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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用+理性

时间:2023-02-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专题二 实用+理性曾经存在、今天依旧活着的中国文化既有为理想“打拼”九死而不悔的精神,同时也不缺乏柴米油盐人间烟火的清醒和理性。这就是在义利关系上典型的实用理性。理性产生于历史,其基础在于合理性,是历史地建立起来的,与经验相关的合理性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这个学派的诞生与温州地区的经济发展紧密相关,代表当时的富商及经营工商业的地主的利益。主要观点是减轻税赋,恢复生产,尊重富人,提倡功利。
实用+理性_变量共生、组合创新与意识形态

专题二 实用+理性

曾经存在、今天依旧活着的中国文化既有为理想“打拼”九死而不悔的精神,同时也不缺乏柴米油盐人间烟火的清醒和理性。注重实用,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伟大也要让人看得懂,这些恐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种比较切合民众生活实际的表达。

义利关系是中国哲学的主要命题之一,重义轻利一直是古老、文明的中国所崇尚的基本准则。在中国的民间文化中,义薄云天,义从来都是一个核心概念。否则我们就难以理解为什么《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今天依然有很大的市场。

当然文化传统之所以绵延不绝、活在民间,本身有一个逐步积淀的过程。最早重视义的不是孔子,而是墨子。历史中的侠客与墨子相关。《史记·侠客列传》所陈述的多为墨子的后代。孟子吸收了墨子的思想,义与仁并举,第一个提出“仁义”。于是孔孟之道也就成了“仁义之道”,而“仁义礼智信”,则在汉代以后逐渐盛行。仁讲爱心,义则强调合理性,而合理性是可以变的,是与时俱进的。所以任何时代,它的义都是对的。但这些是不是儒家义利观的全部?按照北京师范大学周桂钿教授的考证和分析,许多人对儒家的义利观有误解甚至曲解。他认为利就是以刀割禾,在农业社会里,利的意思是收割,实际上就是指物质利益。而义就是合理分配。义利关系就是怎么合理分配的问题,这个问题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非常困难,在中国历史上反复讨论,经常不是偏向这一方面,就是偏向那一方面。而孔子的义利观,基本思想实际上非常简单,一个是见利思义,看到有什么好处就想合理不合理。第二条是义然后取,如果是合理的你就可以接受,不合理就不接受。孟子强调的义也是从这个基本思想出发的。义变成一个最重要的行事原则。任何利益面前首先都考虑是否合理,这是儒家关于义利观的基本精神。由此可见,重利轻义并不是完全的不要钱,如果该要的不要,本身也是不义。董仲舒继承了荀子的说法,他认为义利天生乃人之良友,利养其体,义养其心,养其心,所以要重义轻利。儒家还有门内之事恩掩义,门外之事义断恩。家庭内部的事情,讲感情,不讲道理,讲道理没脸皮,讲感情可以,门外的事,就是义断恩。为什么儒家有时候讲大义灭亲?因为它是门外的事。门内跟门外是不一样的。这就是在义利关系上典型的实用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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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千古文人侠客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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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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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十五堂哲学课》

按照李泽厚先生的理解,实用理性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个特点今天依然很深地影响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样式乃至生存方式。在中国哲学看来,不能把生活、现实、人生、语言等等归结为超验、先验或既定的范畴、秩序、结构和逻辑。恰好相反,一切既定的秩序、结构和逻辑都是从活生生的经验生活中涌现和产生出来的。理性只是生活的工具,是第二性的存在。理性产生于历史,其基础在于合理性,是历史地建立起来的,与经验相关的合理性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实用理性”。(5)

我们今天所看到和感受到的温州的发展和温州人的文化特色就是关于实用理性的一个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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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实用理性与乐感文化》

温州,在一般人们的直观印象中是一个多商贾之才的地方,哪里有商机哪里就有温州客。根据浙江大学陈剩勇教授等人的调查研究,温州在全国各地乃至全球的异地商会已经发展到数百家,足见商业眼光和企业协作精神。值得思考的是这种商业精神背后的文化根基,这种根基在我看来不是束之高阁的抽象概念演绎,而是经世济用的生活哲学。生活哲学不以逻辑推理的严密见长,而以切身经验为主。

温州历史上曾经产生过著名的永嘉学派,永嘉学派又称“事功学派”、“功利学派”等,是南宋时期在浙东永嘉(今温州)地区形成的一个儒家学派,是南宋浙东学派中的一个重要分支学派。前期代表人物有郑伯熊、薛季宣、陈傅良、徐谊等,叶适则集永嘉学派之大成。该学派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同于朱熹的理学,也不同于陆九渊的心学:

