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药学发展概况

中医药学源远流长，有数千年的历史，与其他科学一样，经历了起源、形成和发展过程。

（一）中医药学的起源

早期人类为了生存，躲避寒冷，觅食充饥，有了最简单的劳动。在逃避敌害追逐、与野兽搏斗或在部落战争中，常有外伤发生，对受伤部位本能地抚摸、按压就是最早的按摩止痛术和止血术；以泥土、树叶、草茎涂裹创伤，久而久之产生了外治法和外用药；打磨劳动工具，使用锋利的砭石切开脓疱即是外科的雏形；石针、骨针刺激某一疼痛部位，也就成了针术的萌芽。总之，人类救护自助行为是中医药学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始点之一。火的发现与使用，使人类由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进入熟食的文明阶段，并促进了大脑发育。作为一种治疗手段，用火烤石片温熨疼痛之处，点燃树枝、草根进行局部灸熨，逐渐形成了“熨法”和“灸法”。采集植物根茎、果实、花叶充饥，无意中解除了某些痛苦，而有的则出现呕吐、腹泻乃至昏迷或死亡，经过无数次反复实践，发现了许多草药，正如《淮南子·修务训》记载：“神农氏……尝百草……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我国药物起源于植物为多，故称“草药”“本草”。陶器的发明及应用，为多种药物组成复方并煎熬成汤液创造了条件。古书记载“伊尹创始汤液”，是汤液剂型的鼻祖。

中医药学起源的历史，就是劳动人民长期为生存、生活与疾病作斗争反复实践的创造史，是在劳动实践中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二）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形成与发展

1.中医药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初步形成，以《黄帝内经》的成书为标志，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简称《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共18卷162篇。《内经》以当时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为理论基础，对人体结构、病理以及对疾病的诊断、治疗、预防、养生等问题，做了系统全面的阐述。其内容有脏象、经络、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则、针灸及汤液治疗等，十分丰富。它一方面总结了先秦以前的医学成就，同时又以当时中医药发展的成果，丰富和提高了中医学的理论，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

《难经》是继《内经》之后中医学又一经典著作，它汲取了《内经》的精要，质疑问难，全书共设81个问答，称为“八十一难”。内容涉及脏腑、疾病、经络、针灸等方面。尤其是脉诊和奇经的论述，具有创见性，同时对命门、三焦提出了新观点，从而补充了《内经》的不足。

《伤寒杂病论》为东汉张仲景所著，后世把该书分成《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分。前者以外感病为主，后者以内伤杂病为主。书中分为若干条目，每条先介绍临床表现，然后根据病机分析认定为某种证候，最后根据其证候确定治法及处方用药。以六经辨证为纲治疗外感，以脏腑分证治疗杂病，开创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先河，为后世历代医家之楷模。

《神农本草经》的问世，使医、药相辅相成。该书约成于汉代。书内收载药物365种，根据养生、治病及有无毒性分上、中、下三品，提出药物性味，即寒热温凉四性，酸苦甘辛咸五味等药物学理论，为中药理论奠定了基础。

总之，历经先秦、秦、汉等时期，中医药学无论在人体结构、生理、病理、诊法、辨证及治则治法等基础理论方面，还是在临床实践的各个领域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知识，逐步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为后世中医药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中医药理论体系的发展　随着历史的发展，中医药理论也在不断完善和丰富，治疗技术日益提高，学科分化势在必行，这是中医药理论体系发展的标志。远在周代，就有了食医（营养医）、疾医（内科医）、疡医（外科医）、兽医的医学分科，其中疾医可谓最早的中医内科医师。《金匮要略》以脏腑分证治疗杂病，理法方药立论严谨，形成了一整套独具特色的辨证论治原则，这是后世内科学发展的基石。时至隋代巢元方著《诸病源候论》，又对多种疾病病因、病机、证候做了细致的分析与论述，从而成为第一部证候学专著。

