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批判性扬弃中吸收西方文明成果

在批判性扬弃中吸收西方文明成果_变量共生、组合创新与意识形态

专题二　在批判性扬弃中吸收西方文明成果

从多元组合创新的角度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西方文明的优秀成果也是一个丰富的人文资源。如何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拿来究竟如何可能？具体来说，如何辩证的和客观的认识所谓的“西方经验”？

一、现代化原型与中国特色

一方面，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和经济经验确实对中国现代化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从“现代化”、“后现代化”、“民主”、“科学”这些概念的引入到资本市场管理的具体方法，无不打上西方文明的痕迹；但另一方面，中国现代化道路又与所谓的西方模式有着显著区别。

以西方现代化的原型英国为例。在英国，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首先是封建私有制向独立的农民和手工业者私有制的过渡，再逐步转变为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转变的关键是拥有较大资本、具有独立经济条件的社会集团的兴起，这些社会集团采用追求利润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使狭小地区市场转变为全国市场，形成真正竞争型的市场经济。其中，政治权力是实现经济权力的手段。经济自由主义的原则自然引导出政治自由主义原则，促使原有的封建议会现代化，并代表新兴阶级利益，而议会权力的壮大有助于推动英国沿着较少暴力、具有代议制民主形式的资本主义道路前进。何况旧贵族早已没落，后期的新贵族已资产阶级化，代表新兴工商业的城市自治化，又不需要建立强迫劳动体制。这些独特的历史条件使资本主义私有制市场经济、代议制、民主制这三者得以在长期互助过程中发展起来，形成高效、有自组织功能的新的社会经济结构。这种古典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对现代社会生产力显示出巨大的适应性。但生产过剩危机与发展中贫富差距的增大形成资本主义古典发展模式的基本结构性矛盾，即资本主义发展危机。两次世界大战和一次大萧条，给所有资本主义国家带来巨大影响，一端出现了反动的法西斯式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另一端则推动对古典发展模式的修正。凯恩斯革命、罗斯福新政、民主社会主义、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等都是西方国家试图修正旧模式的产物。20世纪下半叶，发达工业国发生新的结构性变化，最突出的是单个资本家所有制向公司所有制发展，国有化成分与计划性的增长，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对自由市场加强调节，以及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都表明，古典发展模式中市场经济、代议制、民主制等基本变项的变化引起内部结构功能性变化，最终促使资本主义发展模式日趋多样化。所谓的西方模式也不是一成不变的⁽⁹⁾。

与上述模式相对抗，前苏联发展出社会主义公有制＋计划指令与有限市场相结合＋集权型现代国家机构的现代化模式。它形成的历史条件大致有：传统社会结构老化，但传统的权势集团仍牢固把握政权；经历过不成功的或流产的初始现代化尝试；由于社会贫困化或特殊原因造成严重的国内危机；外国资本的渗透，经济不独立，并长期受到边缘化威胁；一般具有较长的专制或集权制传统；强有力的领导现代化的政治组织的确立和形成这几种。这种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在内部动力不足的条件下采取非常手段进行的赶超式现代化。这一类型中的所有制形式、经济政治机制、政治结构等诸多方面都与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型有着鲜明的对立性。它是在资本主义发生严重危机的年代中形成的，因而在政治设计上具有反资本主义所有制、反国际资本包围、追求社会公正、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目标趋向，把改变阶级结构作为模式创新的决定性因素，用社会理性代替个人理性。但行政性官僚控制力越强，经济自组织能力的增长就越慢，加之制度本身的不完善，特别是工业化本身所具有的负面效应，这种新模式也有发展性危机。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基本物质基础的建立，以及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新趋势和科技革命的挑战，以政治为主导的过分集中的经济运作机制已不适应新形势。

居于上述两种模式之间，还有一种尚未定型的现代化模式，也可以称之为某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其特点是多种生产方式的结合，基本上是自由经济制度，但受政府计划的调节，传统因素特别是军队在稳定经济和社会秩序中起重要作用，是内部斗争的某种妥协形式。就市场体制而言接近资本主义模型，而且具有明显的面向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外向型特征；就传统体制仍继续起重要作用而言，接近于社会主义模型。在政治上带有明显的反西方主义色彩，在经济上则受西方强大的吸引或仍然不能摆脱依附性⁽¹⁰⁾。

