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患者的生存质量

精神病患者的生存质量至少包括2个方面，一方面是精神病患者作为很特别的群体，其生活、婚恋、工作以及自身状态的特殊性都受到影响，这些内容直接影响着精神病患者的生活质量。另一个方面，抗精神病药物在治疗过程中可能会产生各种各样的药物不良反应，如体重增加、运动障碍等对患者的生活质量都构成负面的影响。

生存质量的研究迅速增多，应用甚广，几乎涉及人类生活的中的各个方面，在医学领域已被广泛用于癌症及慢性病临床治疗方法筛选，预防性干预措施效果评价及卫生资源分配等决策方面。精神障碍已成为当前我国疾病分类中较为严重的一类疾病，精神障碍在我国疾病负担的排名中居首位，已超过了心脑血管、呼吸及恶性肿瘤等疾病。1993年调查精神病总患病率已由1982年12.69%上升到13.47%（不含神经症）精神障碍不仅严重影响了患者本人及家属的生活质量的各个方面，而且也产生不良的社会影响。

首先，精神症状是影响精神病人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生存满意度总分与简明精神病量表总分呈负相关，表明精神症状的严重程度是影响精神病人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因素之一。从症状的性质来看，除阳性症状外，阴性症状对生活质量的影响最大，而且发现，生活质量与精神症状的严重程度呈正相关。Bowthomas等认为阴性症状评估中动机成分是预测精神分裂症以后生存质量的主要因素之一。

其次，是社会支持。有研究发现，社会功能状况、社会支持，是生活满意度的主要影响因素之一。有的针对家庭关系的研究发现，这是影响精神病人生活质量较强因素。还有发现社会支持、社会交往与总体生活评价高度相关，而且社会支持影响精神病人的结局。大多数一致的观点认为，广泛的社会基本支持服务对维持精神病人的生存质量起关键作用。

再次，是心理因素。由于精神卫生知识尚未普及，宣传力度不够，致使大多数人对精神病认识不足，对患者缺乏应有的理解和同情，偏见和歧视现象较严重。研究发现，由于公众的不理解与歧视，患者一旦得了精神病，有可能引起自尊受损、自信不足和下降。还有研究发现积极情感和积极的自我评价与总体生活状况呈显著正相关，而负性情感和消极自我评价与总体生活状况呈显著负相关，这些都可能给精神病患者带来抑郁症状，而这些抑郁、抑郁性认知态度与主观生存质量显著负相关，大多数的研究发现精神病患者的生存质量与其情绪障碍负相关。

不良反应是不可忽视的重要的、影响精神病患者生活质量的因素，例如体重增加、肥胖以及高血压病或运动障碍都严重影响到患者的生存质量。Agemoyer调查了精神分裂症患者，认为副作用中，锥体外系运动症状，影响生存质量，其次为镇静和体重增加。Katschning等发现有锥体外系症状者，主观生存质量较低。

不同的精神疾病会使生活质量有显著的降低。

精神分裂症作为严重的精神病之一，对生活治疗的影响最为明显。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生活质量研究中发现，首先应当界定评价生活质量的内容、定义，不同内容的评价反映出不同的结果。不同种族群体在同样状况下生活质量评价存在差异，其中不同种族治疗与未治疗患者的生活质量评价也存在差异（Green CA等，2001）。长期患者的生活满意度明显高于短期患者。而初次入院患者的主观生活质量评价明显低于长期患者，且9个月后评价变化依然不明显。患者社会比较与生活满意度存在明显相关，由此提示在解释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生活质量时，应当考虑患者的强制性住院及脱离正常生活环境的经历。在症状与生活质量的研究中发现，焦虑和抑郁，特别是前者，是影响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此外，还发现简明精神病量表（BPRS）中思维障碍及敌对猜疑因子可以作为评估康复期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但这些指标不适合于评价急性变化期患者。其中，阴性症状也是估计精神分裂症患者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住院与院外患者的比较则提示，住院患者明显存在着低健康状态（躯体症状），而且，阳性症状水平与低健康状态存在着相关性。另外，自知力缺乏是限制精神分裂症患者自我评价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在治疗与生活质量的研究中发现，改善抑郁、解决问题能力及社会支持与患者的生活满意度相关，然而治疗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并不完全相关，长期治疗患者的生活质量评价与治疗效果相关，但对于首次住院治疗的患者则不存在这种关系，这符合患者主、客观评价的差异。在主观感觉和治疗不良反应的研究中发现，随着新型抗精神病药物如利培酮等的使用，患者的不良反应减少而主观感觉得到改善。另外，早期干预、心理社会康复以及家属教育等都有特别的价值和意义。而在社区护理和住院治疗患者的比较中，提示前者生活质量明显高于后者，其中治疗作用不是唯一衡量生活质量的主要因素。

