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历史观指导下继承革命传统

在科学历史观指导下继承革命传统_变量共生、组合创新与意识形态

专题三　在科学历史观指导下继承革命传统

从多元组合创新的角度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我们还不能忽略革命传统和日常智慧的因素。在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进步的革命斗争中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在广大民众鲜活实践中体现的日常智慧，同样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革命传统是我们党在革命战争年代的特殊环境里形成的精神品格，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文化资源。

一、四种精神

1．井冈山精神：井冈山是中国革命的摇篮。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具体革命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开辟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开辟了一条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朱德同志称井冈山是“天下第一山”，这既是指其开辟新的中国革命道路的首创性，也是指其丰富和发展民族精神的原创性。与井冈山道路连在一起的井冈山精神，就是“坚定信念、艰苦奋斗、实事求是、敢闯新路、依靠群众、勇于胜利”的精神。井冈山精神是中国革命精神之源。

井冈山精神并不游离于民族精神之外，而是在民族精神传承中的伟大创造。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也是彻底的爱国主义者。近代以来，中国一步步陷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境地，面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三重压迫，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和亡国灭种的危险，无数仁人志士奋起抗争，救亡图存，演出了一幕幕爱国主义的生动剧目。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不但自觉地肩负起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历史重任，努力探索真正实现民族独立和解放的正确道路。正是在井冈山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开始实现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以坚定信念、敢闯新路的创新精神，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成功道路，建立了新中国，真正实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并把中国引上了通过建设社会主义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可以说，正是井冈山道路和井冈山精神，使中国人民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华民族最先进的政治力量；正是井冈山精神把爱国主义的传统从民族图存的境界升华到了民族自立、自新、自强的新高度。

2．长征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工农红军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形成的。这种精神就是把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坚定革命的理想和信念，坚信正义事业必然胜利的精神；就是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的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示，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最高体现。

一边是国民党重兵的围追堵截，一边是恶劣到极点的自然环境和匮乏的物资供应，红军之所以能在连基本的生存条件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坚持行军和战斗，直至取得最后胜利，靠的就是这种精神。

无论是吃不上饭的放牛娃，还是胸怀报国志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年近花甲的老同志，还是内柔外刚的女战士，都被凝聚到了这支红色队伍里，都被这种精神所感召、所激励。正因如此，湘江血战中的红军将士才能在一批又一批的战友倒下后，又如同潮水般地冲上去。正因如此，雪山草地中被饥饿和疲惫逼至生理极限的人们才能沿着战友的遗体形成的路标顽强前行，最终走出死的沼泽，迎来生的希望。

长征的每段路程都上演过生离死别的悲壮故事，让老红军们刻骨铭心的，是一段段血与火、生与死的真实经历，是从生死考验中锤炼出的顽强意志，是激励着广大红军指战员艰苦征战的强大动力，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全面展示。

3．延安精神：延安精神就是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延安精神的本质内容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我们党坚持一切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开创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创立了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等，都是这一精神的具体体现。

延安是我们党和军队的根据地，勤劳勇敢的老区人民用生命和鲜血哺育了中国革命；延安是中国抗日战争的总后方，在极其残酷的条件下，广大军民开展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大生产运动，为夺取革命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延安是毛泽东思想从形成、发展到成熟的圣地。毛主席关于中国革命的政治路线问题、军事问题、党建问题、哲学问题等一系列具有代表性的理论著作大多是在延安撰写成的，党的“七大”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也是在这里。延安精神引导和哺育无产阶级革命者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牢固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而前赴后继，英勇奋斗。延安精神引导和哺育无产阶级革命者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使革命力量由小到大，由弱到强。延安精神把共产党人和革命者融入到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水乳交融，使我们党获得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是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最大政治优势。

