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疫病学简史

一、中医疫病认识的起源阶段

（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07年 战国、秦时期）

春秋、战国时代在中国历史上既是社会大动荡、大转变时代，也是文化上百家崛起、诸子辈出的争鸣时期。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医学出现了第一次兴盛争鸣，中医学的基础理论、诊治原则都是在这一时期见于文字的。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古代医经一派有七家，经方派有12家，反映了秦汉前在医学方面的学派兴起、百花齐放的盛况。可惜经方派的典籍大都亡佚，已无可考；医经派除亡佚的《黄帝外经》、《扁鹊内经》、《扁鹊外经》、《白氏内经》、《白氏外经》……外，现有文字传世的中医学第一部古典巨著为《黄帝内经》（简称为《内经》），基本上是这一时代的杰出产物。他对中医学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医学中的诸多问题，大都源于这一时代的这一著作，中医疫病学也起源于这个时代。《老子》曰：“凶年之后，必有温疫。”《抱朴子》曰：“经温疠，则不畏。”俱言温疫，而不及寒疫，亦以温疫概寒疫。后人又立杂疫之名，以统疫病之杂症。

《内经》是中医学第一部经典著作，关于中医疫病学的记载，也当以《内经》为最早。《素问·刺法论》云：“帝曰：余闻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六元正纪大论》云：“疠大至，民善暴死。”寥寥数语，把疫病的传染性、症状相似性，起病急、发展快、治疗棘手等等一些特点均有较为详细的描述。难能可贵的是，早在2000多年前，中医就把传染病以预防隔离作为重要控制手段明确提了出来。《素问·刺法论》云：“岐伯曰：不相染者，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避其毒气，天牝从来……”，从这段文字看出，“避其毒气”是强调未病者的预防和自我保护，而强调“正气存内”正是与现代医学提出的增强体质、提高机体免疫力的观点不谋而合。

关于疫病的病因病机，《素问·刺法论》于疠疫之分，则以干支推之，谓天运化疫，地运化疠。该以疫之与疠，不过上下刚柔之异，故又以金木水火土统之，即所谓五疫。而按之实际，则疠疫均有寒温之别，其流行者温疠、温疫多，而寒疠、寒疫少。《六元正纪大论》曰：“其病温疠大行，远近咸若。”又曰：“其病温疠，皆言温疠。”而不及寒疠，即以温疠概寒疠。该篇中多次指出，由于“地气迁，气乃大温”、“阳乃大化，蜇虫出见”、“温病乃作”、“其病温疠大行，远近咸若”等，第一次把因气候大热感受温邪而发的热性病明确地指为“温病”，并记述了温病在发病、流行等方面的特点。但必须提到的是，温疫、温疠者，以疫疠为病名，言疫之温者，疠之温者也，与其他的寒疫、寒疠作区别，并且可以看出，当时对疫病的认识，非只热性疫病，只不过是热性较多，流传较广而已，这是十分科学的。因为古无瘟字，所以可以推测，温疫、温疠之温不是病名，《内经》中所提到的温多是温热之意，其“温病”指的是热性病。而真正意义上的中医疫病在《内经》中称作“疫”、“疠”或“厉”，与温病是有区别的，但从这一时期开始，有些医家就开始“温”、“瘟”相混了，其不知古虽无“瘟”，而代以“疫”、“疠”，绝非“温”也。

二、中医疫病在诊疗上的发展阶段

（公元前207年～公元959年，汉、唐时期）

医学发展到东汉末年（公元二世纪末到三世纪初），中国医学中第一部辨证论治、方药俱备的临床学经典著作——《伤寒杂病论》问世。东汉中后期，我国中原地区疫病频发，《后汉书·五行志》录有疫情10次，全发生在安帝元初六年之后，尤其是建安年间，疫情持续时间之长、死亡人数之多是历史上少见的。以张仲景本人和他的《伤寒杂病论》在中国医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我们认为其中一定有对疫病的记述。《伤寒杂病论》序中：“余宗族素多，向余二百，建安纪年以来，犹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伤寒十居其七。”《伤寒杂病论》一书中可以考虑与疫病有关的论述有：“凡时行者，春时应暖，而复大寒，夏时应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多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从春分以后，只秋分节前，天有暴寒，皆为实行寒疫也……阴脉实大者更遇温热，变为温毒，温毒为病最重也。阳脉濡弱，阴脉弦紧者，更遇温气，变为温疫。以此冬伤于寒，法为温病，脉之变证，方治如说”等等。在这些论述中我们考虑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可能和疫病有关，这也和史书记载的当时的社会环境、气候特点是相符合的，但是疫病属温热的较多，属寒性的较少，而仲景之方对后世的疫病治疗效果并不理想，所以才有后世温病学派理论上的创新与突破。据广州中医药大学赖文教授考证（参见《上海中医药杂志》1998年第8期），《伤寒杂病论》所述确为寒性疫病。

