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的盲点

四、康德的盲点

康德把启蒙得以顺利推展的主要原因归功于腓特烈大帝，他甚至认为“启蒙的时代”就是“腓特烈的世纪”。康德对腓特烈大帝的态度带有一些崇拜情结，一方面他歌颂腓特烈大帝为支持启蒙的开明君主;另一方面他似乎无视于腓特烈大帝仍是专制体制的最高掌权者，而这专制体制使得他一生必须面对出版不自由的压迫，包括为了1793年出版《单纯理性限度内的宗教》所惹来的祸，尽管1786年腓特烈大帝已经去世。当康德撰写《对这个问题的一个回答:什么是启蒙?》时才1784年，文中对于腓特烈大帝的称许是否过当，或者是出于真情流露，甚或只是策略运用，则属见仁见智。

值得观察的是，康德是否有些自我矛盾，比如他说:“但是，只有一位自己已经启蒙、自己并不惧怕幽灵，同时手中握有一支保障公共和平的百万精兵的统治者，才能够说出一个共和国不敢说的这种话:尽管争辩，不管你想要什么，想要多少，但是必须服从!”康德称许腓特烈大帝已经启蒙，自然就是一位合格的监护者，进而把他“手中握有一支保障公共和平的百万精兵”正当化了，歌颂腓特烈大帝不惧怕幽灵而能够说出一个共和国所不敢说出的话。康德没有看到军事强权——而非理性——才是腓特烈大帝勇气的来源，武力后盾——而非主张“理性的公共使用”——让腓特烈大帝宽宏大量地包容异议。

哈曼显然对腓特烈大帝的评价与康德截然不同，他直率地说:“不成熟的人们的那位盲目的监护人，当他手握一支庞大的、训练有素的军队来保证他的绝对正确和正统地位时，一个在火炉旁昏昏欲睡，却还在进行推理和沉思的人还能以什么样的良知指责他们胆怯呢?”哈曼指出“百万精兵”才是保证腓特烈大帝“绝对正确和正统地位”的主要原因，这使得他以监护者自居却无法摆脱盲目，而歌功颂德的康德在哈曼看来则有如昏昏欲睡一般无知，竟然无视于“百万精兵”才是人们胆怯的主要原因，看不见带有“百万精兵”的监护者才是真正的问题根源，甚至连自己也依附在监护者的一方而指责被监护者的一方。

尽管康德主要着眼于百万精兵保障公共和平的价值，但他仿佛没有看到军事强权往往是镇压“出版自由”的武器，毕竟康德期盼的自由是相当程度受到限制的自由，他接着的说法遮掩不住其偏保守的心态:“一种高度的公民自由看起来有利于人民的精神自由，然而在它面前它却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限制;相比较而论，程度较小的公民自由却为精神自由留下了余地，使它的能力能够充分地得到发展。”康德鼓励限制程度大的公民自由，期待在稳定中发展，而反对限制程度小的公民自由，担心可能造成混乱而摧毁自由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