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知识分子

一、历史背景

简要回顾中国近代史，有利于理解当前对意义与精神生活的追求。中国人的“精神追求”并非始于邓小平开启的改革开放政策，而是始于150年前，当时，中国第一次与西方炮舰与传教士相遇。现代中国的诞生历经百余年阵痛，其间伴随有文化休克、政治羞辱、战争、革命与社会实验。中国社会的变更固然有朝代轮替的旧因，然而这一次与以往却不同，其中的决定性要素是，中国与西方迎面相撞。自此之后的历代改革者，无论是政治家还是知识分子(经常是以半儒半官的形式两者兼有)，都必然根据显明的西方标准来说明改革的必要性。

有些改革者走实用主义改革路线，认为西方强大，强在其经济与军事能力上，中国若要抵御西方影响，就必须师夷之长以制夷。19世纪末期最显著的一场运动就是自强运动，当时喊出“富国强兵”的口号，强调的是“财富与实力”。要与西方竞争，中国就必须改革经济，建设新型陆军与海军，那是一个现代国家的主要标准。这不是让人联想到邓小平的改革方案吗?邓的计划是要使中国的工业、农业、科技和军事现代化，这个计划与19世纪的“财富与实力”口号一脉相承。19世纪的改革家与20世纪的继承者还有另外一个方面是共同的，即在保持中国文化本质的同时采纳西方的经济与军事制度，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当今中国的改革目标，不也是在于获取西方的经济、科学与军事实力，同时却要剔除“资产阶级价值观”，比如个人主义以及与资本主义相关联的物质主义，以期保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

与此同时，也有另一派思想认为，变更必须在更深的层面展开。这一路改革派目睹自强运动的流产，也看出1911年国民革命的局限，哪怕那场革命建立了第一个中华民国政府。1919年是激进改革开始的一年，整个国家懦弱而腐败，甚至处在更加分裂的状态下，民不聊生的状态不见改善，反倒雪上加霜。西方列强，包括日本在内，更加牢固地掌控着中国的命运。当时中国的改革家们因此看出，西方的强大并不仅仅在于其经济与军事实力，而且还在其文化与价值系统，是这些不同的价值观促使西方社会迈向现代世界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只有剧烈的文化变革才能救中国。到底哪一种文化才能救中国呢?当时的知识分子普遍认为，这就是使西方强大的两大要素:科学与民主。这样一种认识导致了1919年的五四运动。

美国学者维拉·施沃茨(Vera Schwarz)于1986年写了一本书，名叫《中国的启蒙运动》。书名十分恰当，因为20世纪20年代那场由知识分子发起的重要运动与18世纪欧洲的启蒙运动颇多相似之处。中国的改革家与两个世纪前欧洲的启蒙思想家都对科学、理性与民主坚信不移，把理性应用于社会与政治改革，就基于对人本身及社会平等基本价值观的信念。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想要实现的目标，就是彻底革新中国传统、文化、语言、社会与政治，他们对19世纪肤浅的改革与改良甚为不满。在一场国民革命(辛亥革命)与建立第一个共和国的激励下，他们希望创建一种新的语言，一种新的文学，一种新的价值尺度，一种新的政治意识与一种新的文化本体。有些人彻底反叛数千年的中国传统，力主“全盘西化”，认为只有这样才是有效的现代化。简而言之，只有“德先生”和“赛先生”才能救中国，这也是当时十分流行的口号。那个时候的中国知识分子所抱的乐观主义并无现实的根基，很少有人实地考察西方。大部分新思想都源自西方的翻译作品，或是来自像约翰·杜威和伯特兰·罗素这样一些著名学者在中国的巡回演讲。尽管如此，他们的浪漫主义与乐观情怀却具有极强的感染力。

针对这种激进而又充满幼稚色彩的乐观主义，施沃茨评论说:

1919年，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在欧洲成为畅销书，曾在巴黎和会上担任中国观察家的梁启超著文说，欧洲人看来如同在沙漠迷路的旅人……陷入绝望……曾几何时，他们梦想科学无所不能，现如今却只谈科学如何回天乏术。

当时在北京进行文化革命的激进分子大多是三四十岁的中年人，对于像梁启超这样更传统的学者发出的警告与表达的担忧却听不进心里去。他们继续保持对科学与西方文明的信念，哪怕他们对中国的文化变革深陷绝望。由于这一代人志在实现更深层的灵魂转变，要从内部变革以图挽救中国，因此，哪怕发生了1911年的政治革命，在他们看来却只当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们看到中国大众继续屈服于换了名目的皇帝和野蛮军阀，不禁心灰意冷。^②

然而，用“启蒙”这个词来描述20世纪2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发起的那场运动并指出其缺陷的，施沃茨可不是第一位。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国学者何干之就写过一本《中国启蒙运动史》。何干之是研究社会思想的史学家，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他在书中把中国启蒙思想的根源追溯至孙中山在1911年开始的“资产阶级革命”，经过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知识发酵后，在马克思主义式的革命中得出逻辑结论。他对20世纪20年代那个时期的评判是，没有群众根基也没有政治斗争支持的知识分子运动势必不能长久。说得也是，由于经济崩溃，军阀混战又令黎民涂炭，那一场知识分子运动很快就为社会混乱所替代。

马克思主义革命终结了种种社会乱象，但在文化层面上所得的结果与何干之所希望的正好相反，在改革开放以前，一切人生、社会、宗教等问题都被单一地政治化了，都只有一个意识形态的答案。新政权受到左倾知识分子的拥护，却又给独立思想或社会运动套上新的“枷锁”。在20世纪50年代展开的“百花齐放”运动中，大批思想家和知识分子受到迫害，农村合作社运动和大跃进运动又造成经济停滞不前。其他政治运动令所有持不同政见的人三缄其口、噤若寒蝉。

紧接着就是“文革”。这里没有必要重复那段歇斯底里的故事，因为有大量文史资料以资证实。对于那个疯狂的年代，史家有朝一日也许会拿出更好的阐述，然而，是否能洞悉这段历史的完整意义，却是见仁见智的事情了。在短短十多年间，学生反老师，年轻人斗争领袖，孩子告父母，同事彼此控诉，互相揭发。在一场规模空前的意识形态风暴中，维系党政、家国、工作单位、教育的纽带纷纷断裂，唯有军队没有乱，因此保住了最起码的安全与统一。“文革”内乱稍停，“四人帮”的铁爪又伸将出来，企图扼杀一切洗心革面的自我批评，甚至都容不得人们抱愧和自责，人人自危，互不信任。极少有家庭逃脱浩劫的，令人看不到一点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