由此可见，《伤寒杂病论》极大地丰富了中医疫病学的内容，使寒疫有了辨治的基础，而从文献记载也可以看出，在其后的几次大规模的寒疫中，有“宜用辛温”和“仲景方多效”的记载。其中，白虎汤、白虎加人参汤等方剂对温病学也大有启发，对温疫也同样有效。

此外，魏晋之际的医家王叔和在搜集整理《伤寒杂病论》的《序例》中，对《内经》论温做了进一步阐发。他提出伏寒变温、异气、时行、风寒重感及病中更感疫气而变温的论例。从而揭明了“伏邪”，孕育了“新感”和“新感引动伏邪”的学说。同时，他还按发病季节、重感性质和脉搏状态分辨出冬温、温虐、风温、温毒、温疫等数病，为后世疫病学的发展做了铺垫。

晋代葛洪所著的《肘后方》提出“伤寒、时行、温疫，三名同一种（即同为外感病），而源本小异（病因不同）。”认为伤寒是冬为“伤寒毒气”所攻，温病是“厉气夹毒相注”（传染）。并指出发斑是“温毒”，属大疫，治宜“黑膏”，使“毒从皮中出”；夹热下痢是“天行毒病”，治主黄连、黄柏；以及令溺白纸上，纸即如柏染之验黄疸法。还记述了用流金散、辟天行毒厉方等口服、如鼻、燃熏消毒之预防传染的方药。此外，在记述永徽四年疫病流行时，第一次记载了由于“击虏”而传入“虏疮”（痘疮）的历史。

到了隋唐时代，巢元方的《诸病源候论》一书中，虽然在温病的病因上与王叔和、葛洪等人的认识一脉相承，但其对病因、证候的论述则更为具体细致。把温病（34候），热病（28候），时气（43候），疫疠、疟病、黄疸、痢疾、丹毒等（共98候），一一与伤寒分列，各为一门。

隋唐时代的著名医家孙思邈（581-682年）采集了唐以前医药文献，结合个人经验，所著《千金要方》中，虽把温病和伤寒并列一门而与阴、阳毒同论，但从他搜集辟温的二十多方中，足可以证明他是注重实际和倡导预防的。在治温方法上，也同样有所充实。如葳蕤汤、暴气斑点方、犀角地黄汤等许多方药，就对后世温病学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稍后于孙氏的王焘，著有《外台秘要》四十卷，一千一百零四门。这本书和孙氏的《千金要方》一样，都是继《伤寒杂病论》以后的重要临床典籍。就温病、疫病而论，其中列有五门，一百二十论、六百八十四方。即天行一门、论二十一、方一百三十七；温病、黄疸和为一门，论二十一，方一百一十七（包括辟温方二十二个）；霍乱、三焦病合为一门，论二十一，方一百三十二；疟病一门，论十五，方一百一十三个；痢疾一门，论三十二，方一百八十五个。都是先论后方。在治法上又有不少增充，他搜集、保存了许多治温古方和民间方，如大青消毒汤、知母解肌汤、知母汤、香豉汤、大黄汤、地黄汤……多数清热解毒方剂。他在治温毒发斑方下谓：“赤斑者五死一生，黑斑者十死一生”。这虽是一句华元化之说，但在当时对斑疹预后推断上，恰是一种经验的记载。

从上述情况看，如把《内经》、《难经》成书时代作为中医对疫病认识的起源阶段，那么，自《伤寒杂病论》成书起到《外台秘要》成书时止，应该说是诊治上由认识、实践而有所发展的阶段。这一阶段，不但最先对外感病，尤其是对狭义的伤寒病类建立了辨证论治体系、方药俱备的专著，而且对温病论述方面，他们以《内经》、《难经》理论为指导，伤寒、温病分别论治，并提示出脉症辨别及天行、温病等诸证源候；记述了不少清热解毒的治温方剂。与此同时，在发病上，也提出毒厉之气、异气、伏温、病中重感异气等论点、论据，以及预防的思想、方法，等等。由汉末到唐600余年（包括王焘以后的一大段时期）的历史过程中，对疫病的认识及疗法，都有所发现和发展。

