成的?

探索这个论题，以《明夷待访录》为解析对象比较恰当。这是因为，明清之际思想家黄宗羲(1610～1695年)始撰于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完稿于康熙元年(1662年)的《明夷待访录》兼具两个条件:其一，此书涉及政治理念近代转换的一系列重要范畴，如君权的来源、君主制的合法性和正义性、君臣关系、纵向分权、权力的舆论监督、官僚制度、法制、兵役制、土地—财税制，等等。透过对《明夷待访录》关于这些问题所作阐发的剖析，可以看到中国17世纪中叶藏之草野的激进政治理念在“传统性”与“近代性”之间过渡的真实状况。其二，《明夷待访录》成书之际，中国的政治思想领域还没有受到西方影响，虽然利玛窦(1552～1610年)、艾儒略(1582～1649年)、汤若望(1591～1666年)等西欧耶稣会士自明代万历以后在中国传教，并带来若干西方文化，但限于科技知识和天主教教义，故成书清初的《明夷待访录》的政治理念全然是本土文化产物，从其思想内涵、范畴体系到术语使用，都是中国化的。因此，这部政治哲学论著可以作为我们考察前近代中国思想文化中的“近代性”因子，或曰“启蒙”意义的合适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