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益的动态平衡中东西部文化发展

专题四　动态平衡

除了打拼文化和实用理性，动态平衡、中庸之道也是与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发展共生的实践智慧和文化品格。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的改革开放，堪称现代中国最重大的社会变革，市场化、全球化、网络化及其由此带来的生存方式的变迁，从根本上置换了传统社会的文化基础、结构样态与联系方式。传统社会的价值秩序，必然随着其栖身环境的釜底抽薪式的置换而发生较大程度的调整。经历转型后的当代中国社会，道义不再超然独立于利益问题，物质利益的创造与实现成为价值判断的重要标准之一，“德性”、“道义”从形而上的、抽象的存在状态回到现实、具体的存在状态。当然，在道德滑坡与爬坡的争论中，在人文精神失落的忧虑中，在中国传统文化现代性转换与振兴国学的呼声中，我们也发现其背后矫枉过正的因素和合理处理义利关系的种种期待和努力。伴随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实践历程，义利关系已经超越单纯的道德范畴，覆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成为诸领域多元主体价值优选的一个难题，义利本身的具体内涵也因主体和领域的不同而日益丰富。最为根本的是：传统意义上非此即彼的义利判断已经为实践意义上的中庸之道和动态平衡所取代。而义利关系上的中庸之道和动态平衡正是被学界和理论界称之为“中国模式”的文化基础和价值取向。

中庸并不是一个能用具体数量指标说明的范畴。也许重要的不是具体的度量，而是权衡。孟子说“权然后知轻重”。权术、权知、权变、权时、权宜、权略其实都是一个意思，矛盾双方总是在运动之中获得自己的存在，在变动中不断权衡并寻找共同点。中庸之道的“中”因权而变，关键在于度的把握。度就是掌握分寸，恰到好处。而恰到好处的把握首先产生和出现于生产技艺中。《周官．考工记》说：“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弓人为弓，……巧者和之。”所谓“和”、“巧”等等都是描述生产技艺中无过无不及的“度”，这个出现于生产生活过程中的度本身就是人的一种创造和制作。从上古以来中国思想中一直非常强调“中”、“和”，“中”、“和”就是度的实现和对象化，遍及音乐兵书和政治等诸多领域，其根源就在于生产技艺中的“和”、“中”、“巧”、“调”，只有用“中”才有度的建立。度本身有某种不可规定性、不可预见性。因为什么是恰到好处，不仅在不同时空条件和环境中大不相同，而且随着文明进展、人类活动领域的不断扩大，这个度更具有难以预测的可能性和偶然性，它不完全是经验的综合，也不是逻辑的推理，而是一种创造。度意味着日日新又日新，不断突破旧的框架和积淀，突破旧的形式和结构，在不断创造和超越中前行⁽¹⁰⁾。改革开放的实践，其实就落实在这个度上，准确又模糊。度就是在浮沉、变化、对应以至对抗中造成生命的存在和张力。

图37　《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

图38　《“中国模式”到底有多独特？》

图39 《历史本体论》

中庸之道实质上就是要寻求各方利益的动态平衡。中东西部统筹发展、和谐社会、协商对话等等其实正是动态平衡的生动体现。如果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已经逐步形成了可以称之为模式的理论形态，那么这个模式是与中庸的智慧和动态平衡的艺术联系在一起的。虽然改革之初我们采取了一些类似“单纯通用配方”来谋求经济发展，但从长时段来看，从价值优选的角度来分析，矛盾双方的动态平衡和中庸之道是总的价值取向。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民生活水平和精神需求愈益多元化的国家，和谐、中庸的理念尤其重要。当然，中庸之道、动态平衡的价值理念并不意味着采取实践步骤时左顾右盼，举棋不定，而是强调在发展结果的共享上，在宏观调控的过程中注意统筹兼顾，劳资两利，城乡平衡，内外统一。所以我们一方面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是硬道理，尽一切可能克服困难、创造条件，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发展，另一方面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一定水平的基础上强调中庸之道，强调多元之间通过共识和尊重达成的交叉面和共同点，注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化和实践运用，避免物质主义的命运。