三、中医疫病学发展的低潮期

（公元960～1182年，宋代）

宋以前，《伤寒杂病论》由王叔和搜集编次后，复遇五胡之乱而大部散失，既有存者，由为“江南诸师所秘”，遂不复见。在孙思邈著《千金要方》时，为不能见而叹息不已。此后，虽见到了《伤寒杂病论》，并把它载入《千金翼方》中，也还未引起广泛注意而影响不大。因此，温病虽属“广义”伤寒之一，但在宋以前之外感病，多各承师传而寒、温分别论治，并不局限于治伤寒法来统治温病。

到了宋仁宗令林亿、高保衡等校正《伤寒杂病论》十卷，经当代多位名医各抒己见、官方校正刊行，才使得这一历经磨难、残脱不全的医学典籍得以广泛流传。但正是由于《伤寒杂病论》辨证论治理法的精详，而温病在彼时还无系统理论作指导，所以使更多的医家在临床上对伤寒理论更为重视，甚至以伤寒理论指导温病的治疗。加之当时正值“理学”风起，“法先王”思想盛行，这些“道统”观念也反映到医学领域。如宋王朝官刊《伤寒杂病论》序中说：“盖祖述大圣人之意”。而许叔微在《伤寒百证歌》自序中，也认为“论伤寒不读仲景书，犹如为儒者不知有孔子《六经》也”。学术界已错误地陷入“泥古宗景”的泥坑，思想发生僵化，认为《伤寒杂病论》是为广义伤寒而立，遂开以伤寒统治温病之风，这也是后世寒、温学派争论的根由。

依前所述，疫病以温性居多，寒性较少，而且东汉末年的气候特点又和其后有较大差异，所以用辛温药居多的伤寒方剂治疗疫病，临床效果不理想。在当时医学界大环境的影响下，对于疫病学的理法方药的研究发展十分缓慢，甚至对于一些已有的经验、理论继承上也不尽如人意。所以在这一时期中医疫病学的发展处于低潮，甚至略有衰退。

但值得一提的是，宋代医家庞安时，他把伤寒和温病区分开来，并指出天行温病乃乖候之气所致。还特别指出，五大温热证（春有青筋牵，夏有赤脉攒，秋有白气狸，冬有黑骨温，四季有黄肉随。）属乖候之气所致，不属伤寒，“与伤寒大异”也。伤寒皆为冬伤于寒，但可发于四时，无流行性。而五大温热证有流行性，所感乖候之气绝不同于六淫之邪，这可能是后来温病学家吴又可倡言“戾气”之所本。人体感受这种乖候之气，即可“即时发病”，也可“未即发病”，这与后来温病学家倡导的伏邪学说又有相似之处。在治疗上庞氏善用大剂石膏，为后来余师愚所效法。总之，庞安时对疫病的阐发，可谓后学的先行者，在这一时期显得尤为难能可贵。

四、中医疫病学理法的变革阶段

（公元1182～1368年，南宋、金、元初时期）

宋末元初，是中医学第二次兴盛时期，学术上争鸣十分活跃，以河间、易水两大学派和四大名家为代表。其中，河间一派的学术思想对温病、疫病学的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在这一历史时期，由于民族矛盾激化，封建王朝交替，战事频繁，劳役严重，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卫生条件差，于是疫病的发生、流行越来越复杂和广泛。医家在临床实践中，深感用伤寒理法并不能很好地满足温病、疫病的治疗。

刘完素，字守真，号通玄处士，其主要学术渊源于《内经·素问》，以运气学说立论阐发“主火热”理论，提出“六气致病”说，可补仲景学术不备之处，提出：“六气皆从火化、燥化”的观点，和“六经传受，由浅至深，皆是热证”的观点。初起治以辛凉解表，入里则用泻火养阴之法。他指出：“余制双解、通圣辛凉之剂，不遵仲景法桂枝、麻黄发表之药，非余自制，理在其中矣……天以常火，人以常动”，其论世态、民情、气候、病因有所变，若固执古法，用辛温药治热证，非只病不能好，反而变生他证。其寒凉治温之法，实开创了金元时期的百家争鸣，冲破了墨守成规的医风。

刘河间一生著作颇丰，其中大量论及疫病的辨证论治，在他的《伤寒标本心法》中提出：“凡伤寒疫疠之病何以别之，盖脉不浮者传染也，设若以热药解表，不惟不解，其病反甚而危殆矣，其治之法，自汗宜以苍术白虎汤，无汗宜滑石凉膈散，散热而愈，其不解者，通其表里，微而随证治之与伤寒之法皆无异也，双解散、益元散皆为神方。”这段文字论及疫病的鉴别诊断、用药禁忌、理法方药。