4．西柏坡精神：周恩来同志曾经指出：“西柏坡是毛主席和党中央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指挥三大战役在此，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在此。”正是在如火如荼的革命高潮中，产生了两个“敢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两个“善于”（善于破坏旧世界，善于建设新世界）的创业精神，两个“坚持”（坚持依靠群众，坚持团结统一）的民主精神，两个“务必”（务必保持谦虚谨慎的作风，务必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的防变精神等多种科学精神，这些革命精神的精髓是实事求是。

正确地分析敌情、我情、友情，适时作出战略决战的决策，动员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以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的革命精神，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正确分析中国国情和革命胜利后的形势，提出夺取民主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因此务必要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深入调查研究，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建立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前方打老蒋，后方搞土改、建政权等无不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总之，实事求是是西柏坡精神的精髓。

在概括某一种具有时代特征和革命精神的涵义时，总会包含以往革命精神的成分。井冈山精神包含着坚定的理想信念，不屈不挠的英雄气概，血肉相连的党群关系，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长征精神包容着坚定不移的革命信念，坚忍不拔的英雄气概，维护团结统一的高尚品德，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崇高思想；延安精神包含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爱国主义精神，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精神。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其中各自包含的理想信念、艰苦奋斗、联系群众等革命精神都有其特定的内涵，但在表述上却很难分开，而且这些革命精神都是用实事求是这根红线贯穿其中的，本质一致。

西柏坡和井冈山、长征路、延安城这些特定的时代条件和地理环境不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是敌强我弱对比悬殊的条件下，红色政权被四面包围或者被迫实行战略转移的特定环境下产生的。艰难困苦的环境要求党领导下的军民，以顽强的革命意志，坚毅的革命精神，顶住压力，战胜困难，求得生存和发展，因此，与之相适应的革命精神是被逼出来的，有由自发产生，逐步发展为自觉的特点。而西柏坡精神则是党已经取得了战略决战主动权的条件下产生的，它汇集了我们党传统的革命精神，反映了党进行战略决战的决心，体现了全党和各解放区军民的精神风貌，具有主动性的特点。

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革命精神是十分宝贵的，没有革命精神就没有革命行动。”他还将我党、我军在长期斗争中所形成的革命精神概括为：“革命和拼命精神，严守纪律和自我牺牲精神，大公无私和先人后己精神，压倒一切敌人，压倒一切困难的精神，坚持革命乐观主义、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的精神。”革命精神是一笔财富，具有凝聚党心、军心、民心的巨大作用。

二、近年历史虚无主义思潮

近年来，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最显著的表现发生在中共党史领域。历史虚无主义以“重新评价”为名歪曲历史，以“理性思考”为名否定社会主义，从歪曲革命的历史、社会主义的历史和党的历史入手，达到否定党和社会主义制度的目的，其根源是唯心史观。近现代史研究中的所谓由“革命”向“现代”的范式转型，实际上为虚无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党史领域中的虚无主义不是从历史发展的真实情形出发去诠释历史，而是想当然地解读历史、虚构历史、歪曲历史、否定历史，为中国近现代史的发展寻找根本没有历史依据的另类的“历史规律”和“发展道路”，不遗余力地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说成是一系列错误的延续，并得出“告别革命”的武断结论。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限于党史领域的分析，满足于单纯的立场和表态，还是远远不够的。历史虚无主义在近年来的思想文化界，有各种各样的表现。早在20世纪90年代末，虚无主义思潮在文艺领域已初现端倪。史学和文学之外的大众传媒，实际上也充斥大量非历史的观点。

