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知识论在现代中国的命运

四、怀疑论的绝响:自由主义知识论在现代中国的命运

讨论至此，我们还需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怀疑论的知识论尽管相当稀缺，胡适为之付出的努力却几成绝响。在中国现代思想史上，唱自由、民权者不知其几，独不见有人回应、认真对待胡适所倡导的怀疑论和不可知论。为什么胡适的努力会是这样一种结果?笔者以为，可能的解释是:

首先，可能与对传统的路径依赖有关。国人长期浸润于一元论的思维方式下，耳濡目染的是“尽性知天”、“体天行道”、“继天立极”的豪言壮语，以及对“至圣至明”的君主、圣贤们的歌颂期盼之声，怀疑论、不可知论对他们来说不啻海外奇谈，根本就不符合中国人的思维习惯。

其次，还可能与当时中国缺乏对这种知识论的社会需求有关。我们知道，近代以来中国的一个紧要问题是，如何摆脱“西方冲击”造成的空前危机，免于亡国灭种的危险，实现国家的富强，它是摆在各派思想家面前迫在眉睫的、急需要解答的问题。而置身这种危机之中的普通民众，也迫切需要有人能够为其指出明确的方向，找到更快捷、更彻底的解决上述社会政治问题的方案。事实上，许多自由民权论者之所以主张民主、自由，与其说是出于人本身的需要、出于对人的理性和知识境况的考虑，不如说是把自由、民权作为手段，从争国权、挽救民族危机的需要去争民权。比如同为自由主义者的梁启超就多次表达过这样的思想:国家是“积民而成”，民无权则国无权，故欲强国权，必先兴民权。^④反观胡适的怀疑论、不可知论以及自由主义政治主张，则是拒绝提供根本、快速解决社会政治问题的“正确方案”，主张通过点滴改良、不断试错来谋社会的进步，既让人沮丧，又让人觉得河清无日、道路迂缓，其遭受冷遇也就不足为怪了。

不过，胡适津津乐道的知识论问题的最终寂寞遭际，他念兹在兹的话题似乎至今还是空谷足音，这的确是一个中国思想史乃至现代化启蒙运动中耐人寻味的“事件”。当历史发展到今天、那个时代的“焦虑”应当成为往事的时候，我们是否可以从容地倾听那陌生的声音，反思我们文化的单一性呢?

注释:

①胡适:《四十自述·介绍我自己的思想》，《胡适论学近著》第1集，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②转引自“中国现代思想家”丛书第七辑《胡适卷》，台湾巨人出版社1978年版，第34页。

③胡适:《实验主义》，见《胡适文存》卷二，上海亚东图书馆1930年版。

④参见梁启超《爱国论》，《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新民说》单行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