中国特色的现代化之路既非原型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也不是前苏联式的资本主义对抗模式，更非简单的混合型。解放以来，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从未停止，1956年，在我国完成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毛泽东及时提出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¹¹⁾。中国第一次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由此开始。时任总书记的邓小平提出革命任务的相应转换和调整，提出今后的任务主要是建设⁽¹²⁾。刘少奇所作的八大政治报告也一再强调，党在现时期的任务就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尽可能迅速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但在当时，中国共产党对现代化的内涵、手段、方式、条件的了解很不充分，仅仅是一种要富国强兵、要发展的主观愿望。很快毛泽东提出要15年赶超英美，随之而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使实现现代化转化为一种席卷全国的轰轰烈烈的社会运动，严重损伤社会肌体的平衡，损伤社会机制的合理运行，最终导致事实上的流产。

1964年，中国经过三年困难，三年调整，开始第二次社会主义现代化运动。周恩来在年底的三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中第一次正式提出要在本世纪末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四个现代化。但是由于在此前的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使意识形态领域中“左”的错误重新抬头，党的领导人在对形势的估计和一些重大政策调整上的不同意见显露出来，党的指导思想上的两种趋向在不同领域并行发展。后来，错误的压倒了比较正确的发展方向，坚持经济调整和发展的路线受到孤立。邓小平在总结第二次现代化运动时指出：经济情况有好转，但指导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这就是为什么1966年又开始了文化大革命。当文化大革命席卷神州大地，中国的第二次现代化运动又宣告流产。

1975年，十年动乱之后，中国第三次现代化运动开始起步。周恩来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重申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设想，同年3月，邓小平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主管企业的书记会议上强调：“全党要为实现这个伟大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¹³⁾并连续抓了铁路、钢铁、教育科技、党风等方面的整顿工作，以此为现代化创造条件，但这又触犯了“文革”和阶级斗争的禁条，各种阻力越来越大，1975年底邓小平被停止工作，后又掀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第三次现代化运动再次遭遇流产的命运。

图63　《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图64　《从「西化」到现代化》

图65　《文化认同与全球性过程》

图66　《现代性的困境——哲学、文化和反文化》

三次现代化运动的流产与对社会主义这种现代化方式的错误认识相关。没有用科学的观念看待现代化，未能从社会形态转变的角度来看待现代化问题，未能把生产方式、管理方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从传统到现代的许多转变看作现代化的核心内容，而仅仅把它看作是经济发展水平问题，甚至主要是一个钢产量的问题；同时又以为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可以在一朝一夕通过激烈的群众运动来实现。这就否定了现代化的基本内涵，脱离客观经济现实，也没有从世界历史变化的大尺度看待现代化，以为关起门来就可以实现现代化⁽¹⁴⁾。

邓小平既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倡导者之一，又因此而蒙难。他对现代化的曲折历程有着极为透彻的理解。正是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三次大曲折中他不断反思、不断总结经验，最终用新的眼光去看待现代化，从世界大尺度、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历史竞争、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改革开放的新坐标出发才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重新进行定位和思考，最终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在此基础上，邓小平从加速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步伐角度提出和平共处、相互合作的问题，“应当把发展问题提到全人类的高度来认识，要从这个角度去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¹⁵⁾由此实现由“拒斥资本主义”到“利用资本主义”的策略转轨。他还提出资本主义不是实现现代化的最佳方式。虽然西方发达国家走在世界现代化的前列，但它们存在的矛盾和问题作为这种现代化的后果警示后发展国家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