总体来说，目前至少有三种历史虚无主义需要我们注意。第一种就是党史领域的“否定革命”的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实际上并不可怕；第二种是对全部历史的虚无主义，“新历史主义”等后现代思潮的主张就是如此，长此以往，现实将因为历史的不堪回首而支离破碎；第三种是对历史教育的虚无主义。影视创作领域的“戏说”热和“空手道”、网络FLASH的“搞笑”和“无厘头”、大中学生教材中对历史感的普遍漠视等等就是这种虚无主义的具体反映⁽¹⁸⁾。针对这三种不同层次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我们有必要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我们党对世界历史和中国历史的深刻理解、我们面临的历史情境和历史任务、需要我们澄清和批判的错误观点等结合起来进行分析，从而在“重在建设”的意义上坚持科学历史观，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对此，我们应当有一个比较清醒的学理分析和切合实际的理解方式。党史领域出现的否定革命、随意臧否历史人物的虚无主义固然要批判，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历史虚无主义，这种虚无主义根本否认历史有所谓客观性真理，认定历史只是“文本”、“叙事”，甚至不过是一种“发明”。这样的“新历史主义”借口历史著述的主体性和价值渗透而完全否定任何历史事实的客观性。其实，即使在西方学术界，后现代主义也只是史学理论中的一家之言；有些历史哲学家，即使主张“历史本来没有意义，是我们给历史以意义”，也不主张历史事实是纯粹的臆造和构想。这里的关键之处是要说明：（1）历史事实本身不是我们想象中的与人无涉的物理事实，而是始终包含着历史活动者主体性的价值事实；（2）历史著述能间接而正确地反映历史事实⁽¹⁹⁾。

所谓的历史事实既是客观事实，又是主体性的价值事实。从最一般的意义上来说，人类迄今为止所经历过的一切都可以被称为历史。这个历史与历史事实相重合，也就是人们非常熟悉的存在论角度的历史概念。但这个历史事实作为永远消逝的过去，并不是现在的人们直接面对的事实，人们也无法原封不动地将其复原。实际上，历史事实本身作为主体人追求真理、创造价值活动的过程和成果，同时又是一个价值性事实，内在地包含历史活动参与者的创造，依赖于著述者的认识和表达。“历史并不是把人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²⁰⁾关于这一点，历史学和历史学家的认识也经过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朴素到深刻的过程。经过了对客观主义、实证主义史学的扬弃，经过了自康德以来近现代哲学的洗礼，关于历史事实的价值内涵和主体性品格才逐步呈现出来⁽²¹⁾。

如果我们能接受历史事实本质上是一种主体性的价值事实，那么历史著述能够正确客观地反映历史事实也就不难理解了。著述作为人认识和评价历史的一种文本方式，当然不能直接作用于已经过去了的物理意义上的历史存在，所以简单地套用一般的认识论是行不通的。历史著述的对象已经不完整地存留于现在，但它们毕竟或者以遗迹文物的形式，或者以历史资料的形式，或者以二者兼而有之的形式存在于著述者面前，通过这些中介，著述者可以间接认识历史对象。所谓历史著述的客观性实际上就表现为对历史事实的正确的间接反映。

图74　《西方历史哲学导论》

但是应当引起注意的是：我们这里讨论的历史著述的客观性主要是指其反映内容的客观性，而不是一般文本意义上的客观性。只有在历史著述基本上受历史事实限制、间接如实地反映历史事实的意义上，这个客观性才是可能的。换句话说，不是所有的历史著述都天然地拥有客观性。历史著述的客观性有自己的辩证法：首先，这种客观性作为历史著述所追求的目标并不能一次性完成，而是要经过主客体之间的多次往复才能完成。其次，历史著述的客观性主要关注的是对历史现象整体性、全局性的大致正确的反映和把握，而不在于一味追逐细节上的正确。再次，历史著述的客观性是历史认识与客观历史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是相对和绝对的统一。最后，历史著述的客观性不仅是著述与客观历史的符合，而且还是能动的符合，也就是说历史著述的主体性与客观性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对立统一的关系，客观性中就包含主体性。对于历史著述者来说，不发挥主体性，历史认识根本不可能产生，也就不存在历史认识的客观性问题。发挥得不当，反过来也会阻碍历史认识客观性的获得。

