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论转向与政治现代化

二、知识论转向与政治现代化

那么，从中国的现代性启蒙运动的趋势、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的角度看，胡适关于自由主义知识论的实践究竟意味着什么?

根据知识社会学与政治学的观点，任何政治形态都有其独特的深层结构为支撑，其中，基于对人的理性能力的不同认识，即建立在不同理性观基础上的知识论又是其中最重要的方面。一般来说，各种专制政治、独裁政治总是和那种对人(尤其是是少数人)的理性能力乐观、自信的知识论相联系的。它认为知识为整体的，存在着一种可以统摄一切的知识体系;知识也是在总量上固定的，最终是可以被人认识，并且也是可以由天才人物加以集中掌握并分配的，从而真理是有可能被少数人垄断的，个人独裁的政治统治也就是最合理和最经济的。换言之，专制的独裁的政治总是倾向于和一种乐观自信的、可知论的知识论和真理观结缘。而民主政治(宪政民主)则暗含着这样一种知识论假定:这个世界极其复杂而又变数无穷，人类与此相关的知识也是分散于每个人大脑，并且是不断变化扩展而非固定的，现实中任何具体的个人都不可能集中掌握、穷尽和分配全部的知识，都不可能洞悉外部世界的全部信息，从而人和外部世界之间永远是信息不对称的，对于个人来说“无知”是一种不可避免的知识境况，任何人都不是全知全能，发现社会的普遍规则，任何人的理性和智慧都是有限的;每个人的知识、每一类型的知识(不论是形而上的、常识的还是科学的知识)也都各有其独立的功能和价值，各有其得到表达的理由，不可互相替代，不能以一个人、一种类型的知识霸权去统摄、替代其他的知识。总之，民主政治中暗含着对人类理性中局限性、人类知识的分散性和有限性的省察与自觉，以及对知识的谦虚和对“无知”的警惕意识，在知识论上与怀疑论和不可知论更有亲和性，所以才强调对不同观点的宽容、包容，强调分散的、广泛参与的、渐进的民主决策，同时设计相对合理的制度和程序以避免政治的随意性和非理性。从这一角度看，中国要从传统政治发展到现代政治，就意味着在政治形态上由专制政治向宪政民主政治过渡，而要实现这一过渡，势必伴随着一场深层结构的变革，势必需要致力于改变支撑专制政治的那种对人(实则某些人)的理性乐观自负的、倾向于可知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实现知识论和方法论上的变革与转向。这也就意味着，启蒙的根本任务不在于对传统政治结构的外壳用力摇撼，也不在于对某些现代政治原则、政治结论和价值的裂喉呐喊，而在于深层次的知识论和方法论的变革与转向，否则就无法动摇专制政治的“钢筋水泥结构”，实现真正的政治变革。然而恰恰在这一点上，胡适以前以及与他同时代的自由主义者和民主、民权鼓吹者们，除了严复偶有零星涉及之外(如对归纳法的重视)，其中大多数人的言论都没有触及这个层次的问题。比如梁启超写了大量感人的宣传自由民权的文章，却很少见他讨论理性的局限、人的“无知”问题。孙中山把民权主义作为其三民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把实现民权、宪政作为毕生革命目标之一，对民主政治的信念应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他的思想中不仅也没有表现出在致知方面的沉重与紧张感，以及对人类理性局限的警觉意识，而是强调人有先知先觉、后知后觉、不知不觉三等，由先知先觉的人为那些“不知不觉”的大众进行革命，并把自己设计的制度说成是“最完美无缺的治理”，明白地流露出作为“先知先觉”者对自身理性和理论的自信、自负。因此，胡适从知识论的进路讨论政治观念和政治形态的变革，确实见他人所不及见，抓住了现代性启蒙问题的要害，也是在这个意义上，使得他对怀疑论和不可知识论的介绍与传播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别具独特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