图40　《世纪新梦》

图41　《美学四讲》

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社会面临各种各样不同性质的义利冲突。如果抱着两极思维和一方战胜或消灭另一方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我们不可能赢得宝贵的和平稳定的发展环境。而且由诸多矛盾组合而成的社会结构使绝对一元的价值统帅方式受到挑战，许多“好的”、“有用”的、“正面”的、“积极”的价值元素同时包孕在那个矛盾重重的网络结构中，问题的核心不再是经过斗争最终确认其中一个价值作为唯一重要的价值，而是多个“好”的价值通过权衡、协商、组合构成优选的链条。中庸正是优选的一种艺术。这种艺术需要一定的规范支撑，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模仿学习，但更加重要的是实践中的尝试和摸索。经济上的效率和分配上的公平，伦理上的崇高追求和股东的利益回报等等如何达到某个平衡点，这不仅仅是具体的法律法规可以解决和回答清楚的，而需要个案积累基础上的经验总结。改革的整个过程充满探索性和尝试性。因此也可以说中庸其实就是对不同时效条件下价值优选的感觉和经验上的把握，不可能完全是一个理性的分析过程。改革开放三十年，我们正是比较好地把握了义利关系上的中庸之道和动态平衡，一方面承认与肯定不同阶段价值目标的合理性，另一方面清醒认识矫枉过正的局限以及价值目标不断提升的必要；一方面肯定价值目标的原则正确性，另一方面又充分发挥实践步骤灵活性的优势。

图42　《每个人的政治》

图43　《万民法——公共理性观念新论》

将这种中庸之道和动态平衡艺术运用在具体生活实践中，难免不够革命，甚至可能被冠之于“滑头”、“捣浆糊”的骂名。其实不然。我们所熟知的关于实现公平正义的途径和方法的学术讨论，不外乎罗尔斯的无知之幕、艾克菲尔斯的计算机实验、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和孔子的和谐策略。在《正义论》中，罗尔斯试图制造完全平等的处境以考察人们仅凭理性所能够作出的真正公平的选择：博弈双方被假设成是自私的，又是充分理性的。1980年艾克斯罗德做过一个关于合作条件的计算机实验，博弈双方被假设为能力相等，不可能消灭对手而只能在得分上胜过对手，是对罗尔斯方案的一种仿真试验，但条件相对宽松，不要求博弈者必须是理性的，这个试验或多或少证明了好心有好报或者好人笑到最后。其中最大的一个困境是对手杀不死的假定。而哈贝马斯不满足于康德的实践理性，发展出交往理性，希望通过交往把原来相互冲突的不同意见变成一致意见。而圣人孔子的和策略基本上可以说是改进型的，追求的是同步对称的利益相互依存关系。即一种即时现报的连锁反应关系。一方选择对自己有利的行为，姑且权当对方同样获得利益；一方不得不选择不利于自己的事情，对方也因此而产生利益受损的结果，这样的双方关系和价值选择才符合公平原则，和谐才得以实现⁽¹¹⁾。纵观这种种博弈的观点，不难发现其实无论哪一种主张，都是一种或多或少带有文学性的获得公平和正义的方案，都可以从中找出这样那样的缺陷和漏洞，但我们并不会因为其缺陷而否定价值追求的正当性。从这些前辈哲人和学者的努力中可以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公平也好，正义也好，它们的实现在现代社会只能是逐步妥协、交流和协商的结果。日日革命，月月斗争，不断地冲突和交锋，毕竟不是生活的常态。

当然，中庸之道、动态平衡，策略的灵活性等等需要以一个国家健全的法治为基础。道德理想的实现需要真正的法治。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一系列变化，客观上对我们原先关于道德规范的基本理念和信心产生了比较大的冲击。每一次改革的推进看起来是确立新规则的过程，订立各种法规制度的过程，实际上是不断打破规则，不断让潜规则悄悄起作用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几乎可以突破所有的道德底线。那么其中的历史合理性和局限性究竟在哪里？有人把其中的试错和探索行为说成是中国式的智慧，是原则坚定性和策略灵活性相结合的艺术，我并不反对，但是技术上的合理性并不能规避法治建设上的风险。目前更重要的是建设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而在实践中真正起作用的那些不成文的、有随意性的做法和“潜规则”与法治相去甚远，是以不断的违规实现它的效能的。如果连最基础的法制，最底线的道德都难以推行，那么更高意义上的道德生活和道德理想就是不可能的。