图75　《历史学研究的语言学转向——西方后现代历史哲学研究》

图76　《历史哲学导论》

图77　《小逻辑》

图78　《历史是什么？》

历史著述的主体性在历史学家具体的研究中表现为设定研究对象、接纳和整理历史活动所提供的信息以及理解和解释信息等方面。要描述在具体时间、空间条件下活动着的历史人物、事件及过程，历史学家常常运用形象和想象，而在描述历史人物的心理活动、性格结构，描述社会习俗、社会心理以及历史过程的细节时，历史学家的形象思维和想象力就更为重要。它可以抓住历史认识对象的典型特征予以描绘，省略掉那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可以求助于合理的想象和猜测去弥补材料之不足，以填补历史连贯链条中的空白环节；可以以头脑中原有的其他具体的历史形象与所要描述的对象相类比，增强说服力和感染力。但是无论历史学家的形象思维的作用如何能动发挥，历史学家所描绘的画面还是要力求真实，必须在时空中有明确定位；必须用不断浮出地表的历史证据加以证实。历史著述者的主体性发挥因而必须是有限度的，超过这个限度，就会把历史认识变成历史小说，变成纯粹的想象和虚构。

弄清楚了历史事实的主体性和历史著述实际上可能具有的客观性，也就从根本上弄清楚了后现代史学特别是新历史主义的“洞见”和“不见”⁽²²⁾。

图79　《人心中的历史》

图80　《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视野角度与方法》

图81　《历史认识——从现代到后现代》

图82　《昨日之我与今日之我——当代史学的反思与阐释》

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是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英美文化界和文学界的“新”的文学批评方法，一种对历史本文加以重新阐释和政治解读的方法。新历史主义对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方法加以批判，张扬“主体”和“意识形态”，注重历史文本的叙事特征。新历史主义的主将是斯蒂文·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前者注重文学史的重写，而后者则注重“元历史”的构架。

作为一种虚无主义思潮，新历史主义否认历史的客观性，干脆不承认有所谓最后的实在，将历史直接归结为文本和叙事。文本当然不取决于历史事实本身，而取决于叙述它、解读它的人，取决于这些人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意图、认识乃至偏见。其中有误会、有误解，也不排除严重的意识形态的扭曲。所有这些又与特定的时代、特定的社会背景和特定的权力话语联系在一起。于是历史始终是被人写下来的历史，不存在客观所指的历史，一切均是人为的编造。任何历史只是当代史，都被“当代”的权力话语所驱使，有的自觉和明显，有的不自觉、不明显。新历史主义突出并竭力推演的这一极端观念，在戳穿绝对的理性主义历史观所宣扬的价值中立、科学研究的虚伪方面有一定作用⁽²³⁾。它的洞见也正体现在对历史文本的高度警惕上⁽²⁴⁾。文本不是玻璃，不同的书写描述和不同的过去，将构成不同的历史图像。书写的章节、资料的选择、叙述的角度和逻辑、所用的语词等发生变化时，历史的图像也随之而变。在这个意义上，写法或历史叙述本身，确实是非常值得注意的。即使如此，我们并不能认同新历史主义的观点。

对真实存在的“过去”和书写出来的“历史”持漠视的态度，无论从学理还是实践的层面上都是说不过去的。新历史主义完全否认任何真相和客观性，认为一切都是文本游戏，所谓历史不过是不同文本之间的竞争和选择，这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说，人类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并非虚构，也非文本。历史的主要部分本就是那些衣食住行和日常生活的记录和记述，为保存经验，巩固群体，传之后代，归根到底还是为了衣食住行。尽管世代存留的实物、遗迹会被不断解释和解说，但毕竟不可能被文本全部淹没，即使是想象和虚构也不可能随意飞翔。相反，各种文本总是围绕着特定的历史实物进行科学的、伦理的、审美的、意识形态的描述和解说。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留下来的鞋子、头发、假牙毕竟不是否认纳粹大屠杀的文本所能推翻的。这些劫后遗存恰恰说明历史并非文本。文本无法取代史实。一个曾经存在的过去，毕竟制约和规定着历史叙述的边界。我们不能一概抹杀这个隐隐约约始终存在的制约。过去存在的遗迹、文献、传说、故事等等，始终提醒我们不要胡说八道。正因为如此历史不可能是文学意义上的散文。