五、中医疫病学理法的成熟和独立分科阶段

（1368～1642年，元、明时期）

元、明时代的医家对温病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在《伤寒论》及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划分寒、温及伏邪发病的机制，做了进一步分析，对“疫病”及其病因的研究，更为突出。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和学术成就有：

王安道，名履，曾从学朱震亨。他在《医经溯洄集》中主张寒、温划分，各立其名。认为不能把温病混称为伤寒以戕人之生，并引申郭雍之说，即温病是“怫热由内达外，热郁腠理，不得外泄”。故在治法上主张用辛凉解表的同时，注重清泄里热。可见他继承河间之学，在温病理论的发挥上又进了一步。只是他所谓的伤寒大法是专为“即病之伤寒设，不兼为不即病之温暑设，”认为伤寒无伏邪，其治法对温暑全不适用等，过于绝对化，难免有狭隘之嫌。

明代袁班之《证治心传》在“治病必审四时用药说”中认为：“春病温燥，邪犯上焦，病有顺传、逆传之证。热极旁流，顺传胃府；误投辛温，久延入营，耗液伤阴，神昏痉厥，或咳甚失血，或胃实失下。”因此，他主张初起以黄芩汤清里热，兼取轻清之味清肃肺卫；热极胃实，法宜急下存阴。明确指出这种顺逆的道理，“近世市医不知者多，徒守仲景六经成法，辄投辛温表散”，以至变生逆证，莫救者多矣。袁氏的这些论点对叶天士的温病学说有很大启发。

明清间的张路玉在《伤寒缵论》中谓：“伤寒自气分传入血分，温病自血分发出气分”。这是从安道之说进而阐发“伏邪”发病机制和证候的。

上述各家提出的新理论使温病学理论体系的形成渐趋成熟，也促进了寒、温的分科立论，为温疫学派的创立解除了束缚。

吴又可，名有性，明末清初著名医家，他的代表作《温疫论》是中国医学史上划时代的著作。《温疫论》的出现标志着寒、温分立，使温病摆脱伤寒学派的束缚，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由于《温疫论》又是一部疫病专书，所以他的成书也标志着中医疫病学理论体系的形成。

吴氏约生活于16世纪80年代至17世纪60年代，江苏吴县人。他生活时期，由于封建统治的残酷压迫与剥削，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疫病连年猖獗流行。据《明史》记载，从永乐六年（1048）至崇祯十六年（1643），发生大瘟疫达19次之多，其中，1641年流行的一次瘟疫遍及现河北、山东、江苏、浙江等省。

吴有性目睹当时疫病流行的惨状，同时又看到不少医生“误以伤寒法治之，未尝见其不殆也。或病家误听七日自愈，不尔十四日必瘳，因而失治，又不及期而死者；或有妄用峻剂，攻补失序而死；或遇医家见解不到，心疑胆怯，以急病用缓药，虽不即受其害，然迁延而致死，比比皆是”（《温疫论》自序），深感“守古法不合今病，以今病简古书”，以致投剂无效。因此，他对瘟疫“静心穷理，格其所感之气，所入之门，所受之气，及其传变之体，平日所用历验之法”，在总结前人有关论述的基础上，通过深入细致的观察，以及认真探讨、实践后，于1642年著成《温疫论》一书，创立戾气学说，是温病病因学上的伟大创见。戾气学说的要点可归纳为：

（1）瘟疫病是由戾气引起的。《温疫论》原序中的第一句话就明确写道：“夫温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吴有性把异气也称为杂气、戾气、疠气或疫气。他还指出：“刘河间作原病式，盖祖五运六气，百病皆源于风寒暑湿燥火，无出此六气为病者，实不知杂气为病更多于六气。六气有限，现在可测，杂气无穷，茫然不可测，专务六气，不言杂气，岂能包括天下之病欤！”这就突破了明以前的医家对疫病病因所持的时气说、伏气说、瘴气说以及百病皆生于六气的论点。

（2）戾气是物质性的，可采用药物制服。《温疫论》中论及：“杂气……无象可见，况无声复无臭，何能得睹得闻”，但它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他肯定地指出：“夫物者气之化也，气者物之变也，其即是物，无即是气，……夫物可以制气者药物也”。

