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本质与死亡态度

15.1.1　死亡与自我

人的智慧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死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却仍然无时不在困扰着人类。今天，人类在死亡问题的处置上，不像处理如何生的问题那样理智、那么得心应手。相反，充满着许多冲突，存在着许多分歧，带来许多困惑，陷入多种困境。尤其是高新尖医学技术的临床应用，把死亡问题的处理推向了极端棘手的境遇之中。

【案例】15-1　被拒绝的死亡申请

病人曹某某，浙江金华某厂退休干部，58岁，1985年初患胃癌，经多方求医治疗，稍有好转。1988年旧病复发，日见恶化，痛苦万分。为此，曹在疼痛间歇完全清醒时，屡次要求医务人员让其“安乐死”。他的妻子、儿子以及3个弟弟，因不忍见他受病痛折磨，便根据其要求写了让他“安乐死”的申请书，并签了名。但医院认为，必须法院签署意见，否则医务人员要负刑事责任。1988年11月23日，曹某某的儿子将申请书送到法院。金华市婺城区法院接到申请后，认为“无法可依，不能签署意见”。后家属再次向市法院提出申请，同样未得到答复。病人只得在死亡线上痛苦地挣扎。

死亡问题为什么成了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呢？其根本的原因是死亡是不受生命欢迎的结局。为此，人们宁可改变话题，也不愿意仔细考虑它，不愿正视它。长期以来，人们忌讳谈论死亡，把死亡看成是可怕的、恐惧的事，并千方百计以各种方式抗拒死亡的来临。人们为什么惧怕死亡呢？这让我们从死亡的本质说起。

何谓死亡（death）？死亡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呢？从死亡这一客观现象来看，它所带来的后果不外乎两种：一是死亡是生物学生命的终止，即死亡是生物学生命新陈代谢的停止。新陈代谢的停止将呈现出这样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那就是生物有机体的器官、组织、细胞的解体、腐烂、发臭，从而造成形体的怪异。这是人们惧怕死亡的第一个初始原因，活人怕见死人就是根源于这个原因。人们常常在尸体上涂上香料，给尸体化妆，正是为了缓解对死人气味和形象的畏惧。二是死亡是人类中个体存在的完全结束。对具体的个人来说，畏惧死亡的最根本原因是担心自己一旦身死，万事皆休。死不是生命的转移，而是生命的彻底完结；死亡不是升天堂，而是失去自我。死亡造成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对于个体来说失去了生命，失去了自我。失去生命、失去自我，才是常人惧怕死亡的终极原因。个体的存在就是自我的存在，自我的存在又是以生命的存在为先决条件。死亡是生命的结束，带来的后果是自我的消失。自我存在又是以意识的存在为本质特征，失去自我就意味着自我意识毁灭，意味着人的希望的破灭。

总之，死亡告诉人们这样一个残酷的事实：死亡的本质是个体自我生命的终结，是自我意识（self-consciousness）的消失。即死亡是个体存在的自我消失。人们担心失去自我，所以才惧怕死亡的降临。人们畏惧失去自我，所以才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反抗死亡。

15.1.2　死亡与中国文化

人类与动物最主要的区别点之一是在于人类不是被动的顺从自然，而是能动地认识自然，适应自然。面对生命的最后沉沦和毁灭的死亡，并非是无可奈何被迫地承受死亡的命运，而是自觉自愿地认识死亡、接受死亡、改造死亡。在中国历史上，人们是如何对待死亡呢？儒家的态度是“生则重生，死则安死”；道家是“生死齐一，死而不亡”；墨家是“生者见爱，死则见哀”；法家则是“定理有存亡”。

从根本上说，儒家文化是一种入世文化、乐生文化。入世和乐生文化所深切关注的是人的现世的感性生活，而不是人死后的世界。这种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在对待死亡的问题上，持“生则重生，死则安死”的态度。在儒家看来，人生最重要的是专注于现实的感性生活，没有必要为死后的归宿操心费神。正因如此，在儒家文化里没有宗教那种对死后世界的追根刨底精神，也没有西方思想传统中那种冥思死亡、赞美死亡的精神。

儒家在对待死亡的问题上为什么会走上“重生”的道路呢？其根源在于儒家学者认为宇宙的本质是“生生”。“天地”有“好生之德”，创生万物，亦长养万物；人也应有“生生不息”的精神，珍惜生命，注重人事，修身养性，以德配天。“生生”与“死死”本质上又是相通为一的。在儒家眼里，生与死是一物本有之性质，它决非处于截然对立的状态，而是处于互渗、互变、互通的过程之中。生命的诞生就内含着死亡的因素，生命的发展亦是死亡的过程。从生到死乃是自然之变、必然之理，是上合天地之演进，下合人间之法则。

