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神圣文化和世俗文化何以能够结合?
神圣文化和世俗文化各有所长,各有所短,可以取长补短。按照我们的解释,神圣文化的长处在于价值观的绝对性、普遍性,世俗文化的长处在于科学技术的效用。两者的结合将会造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文化”范畴的内涵极其广大,但其核心内容无非是人类知识体系和价值体系。如果能够把神圣文化见长的价值体系和世俗文化见长的知识体系结合起来,那将是对新老文化传统的创造性的继承。
近代以来发展起来的科学技术是人类文明最重要的成果,从根本上改善了人类生活条件。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要接受这一文明成果。后现代主义在反对科学主义的口号下,试图解构包括科学技术理论在内的一切知识,甚至得出科学技术是新的教条、新的神话之类耸人听闻的结论。但是,他们也坐小汽车,也看电视、打电话,也要利用现代传播媒介发布观点。有人借口科学技术是工具、可以被误用,而反对科学技术的运用。但是,科学技术的误用只能靠科学技术的手段来纠正。比如,科学技术的不适当运用会破坏环境,但环境的恢复和保护仍要求助于科学技术,后现代主义的文字游戏无济于事。
神圣文化奉行的价值标准的绝对性、普遍性是有其合理性的。现在一提起“绝对”,人们往往会联想起固步自封、一成不变的东西。我们在这里所说的绝对性,指无条件的意思。康德早已证明,道德律只能是无条件遵守的绝对命令,如“你要尊重别人”即是。有条件的规则是假言命令,如“若要使别人尊重你,你就要尊重别人”即是。假言命令是没有普遍性的,对于那些不想得到别人尊重的人,上面那条假言命令没有约束力:但是,不管你是否想得到别人的尊重,上面那条绝对命令都具有道德约束力。假言命令以一个人或一部分人的利益为条件,他或他们只是为了满足这一条件而遵守假言命令。在人类社会里,各民族、国家、阶级、集团乃至于个人,都有自身利益。如果都以各自利益为条件,那么他们之间将不会有共同认可并遵守的普遍价值标准和行为规范。绝对命令要求人们超越不同利益的差异和冲突,无条件地遵从它,从而满足了普遍性、实践性这两条任何一个道德律都必须具有的特征。
无条件地遵从道德律,并不意味着无理性地盲从。康德还证明,绝对命令是理性的自律,自己立法、自己遵守具有最普遍的合理性。这一看法大抵也是正确的。需要补充一点,自律的理性并不是工具理性。工具理性以因果关系为思想对象,以手段与目的关系为行为途径,只能建立以结果和目的为条件的假言命令。自律的理性所具有的最普遍的合理性在于,它不但考虑到人类长远的、整体的利益,而且规定着人在自然的地位,承担着人类对其他自然物的考虑到人类长远的、整体的利益,而且规定着人在自然的地位,承担着人类对其他自然物的义务,比如,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不仅是为了使人类在这个世界更好、更长久地生活,而且要求人类自觉地牺牲一部分利益,也让其他生物更好、更长久地生存,这样人类才是名副其实的万物的灵长。人类的长远的整体利益,人类在宇宙的位置和使命、义务,往往被生活在世俗环境中的人所忽视,他们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带有急功近利的倾向。由此不难解释,为什么理性的自律以神圣名义颁布,为什么价值观的绝对命令会成为神圣文化的核心。
当然,我们今天肯定神圣文化价值观的合理性,并不是要求崇尚古旧,返璞归真。历史不会倒退,前现代性无可挽回地成为文化足迹。前现代的神圣价值标准是单一的,以宗教为基础,靠唯一的、人格化的神来保证其绝对权威,这在历史上曾产生过压抑人性、否定个性的消极的作用,更不适合现代社会。吸收神圣文化的传统的合理成分,同时避免它的落后性,这种做法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绝对的神圣价值标准无需是单一的,也可以是多元的。人性是神圣的,大自然也是神圣的;国家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公民的权利也神圣不容践踏;个人权利固然神圣,个人义务的神圣性也不容忽视;崇高的理想是神圣的,日常工作所履行的平凡职责也蕴含着神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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