（3）戾气是通过口鼻侵犯人体的，而是否致病和流行则决定于戾气的量、毒力以及人体的抵抗力。《温疫论》云：“邪从口鼻而入”、“其年疫气盛行，所患者重，最能传染，即童辈皆知其为疫。至于微疫，似觉无有，该毒气所钟由厚薄也，其年疫气衰少，里闾所患者不过几人，且不能传染”；“正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充满，邪不易入；本气适逢亏欠，呼吸之间，外邪因而乘之”；“或遇饥饱劳碌，忧思气怒，正气被伤，邪气始得张溢”。这些都正确地阐明了戾气、人体、疾病三者之间的关系。

（4）戾气的种类不同，所引起的疾病也不同，侵犯的脏器也不同。例如，“……为病种种是知气之不一也”；“盖当其时，适有某气专入某脏腑经络，专发为某病”。

（5）人类的疫病和禽兽的瘟疫是由不同的戾气所引起的。如“至于无形之气，偏中于动物者，如牛瘟、羊瘟、鸡瘟、鸭瘟，岂当人疫而已哉？然牛病而羊不病，究其所伤不同，因其气各异也”。

（6）痘疹与疔疮等亦有因戾气所引起的。“疔疮、发背、痈疽、流注、流火、丹毒，与夫发斑、痘疹之类，以为诸痛痒疮皆属心火……实非火也，亦杂气之所为耳”。

如上所述，可见戾气学说的内容是相当全面的，他对传染病的主要特点基本上都论述到了，特别是在细菌和其他致病微生物被人类发现之前的200年，吴有性对传染病的特点能有如此科学的创见，的确是十分宝贵的。

六、中医疫病学的完善及争鸣阶段

（1642～1949年，明末、清、民国时期）

《温疫论》一书的问世，将中医疫病学的病原学说、疫病的辨证以及疫病的治疗和疫后的调理都论述到了，但在辨证体系上还没有出现类似于伤寒“六经”，温病“卫气营血”、“三焦”的辨证体系。疫病作为温病的一种，有人认为其辨证体系应同温病叶桂的“卫气营血”和吴鞠通的“三焦”纲领统一起来。其实疫病的“三焦”理论早就已经提出了。

明末清初的著名医家喻昌对伤寒、温、疫病都有很深的造诣，他在《尚论篇·详论温疫以破大惑》中对疫病有详细的论述。喻氏认为，温疫名称早见于《周礼》，仲景著《伤寒论》虽未论疫病，而至理已具，叔和不为细绎，却以非时之气是产生时行疫气的原因。为了纠正其错误，对瘟疫的概念、传染性及有关病证均有明确的论述，指出“四时不正之气，感之致病者，初不名疫，因病致死、病气、尸气、混合不正之气，斯为疫也”。并进一步说明疫病盛行于饥馑兵凶之际，大率春夏之交为甚，因温暑、湿热之气交结互争，人在其中，无隙可避，故延门阖境受之者，无不浑身壮热、魄汗淋漓、眩晕呕逆。况乎连床并榻，邪秽尤易相亲，“尸虫”载道，人受之即能相染，俗称之大头瘟、蛤蟆瘟、瓜瓤瘟、疙瘩瘟、绞肠瘟、软脚瘟、小儿痘疮即是疫疹。

喻氏对瘟疫的病机辨证从三焦立论。认为“伤寒之行，先行身之背，次行身之前，次行身之侧，繇外廓而入；温疫之邪则之行中道，流布三焦，上焦为清阳，故清邪从上入，下焦为浊阴，故浊邪从下入，中焦为阴阳交接，凡清浊之邪必从此区分，甚则三焦相溷。”如大头瘟、蛤蟆瘟是清邪中于上焦，因人之鼻气通于天，故阳中雾露之邪者为清邪，从鼻息而上，入于阳。入则发热、头痛、项强、痉挛。而绞肠瘟、软脚瘟是浊邪中于下焦，因人之口通于地，故阴中水土之邪者，为饮食浊味，从口舌而下，入于阴。入则其人必先内栗，足膝逆冷、便溺妄出、清便下重、脐筑湫痛。但从鼻口所入之邪，必先注中焦，以次传布上下，故中焦受邪不即治，则胃中之浊，营卫不通，血凝不流，而产生瓜瓤瘟、疙瘩瘟。在治疗上，“伤寒邪中外廓，故一表即散，疫邪行于中道，故表之不散；伤寒邪入胃腑则腹满便坚，故可攻下，疫在三焦，漫散不收，下之复合”。因此，他创议疫病三焦论治，上焦如雾，应升而逐之兼以解毒；中焦如沤，应疏而逐之兼以解毒；下焦入渎，应决而逐之兼以解毒。上焦采用升麻葛根汤、葛根柴胡汤；中焦采用小柴胡汤、小柴胡加芒硝汤；下焦采用五苓散、猪苓汤、大承气汤、大柴胡汤。解毒常用黄连解毒汤、黑膏等方。同时重申预饮芳香正气药，能预防瘟疫，使邪不能入。喻氏对瘟疫病从呼吸道和消化道途径（口鼻）传播的认识以及三焦论治的学说，未引起当时医家的充分重视。但是，从以后吴鞠通所确立的温病三焦辨证体系来看，与喻氏的启示有关，喻氏的三焦论治理论在中医疫病学史上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喻昌之后，清代医家戴天章发展了吴又可的学说，著成了一部疫病学专书《广温疫论》。这部著作在吴氏理论的基础上，戴天章结合自己的临床经验对瘟疫病的辨证加以发挥，首列五辨即辨气、辨色、辨舌、辨神、辨脉，并论五法即汗、下、清、和、补。其体例是以表、里两证为纲，就证论证，阐述治法，也自有特色。