被强力推上现代化道路之后的中国，由于缺少足够的内动力，所以很难在较短的时间内在所有地区展开，而往往从条件相对好些的地方开始，形成增长极，久而久之，就形成人们通常所说的二元经济。前要瞻世界领先水平与本国在这个并不公正的世界上的地位，后要顾本国的实际情况与人民的基本要求；缺乏现代化内在动力，却要在短时间内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路程，应然和实然的矛盾、任务的艰巨和时间的冲突交织在一起，造成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两难窘境。这也决定了中国必须走自己的道路。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括为开放的，但不是依附的；调控的，但不是计划的；系统协调的，但不是齐头并进的；渐进式的而不是激进式的。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只是干现代化的方式，而且社会主义有可能比资本主义现代化干得更好。中国的实践表明：不能按一种模式解决现代化问题，尤其不能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邓小平一再强调现代化的中国特色，认为中国式的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方式的现代化，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不能导致两极分化；中国式的现代化是从中国实际出发的现代化，既要注意现实国情又要考虑历史传统；中国式的现代化是后发展、不发达国家赶超先进、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因而更要加快速度，艰苦奋斗，促成跳跃。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党中央提出科学发展观，在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继承邓小平理论的同时不断进行发展方式和发展目的辩证统一的理论探索。

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大背景，是在“发展不足”的问题虽然有所缓解但还没有普遍解决和根本解决的情况下，针对“发展不当”日益突出，甚至有所激化的现实而提出的总的方法原则。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初步得到国际承认。但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践逐渐从外围作战进入了攻坚阶段。总结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尤其是在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日益激化的各种矛盾，如环境问题、资源问题、地区差别、城乡差别、贫富差别问题，农民工问题、公共卫生问题、国际贸易摩擦问题和能源安全问题，以及老百姓上学难、看病难、就业难等问题，我们比以往更加深切地认识到，对于我们这个有着“集中力量好办大事”之优势的国家来说，已不能满足于“要不要发展”的问题的解决，而要把“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提到突出的高度上来。

2007年6月25日，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培训班上的讲话中更加全面地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的内涵：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可持续发展，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要求我们在解决发展不当问题的同时，仍然牢记发展不足是当前的主要矛盾。

图67　《发展观的范式变革》

图68　《科学发展观》

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与现实都告诉我们：中国的道路，中国的形象，中国面临的问题只能而且应该依靠中国自己的理念、方式、途径去解决，没有什么可以直接搬用的固定模式。

二、“西方式民主”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在现实世界上，民主的含义大体有两层，一是在国家政治的意义上，民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原则和制度特征；二是在其他不同的场合，民主则是多数人决定的具体程序。

应该承认，西方作为近代民主政治的发源地，在几百年的民主政治实践过程中，确实有着比其他国家和地区更为丰富的经验，尤其是在民主的制度建设和政策措施方面有许多是值得别国借鉴的。但是，也必须看到，这些经验是在特殊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条件下取得的，在当今世界上的200多个主权国家中，西方（按照经合组织的传统界定为24个发达国家）国家只是一个少数群体，绝大多数国家的民主理念都与西方有所不同，这充分反映出西方经验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和传播是十分有限的，至少在大多数国家那里难以实现，这就是世界的多样性现实，也客观上要求我们在认识西方民主政治经验时必须始终采取谨慎态度，决不能盲目推崇和模仿。应该看到，像历时多年、损失惨重而久久不能纠正的“越战”错误，就发生在美国的民主制度之下；至今，金钱仍然严重影响着司法审判的公正，舆论、报刊、电视等仍然为某些经济、政治势力所主宰和控制，并不“民主”“自由”。当然，也应该肯定，英美民主制度是西方式民主制度中最不坏的，但它远远不是完美无缺的⁽¹⁶⁾。

西方式民主以私有制为基础。私有财产不可侵犯原则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和出发点，严格说来，其他所有的政治原则都或者是服务于私有财产权，或者由私有财产权引申而来。

西方式民主以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为基本原则。美国的《独立宣言》就明确肯定天赋人权对于美国革命的指导性意义。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在欧美各国的成功，天赋人权的理念逐步植根于西方社会的信仰之中，成为西方最基本的价值理念。这一思想投射到国家政治实践中，就成为人民主权的理论依据。法国启蒙学者卢梭从自然法理论出发，提出了“人民主权”这一经典命题。为了强调人民主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卢梭还提出了关于主权的一些基本原则：第一，主权不可转让；第二，主权不可分割；第三，主权是绝对的；第四，主权不能超出公共约定的界限。