1.永嘉学派一开始就比较务实,从地方新兴阶层的利益出发来阐明自己的价值立场。这个学派的诞生与温州地区的经济发展紧密相关,代表当时的富商及经营工商业的地主的利益。主要观点是减轻税赋,恢复生产,尊重富人,提倡功利。而当时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则大讲身心性命之学,主张从心性修养开出万世太平的理想。今天的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看到:道德理想主义当然有它的价值,但没有务实的制度安排和具体的行事规则,理想就可能成为空中楼阁。而对于市场经济社会来说,洗练的商业精神比抽象地谈论内心修养更加有效,崇高一定是建立在讲道理的基础上的。永嘉学派更多强调的是来自具体商业生活经验的道理。正如明清之际的黄宗羲所指出的:“永嘉之学,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确实是对那些漠视现实、自附道学,于古今事物之变不知为何物的观点的一种纠偏。

2.永嘉学派应该称得上中国少有的重商主义者,反对中国传统的“重本轻末”、“重农抑商”的思想,认为应该“通商惠工”、“扶持商贾”,发展商品经济,并认为雇佣关系和私有制是合理的,富人应该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这个观点即使在今天可能也有待进一步讨论,所以可以想象当时在思想界引起的反响。对于这个观点,我觉得可以从历史和现实这样两个层面进行评价。从历史的角度去分析,永嘉学派本身就代表新兴社会阶层,代表富人,赞同私有制,肯定雇佣关系,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从现实的角度去分析,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如果单纯考虑经济因素,那么永嘉学派的观点仍然有其合理性,但是这个社会还有经济之外的各种因素影响着人们对中坚这个群体的理解。今天人民群众无法接受的不是有人富起来了,只要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中国绝大多数老百姓不会仇富,他们不能接受的是社会对贫富的态度,富人对穷人的态度。

3.在学术思想上,永嘉学派重视事功之学,认为讲“道义”不可以离开“利益”,对传统儒家中所谓“正其谊(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董仲舒语)的说法表示异议,提出了“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的观点,试图把两者统一起来。义利之辩历来是中国哲学尤其是伦理学的难题。见利忘义、杀身取义是经济伦理的例外,真正的赢家应是义利结合,两者兼顾。当然,永嘉学派确实比较功利,没有把道义同时看作目的论意义上的范畴。如果按照永嘉学派的看法,那么商人所有的诚信都只是手段,而不是自成目的的,都是因为有所图。而无所企图的诚信没有什么意义。这个观点笔者不能同意。诚信既为做事更为做人,要做人就不能事事图个有用。为了照亮世俗伦理,我们需要绝对的价值承诺;为了不至于完全脱离现实,又不能无视经验主义的一些主张。人生毕竟还存在非功利的精神追求,生活里毕竟还有一些东西超越功利之外,比如人性的光辉,真情真爱等等。在世俗的商业生活中也能看到不那么功利的追求,才能在义利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和平衡。

4.永嘉学派还十分重视历史和制度的研究,希望通过考究历代国家成败兴亡的道理、典章制度沿革兴废,以找寻出振兴南宋、转弱为强的途径。其哲学思想基础就是“道不离器”。虽然是一个十分偏重功利实用的流派,但永嘉学派仍然具有治国平天下的胸襟和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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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 《永嘉学派与温州区域文化崛起研究》

强弱相生,优劣互存,矫枉过正,永嘉学派的一个重要价值是使儒家不至于完全陷入纯粹讲求个人心性修养的陷阱,因此成为南宋儒学的一个重要侧面。

那么作为一种文化传统的永嘉学派在今天的温州是否还存在,如果存在的话,它的表现形式和实现方式又是怎样的?