清代医家杨栗山长于温病，著有《伤寒温疫条辨》，其在疫病学方面的主要贡献是：

（1）推崇吴又可杂气论，并找出了经论源流。杨氏阐明了瘟疫既有大流行之“沿门合户”，也有散发，“偶有一二人”，更阐明了空气和水的污染，以致瘟疫流行蔓延。

（2）对于杂气的侵犯途径，杨氏明确区分了经口和经鼻两个途径。并且也明确提出了三焦辨证。

（3）对疫病的治疗，杨氏综合刘河间、吴又可之说，主张以升清降浊导热为法，用升降散为主方，创立了治疗温病的十五方，大大丰富了中医疫病学的内容。

在中医疫病学史上，另一位著名的温疫学家余师愚，他的主要著作《疫疹一得》是一部辨治温疫病的重要专著。余师愚生活在雍正、乾隆年间，其间经历了桐城疫、京师大疫。余氏认为，“病由热淫，投以石膏辄愈”。后来凡遇热疫，他以石膏作为主药，配伍其他药物治疗，无不应手而效，成为当时治疫名家，名扬医林。《疫疹一得》全书共两篇，主论温病中具有强烈“传染”和“天行”的所谓“热疫”一类病证。从其辨证及医案来看，多属于“热毒斑疹”的发疹性一类病变。也可能包括某些以咽喉肿痛为主证的“疫喉丹痧”、以头面肿为主证的“大头温”、以耳下颊旁肿为主证的“痄腮”……热疫病证。其本于实践经验的总结，与“祖述宪章，人云亦云”不同，确有其独到之处。如对暑热疫的认识；斑疹形、色的论辨及从斑疹形状的“松活、紧束”，对疫证预后的判断；定立清瘟败毒饮，以石膏为主药的治法等。王孟英誉其为“独识淫热之疫，别开生面，洵补昔贤之未备，堪为仲景之功臣”。

如上所述，清代和民国时期，中医疫病学空前繁荣，涌现出很多疫病大家，也留下了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专著。在此，引用清末民初医家王德宣所著《温病正宗》一书中的《瘟疫专书之概论》，希望使读者能从中见识到当时中医疫病学百花齐放的繁荣景象。

《瘟疫专书之概论》摘录如下：

瘟疫，急性传染病也。自《内经》以下，无书不载，可谓详且尽矣。然瘟疫之来，以时代而异，以风土为移，故古今方药不同，南北治疗迥异，且变生顷刻，祸不旋踵，非斩关夺隘之将不克，获除暴安良之功。兹将其专书，略论于下：

吴又可之《温疫论》，实为治瘟疫专书之嚆矢。其辨证论治有功千古，且发明瘟疫邪自口鼻而入，伏于膜原，又有九传之变，尤为卓识。惟其因遇崇祯辛巳大疫流行之时，所见者为瘟疫，而非温病，乃凭一孔之见，而作正名之篇，悉将温病误为瘟疫。又作《伤寒例正误》，力诋冬伤于寒，春夏成温、成暑之理，遂令温病混入瘟疫，淆然莫辨，则又仲景之罪人也。

羽翼又可者，则有清·郑重光之《温疫论补注》、孔以立之《评注温疫论》、洪吉人之《补注温疫论》，皆无甚阐发，但洪注较胜。陈锡三之《二分晰义》及杨栗山之《寒温条辨》，所辨虽详，仍援又可瘟温同病之误。杨书乃窃取陈素中之《伤寒辨证》，而扩充其义者也。吕心斋之《温疫条辨摘要》，则又摘取陈、杨二家而成者也。