西方式民主以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为核心政治观念。与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原则一样，三权分立和权力制衡也是欧洲启蒙学者提出的重要政治思想。出于与神权和君权相抗衡的思想，启蒙学者们在设计未来的理想制度时，都把限制政府权力，防止其压迫人民作为基本的制度理念。“三权分立”思想的代表人物孟德斯鸠认为，要使公民享有切实的政治自由，必须建立立法、行政、司法三种权力分立的政治体制。换言之，立法、行政和司法三种权力之中任何两权相合并就意味着滥用权力，公民权利和自由就必然遭到侵犯。从限制政府权力出发，西方各国在确立资产阶级政权时，都着力设计了严密的政府内部机构之间的权力制衡制度。以美国为例，它在纵向上实行联邦制，联邦和州各自拥有自己的权力范畴，联邦政府不能任意超越州权；在横向上则实行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三权分立，三种权力分别属于总统、国会和法院，总统、国会议员和法官的产生方式各不相同。总统拥有行政权，但行政机构的设置和运作经费须经国会立法批准，总统任命的高级官员、与外国政府缔结的条约须经参议院批准，国会还有权监督行政过程，包括检查法律的执行情况，行政经费的使用和官员的行为等，在必要的时候，国会还可以弹劾总统；国会拥有立法权，但总统有权否决国会的立法，并拥有立法倡议权和行政立法权，国会本身又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参众两院各司其职，相互制约；法院系统拥有司法权，但联邦法官须经总统提名、经国会批准后由总统任命，国会则拥有最高法院法官人数和低级联邦法院设立的决定权。反过来，最高法院又凭借司法审查权强有力地制约国会和总统。在各种权力分立和相互制约平衡中，美国的权力滥用问题得到了较好的解决⁽¹⁷⁾。

图69　《民主政治十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理论与实践的若干重大问题》

图70　《现代西方的政党、民主与法治》

西方式民主是以有竞争的选举为基本形式的代议制民主。代议制民主原则的基本含义，是“代表议事制度”，亦即人民虽然是主权者，但显然他们并不能直接行使权力，而是把这种权力委托给代表自己意志的“公意代表”来间接行使。从社会契约论出发，西方各国在宪法中都确立了以有竞争的选举为基本形式的代议制民主原则。代议制民主原则的具体体现，是以选举的方式产生“公意代表”行使国家权力。西方各国宪法都明确规定总统和国会议员都必须经过选举产生。而且，选举不仅存在于中央政府层面，它也为各地方政府广泛采纳，成为当代西方国家最主要的民主政治形式之一。在今天，形形色色的选举已经是西方政治生活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各国每年都有形形色色的政治职位需要通过选举产生。虽然选举产生的官员或“公意代表”并不一定真正能够代表人民的意志和政治愿望，但它基本上较好的体现了代议制民主原则。

西方式民主把人民主权、三权分立、权力的制约与平衡、代议制民主、多党制等一切民主要素都纳入法律的强制规范框架，并且把法律的规范内化于民主政治的实践过程。早在1638—1639年间，被称为“美国民主制度诞生地”的康涅狄格就制定了《根本规则》，规定该殖民地的自由民一年一度选举总督、行政官和出席全体大会的代表，自由民的选举权不受宗教信仰和其他条件的限制，立法权为全体大会所拥有，人民有权要求犯错误的行政官向全体大会反省。1641年，马萨诸塞制定了专门的《自由法规》，对政府权力施与了严格的限制，明确规定人民的生命权不可剥夺，名誉不得污损，身体不受任意逮捕、限制、放逐、损害或以任何方式加以惩罚，女人、儿童、奴仆和外国人也应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和自由等。在早期的法治传统促动下，美国在独立以后也把法治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视法律为保障天赋人权、人民主权和财产权基本手段，《合众国宪法》成为世界近代历史上第一部、因而也是发生效力时间最长的成文宪法。

