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说现代性是世俗文化

二、为什么说现代性是世俗文化?

现在的西方学者一般把启蒙运动作为现代主义的典型。15～16世纪是前现代性到现代性的过渡时期。17世纪在个别国家(如英国)和个别领域(如科学和哲学)表现出明显的现代性，但只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及其引起的社会变革(如果法国大革命)，现代主义才普及到西方各国和各个领域。

众所周知，启蒙运动是社会世俗化的进程。一般认为，启蒙运动的纲领是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启蒙运动的性质应从这两个方面加以考察。就是说，只有从世俗文化和神圣文化对立的角度，才能全面地理解现代人道主义和理性主义的特征。

人道主义的核心是自我意识，17世纪开始的主体性哲学是它的理论基础。笛卡儿提出的哲学的第一原则是“我思故我是”，他因而被誉为“近代哲学之父”。“我思故我是”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威力，就是因为这个命题和中世纪形而上学的基本信条“我是我所是”根本对立。“我是”即我的存在和本质，即哲学上所说的“主体性”。圣经里的主体性是上帝的神圣主体，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在的大我。笛卡儿并不是凭空创造“主体性哲学”的，他只是用认识论意义上的“自我”代替了神圣主体。从语言形式上看，“我思故我在”的准确译法应为“我思故我是”(Cogito，ego sum)，这句话可以说是由“我是我所是”(Ego sum，qui sum)演化而来的。笛卡儿的创新在于把我的存在和本质归结为“我思”，即自我意识，这是与客体相对立的主体，是个人的小我。哲学基本命题的变化最终引起价值体系的变化，人道主义用“人”代替“神”作为最高价值，正是从“主体”的神圣意义向世俗意义的转变开始的。

启蒙学者指责以往的历史是蒙昧时代，把启蒙的任务规定为用理性战胜无理性、非理性、反理性。但是，神圣价值观也充满着理性精神，基督教神学和哲学是信仰和理性的调和，理性是论证信仰、深化信仰的思辨过程。把理性用作人与神交往的重要途径，这是从希腊哲学开始的思辨理性主义传统。启蒙主义者把富有神圣意义的思辨排除在理性范围之外，他们倡导的理性主义完全是为世俗目的服务的。他们建立了理性法庭，以全人类理性的名义宣判，但他们实际上只是把理性的神圣目的改变为世俗目的，理性成为谋求人类幸福的工具。弗兰西斯·培根说“知识就是力量”，认识自然是为了控制自然，“达到人生的福利和效用”。这些现已成为脍炙人口的格言在当时却是振聋发聩的新观点，它一语破的地道出近代理性观:理性是工具，用它来改造自然、控制社会。后人将之称作工具理性。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就是工具理性战胜思辨理性的世俗化思潮。

启蒙运动对宗教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否定了神圣价值体系，世俗的、工具理性的价值评判解放了个性，也解放了个人生机勃勃的创造力，归根结底解放了社会生产力，自然科学和物质文明获得空前发展。启蒙运动是一场思想革命，它所引起的社会革命对于人类文明的积极意义在于推翻了过时的、落后的神圣价值观的传统，创立了适合工业化生产力和现代世俗社会的现代主义传统。

现代主义传统在其成熟、发展和巩固的两个多世纪的时期内，也逐渐暴露出一些弊端。首先是工具理性的偏执。工具理性的效用主要体现在自然科学的应用技术，自然科学技术的思想模式和操作方法于是成为人类理性的楷模，自然科学技术的标准成为真理的普遍标准。工具理性的无限膨胀不仅盘剥了自然，破坏了生态环境，而且对社会生活的每个方面都进行意识形态的整体控制。西方一些思想敏锐的学者看到，即使个人的私生活和思想也处在这种无形的控制之下。在所谓的民主社会和自由世界里，人们实际上生活在无形的囚笼里而自得其乐。比如，消费者好像有选择商品的自由，但是，无孔不入的商品广告实际上已经替他们作了先定选择。现代主义面临的其他问题还有:人的精神价值被忽视，精神空虚，人欲横流，道德低落。人们向上的精神追求被截断，绝对的是非标准被粉碎，商品经济成为现代生活的指挥棒，整个社会都崇拜金钱万能、物质享受，道德教育和追求当然要失效。这些弊端表现在社会、家庭和教育等诸方面。今日教育的偏差，就是过分偏重专业技能的传授，缺乏德性修养和人文精神的培养。结果使得青年一代只重技能，不论德性;与人交往只讲利害，不讲原则，只讲竞争，不讲和睦。

启蒙运动伊始，人们满怀信心地欢迎理性王国的到来，期待着人类全面的、不断的进步。现代主义的历史进步观的破灭，经历了两次大的社会动荡:一是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在这两场空前规模的人类大屠杀中，工具理性成为杀人的工具，人性的残忍、精神的堕落与工业化文明和科技进步形成强烈反差。二是1968年的社会动荡，千万人走上街头，抗议社会不公正，宣泄精神的不满。这场运动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却提出了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如社会制度是否真正地民主，政府是否具有合法性，人民是否享有真正的自由和权利。这些问题在知识分子中间引起广泛的反思。在这种背景之中，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后现代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