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与真理

二、文学与真理

这是相当长的一个开场白，让人记起改革开放时代的新繁荣表象下仍然潜藏着的中国社会的暗流。当然，今日中国的面貌与“文革”时期的面貌大不相同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为中国人带来了相对繁荣的机会，尘土飞扬的乡村土路改造成了通往繁忙机场的柏油路，稻田里耸起幢幢摩天大楼，商店里人潮涌动，餐馆里客满为患，意识形态被淡化。街头巷尾、机关单位，大家热衷于谈经济、说通胀、论股票，可是，对于灵魂方面的问题却很少问津。

从许多方面看，文化面貌也大有改变。1976年“四五”清明节，数以千计的群众自发来到天安门广场上悼念周恩来的去世，结果酿成了一场严重的抗议活动。但令人惊讶的是，历经“文革”多年打压和钳制，人们的情感和思想并未泯灭，还能当众痛哭，诗书鸣志。当年秋天，毛泽东离世，“四人帮”被逮捕，一场情感总宣泄终于爆发，好像崩堤的河流，一发不可收拾。

最早打破“左”倾禁锢的是“伤痕文学”。所谓伤痕，指中国社会在“文革”之后留下的累累伤痛，有人心的痛，有精神的伤，也有人际关系的不正常。这斑斑伤痛是无数意识形态运动造成的，非恐惧和无言的压抑所能治愈。这种新文学勇于披露愧疚、绝望、悲伤和苦闷，属于“小资产阶级情调”，若在“文革”时代，作者非被关进监狱受酷刑不可。

另有一些作家不满足于直接与“文革”相关的主题，他们进而探索压抑已久、深藏心头的人性。张贤亮发表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在十年前是根本不可能发表的。诗人顾城和北岛探索源自人心深处或明或暗的灵魂之声与意象，固然有为发声而发声，为意象而意象的时候，然而人们总能窥见衰败之相，总能听出悲苦之声。

20世纪70年代的地下诗人是中国版的地下刊物，他们创造出来的这种文学样式，向主宰中国文坛几十年的正统“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发出挑战。根据这种“现实主义”，就连诗歌也必须在政治思想上正确，必须有社会意义。在这些年轻作家眼里，尼采成为英雄。从一种意义上说，他们的写作必须是“错误的，残酷的，矛盾的，让人误解的，无意义的”，这样才能在一个扭曲的现实世界里产生意义。他们拒绝相信当时的社会让他们接受的所谓现实。北岛的《回答》一诗，非常具有代表性。他问道:“冰川纪过去了，为什么到处都是冰凌?”他不相信天是蓝的，梦是假的，因为这世界的黑白已颠倒。

像北岛这样的诗人并不怕非理性的深渊，荒谬悖理反倒是回复正常的必由之路。他们过去和现在都使用一种实验性原创语言、意象和句法创作。波恩尼·麦克道格尔(Bonnie McDougall)对这些诗人的世界有十分精当的描述:“北岛早年的诗歌启示出栖身于两个虚幻世界之间的自我:一个心平气和、宁静恬宜和充满爱的梦幻世界，这世界应该存在却没有存在;另一个噩梦一样残忍、恐惧和仇恨的世界，它不应该存在却一直存在。”^③

人性话题被压制多年，现在终于走上前台了。戴厚英的小说重新确认人性的尊严比一切都重要:人操百业，包括党委干部，原不碍品质高贵，但为保存人性付出的代价太高了。一些人道主义哲学家承袭了这些话题，力图重振青年马克思的人性观点和理想世界。然而，辩论归辩论，这些哲学家们仍然抱住理性文化不放手，他们要重新解释的不过是久已遭弃的传统。

20世纪80年代，中国重新把握住通过类比和象征进行社会批判的力量，释放出压抑已久的人文主义精神。这些新发现会不会因为腐朽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到来而尽失锋芒，是否能在政治与文化的废墟上凤凰涅??形形色色的政治势力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吗?消费主义价值观的入侵会不会悉数破坏文化的新生?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切答案，一切只能依照信念行事，但是，中国准备好了实现这最后的一跃了吗?

诗人杨炼的诗歌一向以追求反叛与自由精神著称，试以他的两段诗为本节作结。第一段是:

让这块麻木的石头，

成为我降生的见证。

我来到这片废墟，

搜寻启迪我的唯一希望，

那是气数已尽的一颗昏暗的星。

破碎的日晷埋入沙尘，

指着属于我的牵牛花，

只有风儿在那里低吟……

自由归来，带来小小的一只贝壳，

里面藏着风暴里轰鸣的回声。

(这里再次指称海洋的呼唤，而非河流。)

关于长城，他是这样写的:

我常常向雨后游来的彩虹，

寻找长城的影子、骄傲和慰藉。

但咆哮的风却告诉我更多崩塌的故事，

——碎裂的泥沙、石块淤塞了运河，

我的血管不再跳动，

我的喉咙不再歌唱……

就让我最终把这铸造噩梦的牢笼摧毁吧，

把历史的阴影，战斗者的姿态，

像夜晚和黎明的那样连接在一起^④。

这是令人心碎的诗句，奇怪的是却又那样振奋人心。中国果真踏上了一场新的、第二次启蒙之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