要对历史有一个相对清晰的叙述，事实上也不能缺少韦伯所说的“理想类型”，不能少了理性的秩序和框架。历史原本的存在，完全可能是散漫的、杂乱无章的，但叙述不可能一笔糊涂帐，“拆碎七宝楼台，不成片断”。新历史主义确实发现了一些历史的漏洞，也一度使人招架乏力，但最后的结果又如何？恐怕除了自己把自己拆碎之外别无其他结局。从这个意义上看，盲目肯定和追随后现代史学的“洞见”将是一条不归路。

三、历史规律与历史责任

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主要观点是否认历史有所谓的规律。无论是党史领域的虚无主义还是一般意义上的后现代“碎片”理论都拒斥“规律”和“必然性”。而这个观点又往往被当作怀疑甚至否定共产主义理想的一个论据。但是，理论和现实表明，如果我们不把历史规律看作是对于历史过程的细节的机械规定的话，那么，否定历史规律，就像肯定历史细节都受历史规律决定一样，都是站不住脚的。

我国近代史研究中出现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割裂了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认为近代以来的中国革命是由少数革命家“制造”出来的，根本无所谓规律。这显然不符合历史实情。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华民族面临两大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由于反动统治势力不可能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因此前一个任务只能通过革命的手段来完成。这个任务完不成，完成后面任务所存在的制度障碍就无法扫清，国家繁荣和人民富强就成为空中楼阁。这也就是为什么近代以来的有识之士抛家舍业，流血牺牲，把最主要的精力投入到革命事业中去的原因。中国人民选择革命，完全是为了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这是近代以来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逻辑。其间有着不以任何人的意愿为转移的内在规律。历史虚无主义却无视这一事实，坚决否认历史有“规律”，从而否认历史有必然性。在他们看来，历史即使并非文本，但毕竟由人创造，因此不可能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对于“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意义，语言学家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和考证，但我们理解的历史规律是指人类总体上存在着不依照人的主观意愿、欲求、计划却一定会发生的事件、现象或趋向。历史现象有偶然性，但不影响规律的普遍性。这是客观必然性和规律的基本内涵。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与发展，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也有一定的客观性，但由于它们与衣食住行的关系远了，间接了，这种规律性和必然性的形态、样式就更为复杂了，也远不及经济领域和生产工具领域那么确定、明显。也就是说必然性看起来不那么“必然”。

当然，在理解历史规律性时，我们不仅要考虑历史现象、人物和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受制于时空、条件和环境，还要考虑它们在多大程度上是偶然的，是由于个人主观的思想、品格、信仰、意志和情感等原因造成的。这是一个十分复杂而重要的问题，很值得研究。比如某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影响其发生的具体因素分别是什么？它如何产生？如何展现？它们今天还是否存在？作为该事件的必然因素在当时和今后怎样？是否可以有不同的引导方向？所有这些问题都需要通过“必然与偶然”这一历史课题进行探讨以获取经验和认识，在此我们不能停留和满足于“宏大叙事”。人一方面主动创造历史，同时又被历史规定和制约。即使在最自由的文化领域，莎士比亚也不可能出现在原始社会，如同今天不可能有屈原、杜甫一样。因此不能把历史事件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所有事件，都一律解说成必然的和不可避免的。恰恰相反，必然和偶然的关系，它们在结构中的地位，才是问题的关键，才是历史研究的主题和核心，而所有这些都包含在历史唯物论的范围之中。