西方式民主以多党轮流执政为政党制度理念。西方式民主的重要特征之一是民主政治的建立先于政党的出现，资产阶级是以一个阶级的整体力量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后建立起近代民主政治的，但在夺取政权后，资产阶级内部不同的政治力量基于不同的利益需求和权力意志分化为不同的政党，为了平衡不同政党之间的权力斗争，西方国家逐步实行了多党制，通过轮流坐庄的方式缓解政治冲突。由于不同的历史和现实条件，不同西方国家实行的政党制度也有所不同，美国等国家实行两党制，法国等国家则实行多党制，不同的政党围绕最高政治权力进行相互竞争和较量成为西方式民主政治的重要表现形式。只不过，不论实行何种形式的政党制度，西方的政党理念从本质上都是为了巩固资产阶级的统治，用虚伪的民主来掩饰国家政权的性质，协调统治阶层内部的各种矛盾。

必须强调的是，西方式民主制度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它的政治哲学是从自然法推导出天赋人权和人民主权；从性恶论推导出三权分立和制衡；从个人主义推导出市民社会和市场经济，将任何一种单一的理念和制度分割开来都是徒劳的。认为可以借鉴其中某些内容而拒绝另一些内容在实践中都是不可能的。西方式民主蕴含着独特的政治理念，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的产物，适应了西方经济社会发展状况，是不同政治权力妥协的产物，在长期运行过程中，逐步得到加强和完善，单一的政治力量很难加以推翻。而在当今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没有适宜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土壤。这一点，既是西方式民主政治难以在世界各国真正得到普及的重要原因，也是社会主义的中国不能接受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的根源之一。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人民当家作主为本质要求和理想追求。实行人民民主，充分保障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是中国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与西方式民主强调空洞的“人民主权”观念的最根本的区别所在。同时，人民当家作主不是一句空话，人民要真正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的主人，实现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政治地位的根本变化，必须有正确的政治领导和完善的制度保障。这决定了人民当家作主在民主政治发展的实践中体现为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在这三位一体的互动逻辑中，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共产党执政从根本上说就是领导和支持人民掌握和行使管理国家的权力，而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是依法治国，在宪法和法律的范畴内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证人民依法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护人权，防止任何组织和个人拥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图7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民主与集中相结合为指导性理念。与西方单纯强调民主和自由不同的是，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进程中始终辩证地对待民主和集中的相互关系，强调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之间的辩证统一。民主和集中相结合理念在政治运行中具体体现为，国家政权机关经由民主选举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产生，在充分反映人民群众意志的基础上形成统一的意志和共同的目标，在执政过程中通过民主政治的实践把这种统一的意志和共同的目标转化为现实。实行这一原则，既可以充分体现了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的共产党执政的政权本质，有助于我们最广泛地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依法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又能使我们在实行统一意志和决策过程中避免干扰，恰当地处理好各种关系，避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现象，确保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运行的广泛性、权威性、有序性和有效性的有机结合。

图72　《政治建设与国家成长》

图73　《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发展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根本制度理念。人民当家作主的理念在制度上体现为人民代表大会这一根本的政治制度，在人民代表大会的制度逻辑下，国家权力的主体始终是人民，人民通过直接或间接选举方式产生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和各地的最高权力机关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以民主的方式制定法律法规，把人民的意志汇集并转化为国家意志。政府和法院、检察院等政权机构也由人大选举产生并对人大负责，确保行政权、审判权和检察权都在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和制约之下运行。这样的制度既保证了人民在国家中的当家作主地位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广泛性，又避免了三权分立制度下不同权力机构之间相互推诿、政治运行效率低下的弊端，可以更好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协调一致的组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依法治国为基本方略。依法治国是现代民主国家普遍采取的治国方略，但中国实行依法治国的核心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管理国家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在依法治国的思路下，党和国家通过不断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原则，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中国的依法治国方略还与以德治国的思路有机结合，使权威性和强制手段与思想觉悟和心性修养相互结合，共同发挥作用。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保障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为经济基础。在新修订的宪法中明确规定“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从而在根本上落实了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理念，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民主政治发展得以有机地统一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体发展进程之中。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为政党关系的基本理念。中国共产党是宪法规定的惟一合法的执政党，这决定了中国不可能采取多党轮流执政的政党政治方式。中国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有着共同的奋斗目标，不是对立的关系，其他任何政党和政治力量也都没有足够的能力和代表性领导中国的民主政治建设。因此，中国必须坚持“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加强同民主党派合作共事，更好地发挥我国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特点和优势，保证人民政协发挥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和参政议政的作用，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