图44　《隐蔽的秩序——拆解历史弈局》

图45　《潜规则——现实生活中的博弈法则》

中国古代所说的中庸之道沿用到今天，可以归结为礼数和秩序。简而言之就是矛盾双方各守其位，家庭和谐了，村落和谐了，天下就和谐了。政治内部的矛盾处理好了，官民就和谐了，中央和地方就和谐了。因为两个平等的事物不能建立秩序，分出主次才能有和谐，所以古代的中庸之道所说的矛盾双方还是有层级之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庸之道有局限。因为如果主导方面不修身、不自律，只是一味地有利于自己呢？如此，中必不中，出现偏移，偏移必然要倒塌。面对失衡和倒塌，儒家并没有设计出真正可靠的办法来挽回这个局面，实在没办法了，就采取最后的解决方案，即允许汤武革命，允许老百姓颠覆暴君。如果统治者不把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眼里，那他就丧失了天命，而天命就在人间游荡。但在革命爆发和官民失衡之前怎么来解决呢？没有可靠的办法，只能劝上，如果实在劝不好呢？那就只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了。有人认为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为重建平衡寻找到了一种办法，那就是授予双方平等的权力。但这也存在一个问题，双方力量有强有弱，表面上平衡，实际上对强的一方更有利。因此，笔者认为不能抽象地谈论平衡点。小到每一个老百姓的行为取舍，大到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中庸之道和动态平衡的艺术可以使我们避免武断，避免偏激和盲动，兼顾多种因素和多个方面。方法论上的意义是首要的，具体的中点还要靠具体的实践去探索和把握⁽¹²⁾。动态平衡的艺术用在政治发展上就是协商，用在一个区域发展极度不平衡的国家，就是要求中东西部统筹发展，用在思想观念上就是和谐文化建设。虽然改革之初我们采取了一些看起来比较单一的手段谋求经济发展，但从长时段来看，从价值优选的角度来分析，中庸是总的价值取向。像中国这样一个幅员辽阔，人民生活水平和精神需求愈益多元化的国家，和谐、中庸的理念对发展十分必要。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中庸确实和一定的等级平等联系在一起，似乎不同等级的人各安其位，社会就和谐了。现代意义上的中庸之道和和谐之道应该超越这种等级思维。既然承认整个社会的利益格局和主体需求已经多元化了，就应淡化等级观念，强调多元之间通过共识和尊重达成的交叉面和共同点。

在今天看来，中庸其实就是一个对价值优选的感觉上的把握，不可能是一个十分理性的分析过程，更不可能像菜谱一样将分量配料计算得清清楚楚。关键环节有两个，一是度的把握，二是多元优选。与规则有关又不局限于规则，与理性有关又离不开经验感觉；与探索有关又不等于盲目犯错。

【注释】

(1)龙应台：《从乡愁到美丽岛》、易中天：《大同梦、强国梦和幸福梦》，《南方周末》2010年8月5日。

(2)《人民日报》，2009年10月8日。

(3)李德顺：《我看“中国式”打拼》，《北京日报》2009年12月7日。

(4)云杉：《文化自觉 文化自信 文化自强——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红旗文摘》，2010年8月23日。

(5)李泽厚：《历史本体论》，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38—39页。

(6)甘绍平：《应用伦理学前沿问题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7)龙应台：《看世界末向你走来》，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8)改编自张晓风：《这杯咖啡的温度刚好》，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50页。

(9)黄凯锋：《审美价值论》“美的形态”部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10)参阅李泽厚：《历史本体论》，三联书店，2005年版。

(11)赵汀阳：《每个人的政治》“合作的条件”部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8—41页。

(12)参阅曹锦清：《如何研究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25—1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