抑郁症实际上作为一种慢性反复发作的疾病，不仅心理上承受着压力，而且还有各种生理功能的障碍或异常，甚至面临自杀的威胁。抑郁是一种复合情绪，是个体情绪低沉、沮丧、悲伤等多种不愉快的反应综合而成的生理、社会和心理方面的多维障碍，可以表现为抑郁症状或抑郁症。有抑郁症状并不等于有抑郁症，但抑郁症患者必然伴随着有抑郁症状的表现，如果抑郁症状严重且持久，就可能发展为抑郁症。抑郁状态属于心理状态范畴，可发生于心理障碍的各种情况，通常人们认为抑郁是精神压力的一种状态表现，传统上只是人悲伤和忧郁的标志，抑郁同时可理解为作用于人体、生理和社会功能的一种心理紊乱，表现程度从不明显的情绪变化到严重的可以导致精神病的心理障碍，具有很宽的波动范围。少数患有抑郁的人无需任何外来的干预，自己能够独立摆脱抑郁；绝大多数人患有抑郁在短期恢复后又再复发：25%～30%的抑郁最后转为长期慢性，但症状并不十分明显。近年来，抑郁问题成为临床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等多学科研究的一个热点领域。2003年4月北京市抑郁症的流行病学调查（简称流调）。结果显示，抑郁症的时点患病率为3.31%，终身患病率为6.87%。由此数据推论出2003年4月全北京市1　278万人口，总共有近87.8万抑郁症患者，其中近42.3万抑郁症患者处在有症状期。该流调还显示年龄≥50岁的人群中抑郁症的患病率较高、低收入者（月收入≤300元），无业者、低教育水平者、有家庭暴力者抑郁症的患病率较高；同时农村的抑郁症患病率要高于城市。北京中医药大学潘可欣于2008年4月5日至6月底正式展开农民工抑郁状态的流调项目，调查问卷为针对抑郁高危人群的特征和研究目的，流调特意选用抑郁自评量表（CES-D）世界卫生组织生存质量测定量表简表（WHOQOL-BREF）中国生活事件量表（LES）大五人格量表（NEO-FFI）等多个合适的量表而设计，由受试者亲自填写，同时也有调查员在现场配合指导。通过CES-D调查显示①调查结果显示：442位农民工当中有抑郁症状倾向的有66人（占14.9%），其中肯定有抑郁症状者共有41人（占9.3%）。②职业性质不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与抑郁症状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③吸烟、喝酒与否与抑郁症状之间没有相关性。④工作环境不同（地下劳动和地面劳动）与抑郁之间没有显著相关性。⑤负性生活事件对抑郁情绪有直接的影响。透过WHQOL-BREF与CES－D 2个量表调查显示：①抑郁分值越高，对生存评价就越低。②非抑郁组的生存质量各方面的评价都较抑郁组的高，推断出抑郁人群与正常人群的生存质量存在差异性。③抑郁组与非抑郁组关于生活质量各项指标比较，差异均有极显著统计学意义（P＜0.001）。④非抑郁组与抑郁组之间的生活质量在控制学历、收入、工种、年龄总体上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⑤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2个群体只有在社会关系和环境领域方面有显著性差异（P＜0.05）。⑥地下劳动群与地面劳动群只有在健康状况、生理2项评分有统计学意义；其余的生存质量、心理、社会关系和环境4项评价均没有明显差异性。透过NEO-FFI、CES-D与WHOQOL-BREF　3个量表的调查显示：①抑郁人群在情绪稳定性维度的分数明显高于正常人群。②存在抑郁状态的农民工在开明性维度的分数比非抑郁的农民工略高，代表正常的农民工循规蹈矩，喜欢固定的生活和工作方式；而抑郁状态的农民工流动性比较大，较不满意目前的生活和工作环境。③正常人群比有抑郁倾向的人群更外向，更随和与更有责任心。④情绪不稳定的人最容易成为抑郁症的高危人群，表示他们容易产生负面情绪或非理性的想法，在压力状态下比他人抗压能力差。⑤情绪不稳定的人更容易受自我观感而影响对个人生存质量的评价，表示情绪越不稳定的人，越觉得个人生存质量差。⑥地铁工人的情绪稳定度比地面的差，表示情绪稳定都会受外界因素而影响。透过LES与上述3个量表的调查比较：CES-D、WHOQOL-BREF和NEO-FFI都能很好地反映农民工的心理状态与性格特征，但经过试用后，发现LES未能因需求而应用在农民工群体上。结论：本课题创新性在国内外首次实现多个量表结合应用，共同探讨抑郁高危人群的心理特征变化。调查表明，农民工群体当中14.9%有抑郁倾向的人，而抑郁倾向越严重，对于个体生存质量的评价也越差。农民工的生存质量与抑郁状态、学历、年龄、工种密切相关，但与收入无关。此外，情绪稳定性对抑郁状态的影响最为重要，正常人比有抑郁情绪的人情绪更稳定，更外向、随和和有责任心。但开明性这个维度的得分在农民工群体里显得比较特别，越开明者所受到外在因素和心理冲击越大，因为正常的农民工思想保守，循规蹈矩，喜欢固定的生活和工作方式。