1.今日温州的文化品格依然是永嘉学派务实、重商传统的现代回应。今天的温州人敢为人先,勇于创新,宁做鸡头,不甘凤尾,今天的温州企业分工明确,质量图存,注重诚信。所有这些经过市场打拼而成的文化品格依然是务实、事功思想的有力回应,仍然体现了道不离器的精神。温州有许多全国第一,如全国第一批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全国第一家实行利率改革的农村信用社——苍南金乡镇;全国第一家私人跨国公司,全国第一条内地与香港合资兴建并运营的地方铁路——金温铁路。胆量和气魄并非天生,多半来自家用电器修理、矿灯配件购销、自产自销多品种螺丝等家族型小企业的务实实践;来自“一双手”(手工制作)、“两条腿”(外出营销)、“三分邮票”(订单邮寄费)、“四小产品”的白手起家;来自“白天当老板,晚上睡地板”的无所畏惧。真可谓历尽千心万苦,说尽千言万语,走遍千山万水,想出千方百计。有了资本,有了经验,更增添了创造的勇气和智慧的领悟,更加坚定自主改革,自担风险,自强不息,自我发展的信心。于是才有可能在别人看不到商机的地方发现商机,比如在天安门城楼上开一家马列书店等等。

2.今日温州的商业文化和致富心理与永嘉学派的义利统一一脉相承。温州人爱财,今天的温州文化还是一种商业文化,温州不缺文化人,但他们更喜欢做得学问下得商海的文武全才。在温州人眼里,相对于读书著述、从政办公、社会科学的“文”来说,经世济用,从商经营是不该偏废的“武”。温州的作家、律师、教师、医生很多是文武兼顾。温州民营医院、民办学校比例之高为国内罕见。这一点与永嘉学派的重商主义、推崇富人的思想也是一脉相承的。义利结合仿佛是温州传统文化的基因,讲实在,讲功利,更讲勤劳致富,永嘉学派对温州人有很深的影响。但是,不能否认,在改革开放之初,温州产品一度成为假冒伪劣的代名词,全国曾经兴起过消费者自发抵制温州货的风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温州商人痛定思痛,增强质量、品牌和诚信意识,洗练的商业精神和经济伦理在霜降后的考验里逐步成长,接续了永嘉学派义利统一的商业文化传统。今天,温州鞋业终于敢理直气壮地打上“温州制造”的字样,温州再也丢不起诚信之名。

3.今日温州发展新模式将是永嘉学派的创造性转换。温州曾经拥有的“中国鞋”、“中国合成革之都”、“中国包装城”等传统优势产业,因易于被模仿而削弱了自身的优势,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和WTO规则的实施都客观上要求温州经济的整体转型。以强强联合、打破行业界限、整合品牌资源为特征的温州模式二次革命正是温州人突破传统民营企业管理模式的新探索。在这个过程中,民营企业只有从自身做起,变革管理理念、内容和方式,实施战略企业家+职业经理人的新模式,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紧跟市场变化,提升产业和产品结构,通过企业制度的创新推动技术创新,利用资本市场,把企业真正做强,才能获得新一轮发展的动力和增长点。昔日的优势随着具体条件和环境的变化反而可能成为下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温州如何实施全面产业升级,如何避免同质竞争,自相残杀,如何避免企业外流和资金外流,如何避免进少出多甚至只出不进,已经成为急需解决的重大现实和理论问题。温州如果有什么发展模式的话,这个模式不是一成不变的。

永嘉学派作为一种生活哲学,在今天的温州依然有很大的影响。但是温州未来的发展需要更宽广的视野,需要不那么急功近利的一种精神,需要融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进程。温州商业文化需要新的创造和转化。

其实何止是温州商人,看起来最抽象最远离现实的哲学工作者都在研究范式和研究意义上不断经受实用理性的洗礼。哲学给人的印象是:一种在大学里被传授的高深莫测的抽象学问,是空谈加无用。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因为与意识形态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几乎家喻户晓,但要是自己的孩子一不小心在高考志愿上填了哲学系,父母们的失望可想而知。纯粹的思考究竟有什么用?爱智慧究竟有什么用?还是多想想现实生计吧。

哲学的地位在民众中缺乏基础,在教学楼群里似乎也没什么市场,行色匆匆的年轻学子的脚步,仿佛在追赶校外工商社会高速运行的节奏。而哲学系,则挤在小小的角落,无奈地品尝孤独。有些人把哲学衰落的命运怪罪于现代社会的功利化趋势,认为在高速运转的社会机器中已经没有闲情逸致来欣赏哲学了,生存的压力淹没了一切。社会和国家好像也只能挑选极少数哲学家将其“供养”在哲学系(所)里,充当本民族文化方面的点缀。这些说法实际上都把哲学的衰落看成客观和必然。而各种各样国学班的开设、经济哲学、休闲哲学的兴起,不正是对上述议论的回应吗?