唐代王焘的《外台秘要》首次记录了消渴病的证候和治法，给后世医家很多启发。宋代陈无择在其《三因极一病证方论》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因学说”，成为中医病因学的经典。到宋、金、元时期，社会剧烈变革，学术争鸣，学派蜂起，中医学的发展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许多医家创立新理论，促使中医内科学得以长足进步。出现了以刘完素、张子和、李东垣和朱丹溪为代表的四大学派，世称“金元四大家”。刘完素倡导“火热论”，认为“六气皆从火化”、“五志过极皆能生火”，用药以寒凉为主，后世称为“寒凉派”；张子和认为疾病的形成在于邪气所致，主张“邪去则正安”，提出汗、吐、下攻邪三法，后世称为“攻下派”；李东垣推崇《内经》“人以脾胃为本”，力主“内伤脾胃，百病由生”的理论，治病以补脾胃为主，故后世称为“补土派”；朱丹溪举“相火论”，认为相火最易妄动而耗阴，提出“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的论点，主张滋阴降火，后世称为“滋阴派”。“金元四大家”虽立论不同，但都是在《内经》与《难经》基础上，从不同侧面发展了中医理论，丰富了辨证治疗的方法。明清两代是温病学说蓬勃发展时期。明代吴又可提出了“疠气”特异病因，专论瘟疫的传染途径、证候及治法。清代以叶天士、吴鞠通为代表的温病学派，对外感温病进行了深入探讨，创立了卫、气、营、血和三焦辨证理论，与伤寒六经辨证相辅相成，成为外感病辨证论治的两大体系。随后，赵献可、张景岳、王清任、唐容川等，在《内经》《难经》理论基础上，对命门学说、瘀血理论、血证辨证等方面都有所发挥，为中医内科学增添了新的篇章。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内科学发展很快，大量的临床研究、实验研究、古医籍整理、教材建设和临床专著的编写等使中医内科在学术上达到了新水平，对许多疾病病因病机的认识已日益明确和深化，在诊断、辨证分型上进一步规范，防病治病方法上有许多创新，内科疾病治疗效果有了显著提高。

中医外伤科学起源很早，外科约在4～5世纪，伤科约在9世纪，古属“疡科”，元代称“正骨科”，直到清末，逐步发展成熟。

早在汉代，我国著名的中医外科学家华佗用“麻沸散”进行全身麻醉，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外科麻醉术。晋代有了我国第一部中医外科专著《刘涓子鬼遗方》，载方140余首，总结了许多治疗金疮痈疽、疔疖及其他皮肤病的经验。隋代的《诸病源候论》及唐代的《千金方》都有不少中医外科医治的记载，如瘿瘤、疔疮、痈疽、痔瘘、虫蛇兽咬伤及各种皮肤病等。宋、元两代中医外科发展较快，著作颇丰，如《圣济总录》《太平圣惠方》《外科精要》《世医得效方》等，对外科病的辨证及创伤外科的内外结合治法都有独到之处。

明代外科学有了进一步发展，尤以陈实功《外科正宗》成就最大。该书收录了大部分的外科治法，并详载病名，各附治法，条理清楚，内容丰富。到了清代，《医宗金鉴》一书总结了前人经验，对外科和伤科诊断、用药与治疗手法都有很系统的说明，是中医外伤科的重要文献之一。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药在治疗痈、疮、疔、毒、结扎和注射治疗内痔、切开或挂线治疗肛瘘、辨证治疗脱疽、中西医结合治烧伤、手法整复及小夹板局部外固定治疗骨折等方面，都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在妇产科方面《内经》中有许多记载，如不孕、不月、子瘤、血枯、石瘕等。《伤寒杂病论》中专论妇科妊娠、产后、杂病三篇，理法方药严谨，对妇科临床指导意义深远。唐代出现了我国最早的妇产科专著《经效产宝》。宋代陈自明著《妇人良方》、明代王肯堂著《证治准绳》及武之望的《济阴纲目》，这些著作对中医妇产科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清代的《傅青主女科》主张治疗妇女病以培补气血，调理脾胃为主。