总体而言，双相障碍患者生活质量的各个方面，如社会交往、角色行为、躯体状态、心理功能、总体健康等方面均要显著低于健康人群，特别是双相Ⅰ型的抑郁症患者，生活质量更差，自杀风险以及其他精神病性的共病率更高。有意义的是，在接受治疗的过程中，症状的控制与生活质量的改善并不相关。Callabrese（2003）研究发现，双相障碍患者在工作效率、休闲活动、社会功能和家庭职能方面均有明显的降低，不同与常人，即使在疾病的缓解期。Rosa（2008）也发现，双相障碍患者的职业功能、人际关系、认知功能、独立性以及理财等方面存在着相当严重的问题，而此时的精神症状并不严重，这提示双相疾病的影响至深。其中双相Ⅰ型的生活质量最差，最近Hosseini（2009）应用SF-36和GAF对双相Ⅰ型患者的生活质量进行了评估，发现除了生理职能和情感职能外，其他的SF-36维度分和GAF显著降低。说明双相障碍患者的生活质量受疾病影响很严重，而且相当广泛。在疾病发作或残留症状期间，无论是抑郁症状还是躁狂症状或其他症状，包括混合发作等，都对生活质量构成影响。首先是躁狂症状，这种症状的特点决定了生活质量改变的性质，Gazalle（2007）将双相障碍躁狂症状（YMRS）与生活质量（WHOQOL）进行相关分析，发现双相躁狂分与WHOQOL的社会、躯体和心理方面呈显著负相关，其中易激惹和睡眠问题与生活质量降低更为密切。不仅躁狂症状影响生活质量，抑郁症状同样影响生活质量，Altshuler等（2006）研究发现，抑郁症状影响着患者的角色行为，特别是工作、家庭和人际关系受到影响最为明显。同时存在的睡眠障碍和认知障碍也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有研究发现，睡眠质量差的双相障碍患者WHOQOL和GAF也降低，存在认知障碍的双相患者躯体、心理和社会维度分均降低。由此可见双相障碍无论是疾病发作期还是在疾病缓解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或不同方面的生活质量的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