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对西医的态度

随着欧洲列强的入侵，他们带来了西方的宗教、鸦片、文化、科技等，其中也有西医。中医和中国文化一样并不是排外的，相反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医不断地在吸收外来营养以充实自己。早在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丝绸之路后，就引进了许多“西药”，如安息香、苏合香等，此后中国就从未停止对“西药”的进口。到了宋朝，由于陆上丝绸之路的断绝，中国又开辟了海上丝绸之路，随着郑和下西洋的创举，来自非洲的“西药”也更多地被引进，于是有了“广角”（因非洲的犀牛角质量好，进口首先会被运到广州而得名），即使到了保守的清代还开发了新药——西洋参。在医疗方面中医也不断吸取外来营养，例如中医骨科就是从蒙医处学来的（但现代蒙古大夫却成了庸医的代名词），此外，还有从印度传来的著名的金针剥障术。但这些交流多限于药物和技术方面，在理论方面虽然有传入，却影响很小。例如在唐朝孙思邈等人的著作里就出现过印度医学的理论，但此后逐渐销声匿迹。阿拉伯医学在金元时期也来到中国，并造成当时香燥药物流行一时的局面，后受到朱丹溪的批评才得以遏制，此后也只有药物方剂留用。总之中医和中国传统文化一样并不保守，正因不断的改革创新才会创造出这么多世界医学史上的第一，试想又有哪一位中医名人不是因靠独树一帜，开拓创新而扬名天下的呢？

当西医传入中国时，中医们也并未排斥它，而是怀着取长补短的胸怀来接纳它的。虽然当时西医对华人影响很小，但一些小科的药物如阿托品眼药水等以其卓越的疗效，还是受到了中医们的重视。李鸿章在1890年为《万国药方》作序时写道：“倘学者合中西之说而会其通，以造于至精极微之境，以医学岂曰小补！”

清朝的名医唐宗海在1892年出版了一本叫《中西汇通医书五种》的书，在沟通中西医学方面，做了大胆尝试。其中有一段话：“西医初出，未尽周详，中医沿讹，率多差谬。西医有所长，中医岂无所短！”表现出中医人实事求是，勇于面对自己，修正自己的错误，锐意进取的一面。而广东的朱沛文（约生于19世纪中期），著《华洋脏象约纂》他强调学习西医的解剖知识，以弥补中医学对人体结构缺乏细致了解的不足。但对汇通中西医学态度比较慎重，采取“通其可通，存其可异”，“不能强合”的主张。

进入“民国时期”后，中医们更加重视对西医的认识，当时著名的医家张锡纯就主张中西药合用，他发现西药普遍起效快，但作用时间短，而中药起效慢，但作用持久，两者正好取长补短。在此基础上他完成了著作《医学衷中参西录》，并创立了许多中西药合用的方剂，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白虎汤加APC。但在新中国成立后，一些出版社再版《医学衷中参西录》时却删除了西药部分，这也反映出当代某些中医的思想倾向性，似乎保留西医内容就会影响到名中医的形象！

此后的恽铁樵提出：“中医而有演进之价值，必能吸收西医之长，与之化合，以产生新中医。”他还认为，“中西医之不同，乃由于中西文化之不同”“是根本不同方法之两种学说”。他开始运用一些现代解剖学的知识来解释中医理论，例如提出：“《内经》之五脏非血肉之五脏，乃四时之五脏。”这些前辈被称为会通派，但由于当时西医除解剖外西医尚无什么可供中医学习的长处，所以他们不可能真正了解西医的强大，也不可能为我们提供更多的意见，但可悲的是他们的观点被现代一些“中医”肆意的曲解，恽老先生的观点竟演变成了“中医的脏腑和西医的脏器不是一回事”，我们不禁要问那么中医的脏腑究竟是什么呢？难道不是人身上的吗？

中西医之间取长补短才是正道，只有这样才能双赢，而最终的受益者则是患者。西医在这方面其实已经为中医做出了表率，他们把中医的种痘术发扬光大，甚至开创了免疫学，使无数生灵免遭疾病的困扰。

中医开始应该是很想和西医取长补短的，如果给中医多一些时间，他们可能会找到更多的中西医结合的方法，但由于当时的历史条件不容许，我们再次失去了中西医融会贯通的机会。

当时封建旧秩序已经被打破，一批批有志青年留学海外，他们希望在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的指导下建立新秩序，当然其中不乏学医之人。不幸的是当他们回国后，在用所学的西方医学知识和中国传统的医学知识进行比较后，得出了中医是伪科学的结论。发明了腹穿、灌肠、导尿、下胃管、裂唇修补术、肠吻合术……最先提出免疫学概念的中医一下成为了不科学的代表，成为被“革命”的对象，骂中医一时之间竟成为一种时尚。有人甚至写了一副对联“爬山、吃肉、骂中医，年老心不老；写字、喝酒、说官话，知难行亦难”，“骂中医”竟变成了某些人“休闲取乐”的行为。从此中、西医之间产生了隔阂，甚至走向了对抗。而正是在此时中医这个词才正式被提出，以便和西医相区别。现代有人说中医是指中和的医学、中庸的医学，而非中国的医学，实在是没有道理。中医有数千年的历史，但中医这个词的历史却不足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