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药生死结，谁结谁解

医药生死结，谁结谁解？

医药生死结，谁结谁解？答案：谁结谁解！

2010年5月25日《南方日报》第11版将我在《药不在价在于合理》和《药品“零差率”有什么负面结果？》两篇文章中的观点报道了，一些网络媒体也陆续转载。最近又有报刊来我办公室采访《为什么3900亿元效果不明显？》的原因。接受采访过程中，我了解到，不管是媒体人、市民，还是政府部门的官员，对医疗领域的深层次的问题还是了解甚少，多是浅尝即止，要么没有深入地思考，要么深感涉水很深！仅就“医药”两字就足以让人研究一辈子！

从网上读到2010年5月20日《人民日报》的一篇文章《暴利药背后或有地方政府利益合谋》，我很有感触。该文章字数不多，基本公正地揭露了“暴利药”的背景和深层次的问题。“芦笋片”事件一出，媒体几乎统一的说法是：“药品出厂15.5元被医院卖213元，利润达1300%。”大家注意的是“被”字！一个“被”字，再次把医院推到风口浪尖！

在医改的节骨眼上出现“芦笋片”事件，仅仅是暴露了冰山一角，医改的困难还不少呢！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芦笋片”事件的暴露对于扫清医改障碍，尽快使医改步入快行道却是一个很好的时机！正如湖南湘雅二医院：“希望媒体好好剖析一下此事，干脆把整个利益链条全部揭开，看药品的暴利到底被谁拿走了！”

诚如《人民日报》所说：“暴利药”的背后，既有监管的不力，也不排除一些地方政府、医院和企业的利益合谋。

“以药养医”是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对医院生存与发展的政策。在这里，我们可以从我国财政补偿制度的演变看“以药养医”的演变。

诚心：增加政府投入，提高医生待遇，斩断药品购销中的利益链条，是改革成功的几个关键环节！

gorehat：现在医改的最大难点就是利益不能找到平衡点，药品的巨大利益极大地吸引着管药的。管药的不从药品的利益中脱离开，就是降多少次价也没有用。

值得记录的声音

1951年，《关于健全和发展全国卫生基层组织的决定》：统收统支。

1954年，政府办的医院亏损，本来可以通过国家财政给予补充，但由于财力所限，政府不能提供给医院更多的经费补贴，便允许医院可以通过销售药品来增加一部分收入，补充运行中的亏损。

1955年，《改进卫生财务管理》：全额管理，差额补助，年终结余上缴。

1960年，全额管理，定项补助，预算包干；包卫生部门所属医院工作人员基本工资，其他费用由收费解决；结余可用于发展。

1979年，为增收节支，“全额管理、定额补助、结余留用”。

1985年，明确医疗机构具有自主权，实行院长负责制，对新建、改建、扩建后医疗条件较好的医疗机构，收费可以适当提高，病房可以分等级，有不同的收费标准。

1988年，定员定编与工资总额挂钩。

1997年，《关于卫生改革和发展的决定》：完善院长负责制，改革卫生服务价格体系，调整医疗机构收入结构，降低药品收入的比重，医药收支分开核算等。

1997年，“核定收支、定额或定项补助、超支不补、结余留用”的预算办法。

以上的变革是一个“以药养医”发展、演变的简谱，事实上医事费随着药品不断地相互攀升着，并随着市场经济不断深化，药品生产和流通领域全面进入市场游戏规则中，药品的价格随着原材料的猛增而猛增。其实这也不是主要的原因，原材料的增加，流通费用的产生，这些都是正常的。但是，最主要的、最要害的是药品虚高作价！这就成了“暴利药”的有力推手！

《人民日报》在分析“芦笋片”事件时说，“暴利药”是从药品集中采购制度引发的。其实，没有虚高作价，就没有采购招标的结果。如果招标又不是按市场规律去走，客观上为虚高的药价提供了保护！实行药品集中采购制度的本意是减少中间环节、降低药价。然而这一国际通行的采购模式逐渐在执行层面遭到“异化”。作为采购方的公立医院，由于长期以来“政府补偿机制不到位”、“医疗服务收费偏低”，不得不将药品收入作为维持其正常运转的主要资金来源。

《人民日报》是这样分析这种制度的“异化”：在后来的改革中，原来利益链条上的“中介机构”被勒令出局，改由地方政府亲自上阵。由此，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监督机制就很难发挥作用。事实上，作为药品集中采购组织者的地方政府部门，至今仍无法改变医院通过变相购买高价药弥补经费不足的现实。

例如，中央政府的政策要求医院必须就采购数量签订合同、医院禁止与企业二次价格谈判，而实际上各地可以说很少有医院会与企业签订真实采购数量的合同，即使签订也是象征性的签几盒罢了。二次价格谈判更成为目前医药行业公开的秘密。这背后，既有监管的不力，也不排除地方政府、医院和企业的利益合谋。药品集中采购这本“好经”，就这样被“念歪了”。

由于药品属于被动消费品，病人没有话语权，完全服从于医生的处方。一旦药品市场沾染了“商业贿赂”，医院很容易不再计较药品的价格、质量，转而关注各种名目的“回扣”。生产政府定价药品的企业在零售价不可撼动的情况下，为挤出更多临床促销费用，降低生产成本，忽视产品质量，假劣药品屡屡曝光；生产市场调节价药品的企业则定出天价，以巨额回扣展开疯狂的临床促销。由于药品集中采购制度的“异化”，医院正在上演一场“劣药驱逐良药”的悲剧。

新医改方案强调医药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开出了社保机构与企业价格谈判（付费方直接采购药品）、药品包装标示零售价格、固定药品流通差价率压缩中间环节等几剂猛药。这些政策如果落实到位，都会有效遏制这种高价药现象。但是实践证明，如果没有执行力，无论战略蓝图或者组织结构多么科学合理，都无法发挥其威力。

要确保医改最终获得成功，必须不断提高地方政府的执行力。今天药品集中采购被“异化”，主要源于医改政策执行的不配套；源于“降药品价”、“提高服务收费”和“控制总费用”这三项措施没有同步联动；源于一些地方政府对医院的违规行为存在无原则的放纵和姑息。不应当将制度“异化”的责任简单地归结于采购制度、中介组织以及医疗机构与医务人员。在提高监管能力的同时，彻底斩断监管者、采购者、销售者（包括医院）、生产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已经刻不容缓。

医药生死结，谁结谁解？是不是谁结谁解？

资料显示基层医疗费用的增长大大高于城市的增长。这也应了我当初的评判：医改期望费用下降不是对医疗规律不谙，就是一种愚民行为。

期望费用下降已经成为梦想，但是期望费用不要飙升，我们还是可为、必须为的！

并非官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