图83　《史家与史学》

人类历史总体上的规律性与历史参与者应当有的主观能动性和责任感并不矛盾。追求和服从真理，简单说就是人必须按世界的本来面目和尺度去认识和改造世界；追求和创造价值，则是人作为主体的权力和责任，人按照自己的尺度和需要去认识和改造世界，以实现人的生存和发展。可见真理和价值本身就是人类实践、劳动的内在尺度，追求真理和创造价值作为实践和劳动的基本内涵就存在于人类的活动中，而不是在它之外或之后的某个附加产品。人类的历史已经向我们表明在人类健康正常的活动和发展中，真理与价值之间必须而且能够实现统一。事实上，正是通过它们之间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及其不断发展，才有今天的人类文明和未来的人类解放。因此，我们不能以历史规律为借口而放弃价值选择和责任承担。人一方面被历史规定和制约，另一方面又主动创造历史。有客观根据的美好理想要变成美好现实，离不开我们审时度势，与时俱进，因势利导。因为历史规律并没有为我们规定一个不管我们怎样选择都注定会达到的先验目标。认识到我国改革开放处在关键时期，强调“我们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是我们党吸取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得出的重要结论，充分表明我们党是一个成熟的党、负责的党，其水准和境界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无法理解的。

图84　《民国人物过眼录》

图85　《开卷有疑——中国现代史读书札记》

图86　《晚清的士人与世相》

图87　《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曾国藩、李鸿章及其时代》

中国古代史学家把“直笔”的品性和“实录”的风格视作最理想的目标。其实，“直笔”、“实录”是以史学家独立的批判精神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联系在一起的。真挚、良知是“直笔”和“实录”的基础。而勇气是实践真挚和良知的保障。在选择、加工、解释历史事实上，在揭示历史本质、叙述客观历史方面，史学家的笔下波澜中应深深凝聚对家园的真挚之爱，对人类的正义之感，对人民的热情歌唱。通过对人民生命活动的一次又一次感受，一次又一次提炼，一次又一次升华，来展示历史所具有的人性力量。

四、历史价值与历史评价

历史虚无主义的一个观点就是否定历史的连续性，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可以分割的片断并对片断作出符合自己当下需要的评价。事实上，历史事件既在同时态的情境中发生，又构成了历时态长链的一环；只有在这种纵横关联中，我们才能确定一个历史事件的意义和价值。这种意义和价值不是“古为今用”意义上的工具价值，而是目的性的，指向历史活动本身。而古为今用、鉴往知来曾经是绝大多数史学家研究历史的目的，至今仍然是历史的主要功能之一。以古证今者有之，以古鉴今者有之，以古喻今者有之，以古启今者有之，以古讽今者也有之。历史知识成为获取现实之果的大网，往昔的成败是今日成败的直接参照。这种做法，曾经出现在西方史学的古典时代，尤其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传统中一条被加重加粗的脉络。司马迁、班固、刘知几、司马光、王夫之、顾炎武、章学诚等人就是坚定的“古为今用派”。但是仅仅侧重于“今”还是不够的。生活在今天的史学家，作为历史评价的主体，需要摒除的是简单化的借鉴意识，需要培养的是深沉的珍惜历史的意识。这里，有必要澄清历史本身的价值和我们对历史的评价之间的关系。

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我国部分学者对历史价值和历史评价的关系问题存在认识上的偏差，他们认为历史本身无所谓价值，只有在现代人的评价中历史才有意义。而历史评价只能以当下的社会现实和时代的要求为标准。因为历史评价需要回答同时代人的难题，回答他们的困惑、焦虑和渴望。人们之所以要不断努力去认识历史，并不是要去穷尽所有细节，而是力图去追随、去认识不断变化着的现实。我们的现实来自于历史，而历史本身又恰是现实的不断累积，现实的不断变化把历史总体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把历史对现实的各种制约和影响逐渐显示出来。变化着的现实之所以要求人们不断重新认识和评价历史，原因概在于此。乍一看，这样的立场不无道理，事实上在史学研究中，史学家的现代意识确实会影响到研究对象的选择和资料取舍，这种选择和取舍使史学家获得一个广泛而鲜活的现实文化基点。只要这种自主性是以尊重历史为基础的，而非一味迎合现实需要，那么它还不至于瓦解历史。但仔细分析，以今天的需要和条件来评价历史往往有失公允，也不免偏颇。一个具体历史事件的是非对错，是否应该发生，应该由谁负责，只能根据这个事件多方面的联系和在更大坐标轴中的位置来确认。在这个问题上既不能跟着感觉走，也不能是今人的想当然，而应当有一个客观的价值标准。

