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心和启蒙

良心和启蒙

□　谢文郁

(山东大学犹太教和跨宗教研究基地教授)

启蒙运动对西方现代社会的形成所起的作用无疑是基础性的。^①这一历史事件在中国“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心中却是一个难以抹去的梦想，这就是，在中国社会发动一场类似的启蒙运动，促进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不幸的是，所有这些所谓的中国式的启蒙运动都是无功告终。^②近二十年来，越来越多的声音要求对这些中国式的启蒙运动进行反思。^③

在提出本文的论点之前，我想提醒注意的是一个在启蒙意识中的死角。对于许多知识分子来说，他们往往都拥有一些伟大的想法，认为如果被社会接受就能大大地造福于社会。比如，一些知识分子拥抱并极力鼓吹西方式民主制度，当他们的想法得不到广泛响应时，便认为民众愚昧，需要启蒙。这些知识分子把鼓吹自己的民主理念当做一个启蒙运动。然而，我要指出的是，用一种想法来取替另一种想法这种做法并不是启蒙运动。原因很简单，我们根本无法证明一种想法一定比另一种想法更优越。

本文关心的不是要不要发动一场中国式的启蒙运动。我想请读者和我一起来追踪17～18世纪在欧洲出现的那场启蒙运动所表达的情感，即反教皇主义权威情感和个性自由情感。我主要讨论的概念是良心。这个良心在马丁·路德那里被用作抵抗教皇主义者的压力的盾牌;在笛卡儿那里则转化为“我思”;而在卢梭那里则成了判断的最高权威。历史上看，这个情感最早出现在宗教改革运动中，并传染给启蒙运动。这个情感所指向的，归根到底，是真和善的判断权问题。为了使读者对这个情感有更多的体验和共鸣，我将依序探讨如下几个问题:谁来判断上帝的旨意(路德)?谁来判断知识的真假(笛卡儿)?谁来判断人类生活的善恶(卢梭)?路德的良心意识传给了笛卡儿和卢梭，进而在卢梭的良心概念中建立起个人的真善判断权。当这件事完成后，我们看到，整个启蒙运动就充满动力地去完成它的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