刘松峰之《说疫》与《瘟疫论类编》、蔡乃庵之《伤寒温疫抉要》、杨尧章之《温疫论辨义》、韩凌霄之《瘟痧要编》、洪教燧之《温疫条辨》，虽皆瘟温不分，而间有增补，尚不无发挥者也。

熊立品之《治疫全书》、李炳之《辨疫琐言》、朱兰台之《疫证治例》，皆略有发明，可备治疫之参考者也。

时人余伯陶之《疫证集说》、曹彝卿之《防疫刍言》、徐相宸之《急性险疫证治》、曹炳章之《秋瘟证治要略》、绍兴医学会之《湿温时疫治疗法》、杨志一之《四季传染病》、时逸人之《中国急性传染病学》等书，或辑旧说，或抒心得，或参西学，则皆切于实用者也。

至于郑奠一之《温疫明辨》，即戴麟郊《广温疫论》之张冠李戴，则名为瘟疫，而所论实属温热也。

其瘟、温统治之书，则有清·周禹载之《温热暑疫全书》，分别温病，瘟疫尚清，惜其内容太简，有负全书之名耳。

至分证论治者，则有清·余师愚之《疫疹一得》，余师愚即《阅微草堂笔记》所载之桐城医士也。于乾隆癸丑，京师大疫，用大剂石膏，所治应手而痊，踵其法者，活人无算。时人刘民叔之《时疫解惑论》，所用方剂，亦推重石膏。但石膏虽为治热疫要药，究亦不专恃石膏。民国壬申岁，故都烂喉丹痧，倭名猩红热，北平亦呼疫疹。流行，夭横无算。其重症、坏症，人所不治者，经松如全活者颇多。其所用药，轻者日用数两，重者多至八九斤，均不专重石膏，其临证验案，他日当刊以问世。此则又非余、刘之所知也。

清·陈耕道之《疫痧草》、顾玉峰之《痧喉经验阐解》、金德鉴之《烂喉丹痧辑要》、夏春农之《疫喉浅论》、张筱衫之《痧喉正义》、曹心怡之《喉痧正的》，时人丁甘仁之《喉痧症治概要》、曹炳章之《喉痧证治要略》，皆治烂喉丹痧之专书也。

清·黄维翰之《白喉辨证》、张善吾之《时疫白喉捷要》、李伦青之《白喉全生集》、陈葆善之《白喉条辨》、耐修子之《白喉治法忌表抉微》、张采田之《白喉证治通考》，皆治白喉之专书也。

夫白喉，咽喉腐也。喉痧，亦咽喉腐也。其所以异者：白喉多有肾虚火旺，里证也，咽喉虽腐，有汗有热，自下焦而至上焦，其势缓。喉痧则纯为疠疫之邪，由于口鼻传入，表证也；咽喉肿腐，发热无汗，自上焦而至下焦，其势急。一属阴虚，一属阳邪。阴虚即仲景所云少阴病，咽痛胸满心烦，猪肤汤主之者也。阳邪即仲景所云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绵纹，咽喉痛，升麻鳖甲汤主之者也。此又不可以不辨也。

清·王孟英之《随息居霍乱论》、陆九芝之《霍乱论摘要》、赵海仙之《赵氏霍乱论》、许起之《霍乱然犀说》、姚训恭之《霍乱新论》、陈蛰庐之《瘟疫霍乱答问》、连文冲之《霍乱审证举要》，时人凌禹声之《霍乱平议》、翟冷仙之《霍乱指南》、皆治霍乱之专书也。

霍乱之发也暴，其退速，脉忌微细。而类似寒霍乱之伏阴证，其发缓，而退不易，脉恒细或伏，先利而后呕，惟不若霍乱之心腹绞痛，其发专在夏秋，病则远近一律。清田云槎之《时行伏阴刍言》，辨之极明，偿误认伏阴为霍乱，则其为害不可胜言矣。

清·郭右陶之《痧胀玉衡》、随万宁之《羊毛瘟证论》、徐子默之《吊脚痧方论》、林药樵之《痧症全书》、高亭午之《治痧全编》、觉因道人之《急救异痧奇方》、费友棠之《急救痧证全集》、费养庄之《痧疫指迷》，时人陈景岐之《七十二种痧症救治法》，皆治痧症，痧症即杂疫，一名干霍乱，又名痧胀之专书也。