图88　《历史的观念》

图89　《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

历史虚无主义提出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主张，认为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把一切革命斗争说成是“疯狂和幼稚”。为了否定近代史上的革命斗争，一些人还故意把革命与现代化对立起来，宣称要用“现代化史观”代替“革命史观”。而经过这样所谓“范式”的转换，近代史上的改革和革命便成了制造社会动荡、破坏经济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力量。这些主张的最大错误就是割裂了历史的连续性。按照这种片断的历史观，我们就无法肯定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中的革命成分及其所具有的合理价值。事实上，在早年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李大钊先生曾十分强调“大同团结”的重要性，他在一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同时，特别着重宣传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他以“互助”、“协合”、“友谊”、“人道”、“改造人类精神”作为改造社会组织的互补剂和双行道，使社会主义革命和斗争具有某种伦理性质，并且将这种双行和互补建立在下层人民的劳动基础上。阶级斗争与劳动基础上的互助合作相结合，这才是李大钊所理解和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又是与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也确实是把这三者相提并论的。他们所欢迎、接受、传播、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没有一个所谓的理论准备阶段的。这与俄国曾经经过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多年介绍、翻译、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开始就是作为指导当前行动的直接指南而被接受、理解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初所展现的便是这种革命的实践品格。

今天的学者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内容非常丰富，涵盖的领域也相当广泛，但由于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刚刚起步，无产阶级的力量非常薄弱，连可以进行宣传鼓动的厂矿企业都少得可怜。虽然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时都介绍剩余价值学说，但仔细阅读当时的文献就能发现，他们介绍的重点，真正进入接受者头脑和心灵并直接影响其行动的，更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尤其是阶级斗争学说。而李大钊、陈独秀所接受的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又与列宁坚决反对第二国际的议会道路直接联系在一起。不走社会民主党的和平道路，而走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暴力革命道路，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现实斗争道路的自然又必然的选择。而这也决定了他们所接受和理解的唯物史观总是与激烈的阶级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用李大钊的话来说，马克思关于过去（历史观）、现在（经济学）、未来（社会主义）的理论，都由阶级斗争这一条金线联系起来⁽²⁵⁾。总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要是以其唯物史观中的阶级斗争学说为主要内容的，它也是这样被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理解和奉行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²⁶⁾这样斩钉截铁的论断如果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联系起来思考，就不会觉得是空穴来风了。我们应当正视这样的历史事实。这些话虽然不能充分概括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毛泽东本人对唯物史观的全部看法，因为阶级斗争并不直接等于唯物史观，唯物史观也远不只是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作为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内容，数十年来对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来说确实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共产主义作为唯物史观的未来图景，提供的只是革命的理想和信念，阶级斗争作为唯物史观的现实描述，才既是革命的依据，又是革命的手段和途径，于是它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根本的理论学说和观念。

图90　《李大钊史学思想研究》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背景下建立的。紧张的政治局势和严峻的民族救亡斗争使得早年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主客观上很少能有足够的条件来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只能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在必要的斗争实践中。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革命性在当时的具体体现。在日益紧张的社会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在日益加剧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状况和政治斗争的分析论证，具有比其他理论学说更有说服力的深刻性。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即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来研究实际生活的结果。由此看来，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中国的道路和命运确实并非偶然，它并不完全取决于个别人的意志和倾向。明确了这一点，了解马克思主义早年传播中的实际条件限制和客观形势，我们就不会像历史虚无主义那样否定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对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考察，不能离开“我们党是一个勇于追求真理、修正错误，善于总结经验、不断提高自己的党”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鉴往知来和珍惜历史应该有机地统一起来。文德尔班所强调的栩栩如生的历史是我们实现文化传承的非常重要的载体。