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注重发展党内民主。党内民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惟一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内民主不仅是增强内部凝聚力和战斗力、维护和巩固执政地位的客观要求，也对发展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作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但是，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身俱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党为了要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不断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必须实行和发扬党内民主，尊重和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以党内民主引导和推进人民民主。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我国通过建立和改革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实行人民民主专政的国体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政体，建立政治协商会议制度，吸收执政党以外的民主人士参政议政，不断完善社会主义法制，发展以公有制为主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经济基础，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各种管理制度和体制的全面改革，直到从乡村一级政权开始试行直接民选，进行了大量工作，总体上取得显著进展。

但要充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人民主体原则如何进一步变成事实？如何建立一套更加完善的体制和机制以保证宪法原则充分落到实处？如何充分保证人民主体充分“到位”，让主人真正成为主人？这些都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人民的主体权利与责任之间发生分离，是影响社会主义民主“主体到位”，从而也阻碍社会主义民主充分形成和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公共管理现代化的根本条件，是公民有充分的参与管理的机会，能对公共事务产生切切实实的影响和作用，否则就没有当家作主的权利。这种权利不是空头支票而是实在的东西。长期计划体制的作用，使目前权力高度集中的问题没有完全解决，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知情权不能完全得到保证，也就难以行使必要的参与权和决定权，更无法实行监督权，不能对错误的政策和决策提出否决。相反，对于一时一地决策的每一个重大失误，人民群众都承担了责任。如何解决权利与责任分离的现实问题，需要我们在制度层面上提出具体方案。

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和只能由最广大人民群众来实现，所以对人民群众的民主素质、主体能力和水平的提高有着迫切要求。即使素质低、能力差、传统弱是事实，这也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可以缓行的理由，而恰恰是要加强民主锻炼，提高民主能力，培养社会主义新型民主传统的理由，只有在游泳中才能学会游泳。

民主实际上就是自己的事自己做主，大家的事大家做主。这也是公共生活和公共事务管理的前提。公民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能力和习惯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养成的，也是在实践中提高、改善的。一旦人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社会中产生现实效果，人民就会以更大的热情参与公共管理，以主人翁的姿态为和谐社会建设做出贡献。

执政党自身的民主建设则更加需要以新的形式进行实践。人类政治文明的一些成果，如自由、民主、人权、平等以及人民主权、代议制、竞选制、权力制约、合法反对、舆论自由等，在西方政党政治的实践中有其优势，我们的执政党要在具体操作层面上批判性地借鉴这些成果。

近百年中国现代化的实践已经证明并将继续证明：开放就要学习西方文明，学习就有一个态度和方法问题。学习既包含对西方文明的吸收，又包含对它的筛选。当然，学习和筛选不是把本土文化变成西方文明的支脉，而是更好地发展本土文化。没有加工创造的努力，人民群众也不容易继承文化，并以自己的文化为自豪。西方文明经过本土文化的过滤，本土文化经过西方文明的激发，都已与原来大不一样。

一般来说，在现代化初始阶段我们往往更强调学习外来文化，努力与世界惯例接轨；当现代化升级到中等阶段时，又比较注重发扬本土文化的遗产，使新建立的文化传统具有更鲜明的民族特征，以此为旗帜进入更高层次的全球化。而学习融会外来文化的兼容性，随时审视评价本土文化的清醒理性，对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文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