新中国成立后，妇产科取得了很大成绩，一些妇科常见病如月经不调、不孕、子宫肌瘤等由中医治疗提高了疗效。中西医结合非手术治疗宫外孕、针灸纠正胎位防止难产、中药治疗宫颈癌、中药引产等方面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儿科古称“哑科”。在战国时期已有了儿科医生，西汉初期的《颅囟经》是我国儿科第一部专著。北宋儿科名医钱乙著《小儿药证直诀》，提出以五脏为纲辨小儿疾病，对水痘、麻疹等几种发疹性传染病已有了较深刻认识。元代儿科名家曹世荣撰《活幼新书》，对惊风、抽搐辨证治疗有独创之处，所录治方效果显著。明清两代儿科有了较大发展，各种儿科著作相继问世，具有代表性的如《幼幼集成》《医宗金鉴·幼科心法要诀》，内容十分丰富，对惊风、发热、呕吐都有很多独特见解，其中收集了不少验方和外治法。

新中国成立后，中医儿科发展迅速，出现了崭新面貌。过去儿科四大证——痘、痧、惊、疳，其中痘（天花）被消灭，痧（麻疹）已控制，惊（破伤风）、疳（疳积）发病率大大下降。中医药在治疗小儿急、慢性传染病和常见病方面取得了满意效果，如流行性脑脊髓膜炎、细菌性痢疾、百日咳、猩红热、肝炎、肾炎、腹泻等疾病，都展示出中医药治疗的优势。

针灸学起源很早也最具特色，在《内经》《难经》中已有记载。晋代皇甫谧著《针灸甲乙经》，总结了秦汉、三国以前的针灸学成就。宋代王惟一著《铜人腧穴针灸图经》，并铸造铜人孔穴模型，上刻经络循行路线及穴位，作为教学、考试之用。明代杨继洲集历代针灸经验及学术成就，并加入自己体会写成《针灸大成》，对后世针灸学的发展影响很大。

新中国成立后，针灸学发展迅速，翻印、校点、注释整理出版了一大批古代针灸医籍。针刺镇痛、经络实质、特异穴位治病作用等的实验研究，取得了一大批科研成果。

伴随着中医学的发展，药物学与方剂学也有同步发展。《神农本草经》之后，唐代《新修本草》是世界上第一部由政府颁发的药典。16世纪中叶，著名医药学家李时珍编撰了闻名世界的巨著《本草纲目》。该书收药1　892种，药物图1　000多幅，载方11　000个，纠正古版本药物书中错误上千处，并将药物进行了科学分类，全面整理总结了我国人民在明代以前的用药经验和药物学知识。之后又有很多药物学专著相继问世，如清代汪昂的《本草备要》、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和吴仪洛的《本草从新》，都从不同方面为药物学增添了新内容。

药物学的发展，带动并分化出相应学科，对于如何炮制加工药物，南北朝时的《雷公炮炙论》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同时，药物学的发展，也促进了方剂学的诞生和发展。由《内经》13方到《伤寒论》113方、《金匮要略》262方，至晋代葛洪撰《肘后备急方》，唐代孙思邈的《千金方》《普济方》，清代的《医方集解》与《成方切用》等都是传世之作，是研究方剂学的重要文献。新中国成立后，中药研究从单体提取，到复方成分的研究，中药新品种的发现如红景天、青蒿素……一大批已应用到临床。剂型的改革如注射剂、粉针、片剂、气雾剂、冲剂、胶囊、口服液等极大地方便了临床应用，也提高了疗效。

综上所述，内、外、妇、儿、针灸、药物这些中医药主干学科，伴随着基础理论的发展，都取得了很大成就。而实际上中医药学内容还十分丰富，浩瀚无际。如中医耳鼻咽喉科学、中医眼科等著作颇丰，也各具学术特色，对临床贡献也很大。除此以外，中医治病方法手段很多，以方药、针灸为主，还有刮痧、火罐、水疗、蜡疗、泥疗、推拿、捏脊、割治等，这些疗法还在不断改进、发展，如小针刀、中药离子透入等，一个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迅速革新的古老医学，日益展现出广阔的应用前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