虽然学院哲学有其不可替代的空间,但今天如果谁一定要坚决排斥对现实问题的研究,难免书生意气。如果都只是满足于做大学教授,缺乏勇气也没有以哲学家的姿态参与社会历史的重大活动,仅借助晦涩笨拙的学术语言来折射自己的政治理念,那所谓哲学的衰落就怨不得别人。如果把哲学仅看成学术研究,而冷落参与社会现实问题的探讨,视其为雕虫小技,不把社会哲学和政治哲学看在眼里,那么出路也就是绝路。如果面对“对社会生活漠不关心”的责难还振振有辞:我没时间,我要组织考试,要开会,要维持教学机构的正常运转,我也没有兴趣,而且参与危险万分的现实具体问题的讨论如何证明我们的学术水准?如何能增加我们升等提级的保险系数?那哲学的明天就无从说起。教授们感兴趣的东西,并不能也没有引起社会公众的激动,反而导致他们的反感冷漠。这才是闭门造车的哲学走向终结的真正原因。

整个社会对哲学的热情和期望其实并不低。普通民众在校园之外热烈展开着属于他们的哲学活动,比如探讨理性与情感、战争与伦理、安乐死、教育产业化、网络犯罪及其预防等感兴趣的话题,从而有力推动着哲学的通俗化、具体化。他们决不可能像学院哲学那样作茧自缚,把自己牢牢限定在所谓纯哲学理论的狭隘框框里打转转,而是把哲学作为一个公开的思想交流的领域。在他们眼中,任何一种思想只要稍稍超出具体生活层面而涉及某种普遍的理性规则,就属于哲学之列。可以把这种哲学称为大众哲学或自由哲学,这种哲学已经受到整个社会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它的蓬勃发展将把大众文化提升到一个新层次(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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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 《休闲哲学》

当然,我们也期望学院哲学的觉醒,希望他们至少将一只脚迈向社会,把自己的哲学尽可能地与社会兴趣结合在一起。社会对哲学的期望本身就意味着对哲学的拯救,当然回应社会的期望并非容易之事,需要哲学家们的勇气和毅力。因为当哲学家投身大众哲学研究之时,他就不能像以前那样把学术活动仅仅限制在哲学史料的重新阐释,而应对在社会的各个层面进行准确把握的前提下,对当代人类状况的本质性内容作出说明,他也不能像以前那样以纯思辨的精细之心态、用弘篇巨著来构筑自己学术上的成功阶梯,相反他有足够的思想准备来面对严峻和复杂的现实问题的挑战,要有不怕失败的精神。他也不能像以前一样只关心他熟悉的东西,奉行仅研究一部著作的“一本书主义”,或仅研究一个哲学家的“一个人主义”,而必须开阔视野,积极汲取自然和社会科学探索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最新成果。

哲学并不是只被研究和教授的东西,而同时也应该是被实践的东西。哲学不能仅存在于思辨的形式里,而应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哲学的内容应在生活中获得展示,这是康德对实践哲学的强调,在今天依然有价值。如果丧失对现实世界的热忱,我行我素,冷漠引退,拒绝以哲学家的创造性劳动来为实际的社会生活服务,那它确实没有什么发展延续的价值和必要。任何一位有责任感的哲学家都不应该逃避这种选择。因为积极的尝试总比坐以待毙强,关怀、支持的态度总比心怀冷漠强。

学院哲学之外大众哲学的生长,恰恰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实用+理性文化不断滋养的结果。人才招聘中不拘一格的许多举措,各类职业技能培训机构之受欢迎都从不同侧面显示了实用理性文化的价值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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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1 《拯救人类的哲学》

要更深地了解面向实际、朝向生活的实用理性,不妨驱车上高速公路体验一下:切入超车、不断蛇行换道、大卡车大巴士占用快车道、出租车穷追不舍。当然,你还会吃惊地发现:有人开车上路肩,路肩超车!其实我们不难发现身边熟悉的中国人的个性之中有着惊人的弹性,这种弹性像水,碰到山就往谷底留下去;也像草,遇到石砖就从缝里钻出来。高速公路实在堵得慌的话,路肩居然也可以成为大道。即使哪里挂一块“此路不通”的牌子也不怕,且慢,我们给它开一条路出来就好了嘛。当然你可以说他们违法乱纪,但难道不是很管用的勇敢无畏吗(7)?不管你是否喜欢,这种山不转路转的伸缩自如,这种蔑视成规的性格,认准目标不管不顾的闯劲,无疑也是中国经济进步的种子。当然我相信从这样的实用理性中要开出笃定的生活秩序和心灵的宁静,还需要长长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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