清·孔以立之《痢疾论》、吴本立之《痢证汇参》、吴士瑛之《痢疾明辨》、唐容川之《痢症三字诀》，时人丁子良之《治痢捷要新书》、罗振湘之《治痢南针》，皆治痢疾之专书也。

近时所谓疫痉，亦名痉瘟，又名伏瘟，于小儿俗呼为惊风，即西医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也。明·方中行之《痉书》，时人蒋壁山之《伏瘟证治实验谈》、沈朗清之《脑膜炎新书》、刘裁吾之《痉病与脑膜炎全书》（此书尚未出版，序文曾经披露）。皆治此症之专书也。《金匮》有刚痉、柔痉之分，犹惊风有急慢也。《说文》痉，强急也。《广韵》痉，风强病也。夫痉之为病，脊强而厥，即《难经》所谓督之为病，脊强而厥，盖同病而异名者也。脊髓上贯于脑，乃督脉之所司。《脉要精微论》曰：“头者精明之府”。李时珍曰：“脑为元神之府”。金正希曰：“人之记性皆在脑中”。王清任曰：“灵机在脑，则脑之为物可知”。夫心之官则思，《说文》思字，从心从囟。囟即顖，顶门也。盖谓心有所思，则神注于脑也。《韵会》曰：“自囟至心，如丝相贯不绝。盖谓脑神经也。夫脑阴质也，心阳火也，以阳火上灼阴质，则神光毕照，事物洞明，此以脑之灵机，而为心主所司者也。西说之脑膜炎，炎者火也。但火极生风，风火相乘，则筋膜燥，脊髓枯，神经为之紧张，故头痛脊疼，颈项弯曲，手指抽挛，神识昏迷，目赤直视，口噤谵语。”《灵枢·热病》曰：“髓热者死，热而痉者死，热病数惊，而狂，风痉身反折”。《素问·气厥论》曰：“肺移热于肾，传为柔痉”。又《骨空论》曰：“督脉为病，脊强反拆。皆此症之见证也”。叶天士所谓：温邪上受，逆传心包，亦此证之一也。心包即心主之宫城，盖脑之灵根下在于肾，脑之灵机上发自心，心通于脑，故泻心火即清脑法也。然其症不独有刚柔之分，且有有疫、无疫之异，施治之法，又不可执一无权也。

清·罗芝园之《鼠疫约编》、沈敦和之《鼠疫良方汇编》、刘肇隅之《鼠疫备考》，时人余伯陶之《鼠疫抉微》、李健颐之《鼠疫治疗全书》、徐相宸之《订正鼠疫良方》、皆治鼠疫之专书也。

他如痘疮、麻疹，乃本先天之遗毒，蕴藏于骨髓之间。痘为阴毒，发于五脏，麻为阳毒，发于六腑。虽皆由感触疫邪而发，究非其主因也。古者隶于小儿科，今则另立专门，故不列入。

上文王氏论述到的瘟疫专书，大多数现在仍被收藏，很多还被中西医借鉴，并在临床上指导疫病的防治。可见，这一时期是中医疫病学发展的鼎盛时期。

七、建国以来中医疫病学方面的成就与前景

（公元1949年～）

新中国成立后，祖国医学在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几代领导人的重视、关怀下，在党的中医政策的光辉照耀下，得到了新生。这在中医史上是一次最大的转折。50多年来，在中医政策的贯彻中，先后排除了多方因素的干扰，使党的中医教育、医疗、科研等机构的建立，以及在学术的继承、整理、研究等诸方面，都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特别是使中医疫病学在理论探讨、临床验证及中西医结合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很大进展。在中医史上已展现出第三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一个盛期。

近50多年，已对温病学进行了大量的整理工作，除重印、注释出版了明、清一些温病名著外，重要的是系统整理编写了全国高等中医药院校统一的《温病学》教材。中西医结合方面，对危害人民健康的一些疫病（急性传染病），如SARS、流行性感冒、流行性乙型脑炎、流行性出血热、斑疹伤寒、钩端螺旋体病、流行性脑脊髓膜炎、肠伤寒、细菌性痢疾等，进行辨证与辨病相结合的治疗研究，取得了许多可喜的成果。在抗大灾、防大疫的历次斗争中，祖国医学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医药学开始走向世界，中医疫病学的很多观点被世界接受，并为全世界的传染病防治工作做出了贡献，大量有效经验被转化为现代科技成果。中医疫病学已经成为世界医学宝库中的瑰宝，是世界文明史上不可磨灭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