可以说，儒家的死亡观的思想前提是建立在把生与死视为生命发展的自然过程的认识基础之上的。汉代扬雄说：“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王夫之说：“天地人物消长死生自然之数，暂太和必有之机。”儒家认为既然知道了生死都是生命自身发展的自然阶段，是自然之变，必然之理，没有什么神秘的。人生态度就应该是生则重生，死则安死。正如张载所说：“存，吾顺事；没，吾宁也。”也就是活着就应该顺从自然天道而努力；死亡来临也应该保持宁静心境去接受。宋代大儒朱熹认为，人生在世所从之“理”乃是“天”所赋予，当人的一生都孜孜践行不息，到“死”之时，也就可以心安理得了。也就是说，人们借助于永恒存在的“天理”媒体而使生命得到永生。为此，他说：“人受天所赋予许多道理，自然完具无欠阙，须尽得这道理无欠阙，到那死时，乃是生理已尽，安于死而愧。”明代大儒王阳明认为生死问题常常困扰着人们，许多人通过儒术的学习和践履，可以超脱“声利嗜好”，但却不能看破生死。一个人只有从“尽性”的修养，真正沟通人与动物、与天地的本质，方能真正体验到万物无一物非我的状态，从而把个体之生命融入宇宙的大生命之中，这样人们就决不会去恐惧死亡，担心死亡。消除对死亡的恐惧，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重“生”之上，倾注现世生活的感知，关注人生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

这种死亡观所提示的问题是：人要真正做人，就必须寻道、得道，否则即使你活着，那也会降低到“非人”的生存层次，这种“活”无疑等同于“死”。而人一旦寻到了道，并循道而行，即便很快就会死去，但毕竟曾经是作为一个“人”而生活过，故此“死”也可等同于“生”。所以儒家提倡尽心尽力、穷尽人生的意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至死方休，而不虚度一生，到死时才自然安息、安然无怨地接受死亡。

儒家“生则重生，死则安死”是悟解了生命之理而产生的一种对“死亡”的理性主义态度，它成为历代儒者奉行的基本的死亡观。由于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在中国文化史中处于主导地位。所以，长期以来，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在儒者的大力宣扬和推崇下，“生则重生，死则安死”的死亡观逐渐被中国普通百姓广泛地接受和认同，成为中国人的死亡态度的主流。“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等正是这一死亡观的写照。

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儒家的“生则重生，死则安死”的死亡观外，还有道家的“生死齐一，死而不亡”，墨家的“生者见爱，死则见哀”，法家是“定理有存亡”等死亡观。但是，由于道、墨、法等文化在中国文化的发展史中不处于主导文化，所以这里不一一展开。

15.1.3　死亡与西方文化

与中国人执著地眷恋现世的感性生活有别，西方人从古到今，在对待死亡问题上更多的是关注死后的世界。从古希腊人所赞美的苏格拉底之死，到支配着整个中世纪的基督教升“天堂”的死亡观，直至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对死亡的探索，都表明出对死后世界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对死后的冥思幻想，是整个西方思想史、文化史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如何缓解对死亡的恐惧呢？西方人主要采取了灵魂不朽的态度。人死后人格以某种形式继续存在的可能性强烈吸引着西方历代哲学家。公元前6世纪的著名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在西方第一个明确地提出灵魂永恒不死。后来苏格拉底对灵魂不死作了详尽的说明，他认为由于灵魂的永恒不死，人的生命便可以不断地轮回，永不死亡。人的灵魂可以托生于别的生物体中，因而肉体虽然会死亡，会转化其存在的形式，但是灵魂却是高贵而不朽的。人应当关心的是自己的灵魂，而不是自己的肉体。灵魂为什么不会死亡呢？为什么是不朽的呢？柏拉图进行了哲学论证，他认为死亡是分解，分解就是破碎成很多部分。灵魂不像肉体或物质的东西那样是可以分解成许多部分，它是绝对单一的，没有部分、不可再分。单一的东西是不能被分解的，所以，灵魂是不灭或不朽的。这一论断在笛卡儿那里得到了充分的展开，他说：“我们的灵魂在本质上完全独立于身体，因而决不会与身体同死；我们既然找不到毁灭灵魂的原因，自然会因此断定灵魂是不死的了。”

灵魂不朽观念自始至终被历代基督教教父哲学家所吸收，而成为基督教基本教义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来源。基督教相信上帝存在和灵魂不朽，在他们看来，短暂的生命仅仅是为了官司的生命作准备，死并不难受。基督教告诉人们：他们的灵魂可以升入天堂，在那里他们将与上帝同在，得到永恒的幸福；也可以进入与世隔绝的地狱，在那里他们将永远遭受难以形容的煎熬。灵魂究竟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这主要取决于他们如何在人世间生活。

15.1.4　人道主义的死亡观

人道主义对死亡的态度是从批判宗教的“灵魂不朽”开始的。超自然的“不朽”的信念，是人们恐惧死亡、逃避死亡的心理“安慰剂”。然而，死亡是必然要到来的，是自然界不可抗拒的。作为从自然主义、现实主义出发的人道主义，从来就是正视死亡的。

人道主义充分意识到死亡的悲剧性，但并不因此像存在主义那样主张一种对于人生的悲剧态度；也不像唯灵论者鼓吹“不朽”那样期望有所谓的来生。人道主义不允许因为“人总有一死”的自然法则，给人生其他方面罩上阴影，从而导致人生整个就是一场悲剧的结论。

总之，人道主义以庄严和平静的态度坦诚地正视死亡，承认死亡所表现的悲剧是生命这一伟大赠品本来就有的固有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