图91　新青年载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

五、历史实践与历史教育

各种不同层次的虚无主义还否认历史的实践性问题。我们既是历史的认识者，也是历史的实践者。除了在理论上弄清楚历史虚无主义的内涵、本质外，我们还必须正视这种思潮存在的现实基础，认真反思造成历史虚无主义的原因。客观地说，对大中小学生传统文化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宣传，教育部门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但是，拆解中心、拒绝规律、游戏化和无主体化的倾向，在青少年生活中还是大量存在。反映在价值观上就是一种“什么都行”的态度和立场。作家梁晓声就“无厘头”文化对中国大陆尤其对大学校园的影响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评价，他说在香港，周星驰的电影看过就看过了，回过头来年轻人还是接受大学文化。但是为什么在中国大陆，校园里呈现一片“无厘头”文化呢？这才是大家感到极为困惑的，而且扭转这一点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无厘头”现象与手机短信、网上聊天的俏皮、娱乐一起构成一种文化泡沫。这种泡沫看起来很美，有意思但缺乏意义。

我们不是简单地否定文化的娱乐功能，而要分析娱乐消费中民族文化和意识的提升问题。语重心长的交流如何不被鄙夷为陈词滥调？过来人的现身说法如何才能不被误解为摆资格、端架子？民族文化中宝贵的真知灼见如何才能不被轻易地搁置一旁？这些问题都呼唤历史教育方法的更新。我们可以在历史材料的取舍上开阔视野；可以兼顾受教育者今天对历史的期待和需求；可以从经济史、科技史、文化史、社会史、民族史乃至口述的各种历史入手，把“宏大叙事”与“精细节目”结合起来；还可以在语言表达上多下功夫。中国古代史书不仅记录史实，而且也是文学上的范本。司马迁放弃对单纯叙事的执着，得到了具有开创意义的全新体例的纪传体形式，得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境界。西方史学界有许多著名学者甚至不惜笔墨和精力进行历史通识教育，语言优美，赏心悦目。表达的问题不重视，历史叙述的通俗化问题不重视，停留在三段论式的背景、事件、结论模式，结果只能使历史变得苍白、无力、不忍卒读。

图92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

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同时，也需要自问：我们的历史研究中是否不同程度地存在这样或那样的毛病。在历史的继承性研究和阐述上，我们需要摒弃“一根筋”思维和简单化逻辑，防止“好人一切都好，坏人一切都坏”的幼稚病。在批判历史虚无主义的同时，也要认真思考一下我们自己是如何从事历史实践活动并记录这一活动的。如果我们也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不能比较客观地对待历史，实际上就是把一个又一个解释真实历史的机会拱手相让给历史虚无主义思潮以话柄和空间，更无力阻止历史虚无主义与和平演变交相作用、相互裹挟。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历史观既是一项理论任务，更是一项迫切的实践任务。

图93　《中国大历史》

图94　《关系千万重》

近年来，一些作家和名门之后创作了不少或纪实或虚构的作品，中间都或多或少地涉及中国共产党执政前后的历史陈迹。党派之争、性命较量、风雨人生在他们的笔下都有曲折的反映。在此背景下，不妨更深入地对我们党的历史进行细致具体的梳理，使一些曾经被掩盖、误解的内容逐步实现“能量释放”。采取积极主动的方法稳步提升党史的“保真度”，有效维护党的形象。与此同时，可以选择一批适合用作通识教育的史料充实到大中学生的教材中。

目前，中小学的教科书由于部门利益垄断的干扰，历史观教育的地位受到较大影响。教育部门一定要认识到历史教育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重要性并从落实教材的高度作出具体规划。而在大中学生中间，则可以从手机短信、网上聊天入手，认真开展珍惜历史的教育。增强青少年对历史、对祖先、对前人的敬仰与敬畏之心。此外，还应对大众传媒领域的历史意识教育进行认真规划，真正落实正确舆论的引导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