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意识的思考和启示

第一部分　“无厘头”新生代：关于历史意识的思考和启示

一、“无厘头”现象和“无厘头”新生代

今天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常常被称为“无厘头”新生代。他们不用像20世纪80年代的“潘晓”那样思考“为什么人生的道路越走越窄”。更多关心的是“如何生活”，喜欢的是“怎么都行”。

只要说起“无厘头”，就不能不谈周星驰。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周星驰就是“无厘头”的代名词。其实，“无厘头”文化应属于后现代文化的一种，特点是及时行乐，无深度表现，破坏秩序，解构正统等等。“无厘头”在广东话里的意思是指一个人做事、说话都不合常理，不按规律，令人难以理解，其语言和行为没有明确的目的，粗俗随意，莫名其妙。直到20世纪90年代，“无厘头”才逐渐转变为以周星驰为代表的一种喜剧电影的专有名词，也许是周星驰赋予“无厘头”这个词语新的含义并使其广为传播。如今，“无厘头”已成为新生代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的重要特征。早年周星驰在电影里尝试突破常规，破旧立新，但在香港人看来，他的表演只是瞎胡闹，入不得主流，因此冠其名曰“无厘头”，这也是为什么周星驰不喜欢别人说他“无厘头”的原因。但随着周星驰对这种特殊演绎手法的逐渐完善并自成一家，社会大众也从拒绝、排斥转变为认同和欣赏，周星驰因此也迅速走红。他这种特殊的演绎风格终被确认为“无厘头”。但是，这时候的“无厘头”已不再有贬义色彩，反而成为一种特立独行的新风尚。

这种新风尚具体表现在周星驰的电影中就可能是以下情形：在警匪枪战时，作为特警的周星驰在子弹呼啸而过的时候还悠闲地嚼着泡泡糖，拿出镜子梳头发，而他的身后居然背着一把特长的铁锤，最后用铁锤将匪徒砸倒。这些镜头在传统的电影里是根本看不到的，在传统电影里大概只能看到男主角很严肃的看着前方，一本正经地交代任务，然后紧张地射击，最后至多来一个用嘴吹枪管的潇洒造型。周星驰则完全将传统颠覆了：电影就是电影，电影也可以不是电影，就是这么戏剧化却也不失真实——谁规定枪战的时候就不能嚼泡泡糖呢？这既可以说是夸张，也可以说是一种心态。现实世界究竟是怎样的，是严肃？是活泼？是疯癫？还是戏剧？其实都完全取决于每个人不同的心态。“无厘头”们可能相信有鬼神，但他们的世界中绝对没有那个叫“上帝”或者类似上帝的人物，所以更谈不上什么崇拜和信仰，如果有，那一定是他自己。换句话说，“无厘头”们更注重自我意识和自我感受，在他们心里，自己最大。“无厘头”追求的是一种感受的自由，一种主观不受约束的状态，一种基于解构的随心所欲。他们追求的是快乐和轻松，因此，所有会给他们带来痛苦的因素都要被消除，所有令他们感到沉重和压抑的东西都要被排斥，这些具体表现为两个特点：反叛和解构。在INTERNET时代，“无厘头”在网络上的传播比电影还要疯狂和猛烈。大量周星驰电影中的台词成了网络聊天的流行语言，各种“大话”文章在BBS中广为传播。不但如此，网络上还诞生了大量原创的“无厘头”幽默网文和“无厘头”搞笑Flash动画。这使得“无厘头”在文化娱乐方面似乎显现出花开处处的景致。

不难看出，这中间就包含拆解中心、拒绝规律与逻辑、游戏化和无主体化的倾向，对真理和唯一持一种调侃和嘲弄的立场，以搞笑的方式掩盖对严肃问题的思考。反映在价值观上就是一种“什么都行”的态度和立场。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和价值取向并非空穴来风，它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术界和思想理论界不同程度存在的相对主义、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有着间接却深远的关系。在学界与“无厘头”之间，存在广泛的传媒空间，那里，轻视、抹煞、曲解、调侃、讥笑历史人物见怪不怪；任意裁剪、主观臆测、割断历史更是司空见惯；取其一点，攻其一点，无中生有，捕风捉影也屡见不鲜……总之，历史真理、社会信念、优秀文化传统在这个空间成了一个可以任意打扮的小姑娘，久而久之，人们对历史、对祖先、对前人的敬仰与敬畏之心也就随之失去存在的根基。

“无厘头”现象某种程度上形象地阐释了历史虚无主义的价值立场。假如任凭这种倾向持久、广泛地影响新生代，那么所谓历史真理就成了空中楼阁，优秀文化传统的绵延发展也就成了一场游戏一场梦。

作家梁晓声就无厘头文化对中国大陆尤其对大学校园的影响有一个值得注意的评价，他说在香港，周星驰的电影看过就看过了，回过头来年轻人还是接受大学文化。为什么在中国大陆校园里呈现一片无厘头文化呢？这才是大家感到极为困惑的，而且扭转这一点要费九牛二虎之力，效果也并不好。凡男孩子，除极少数还能看到庄重行为，差不多都好像流水线上、复印机上出来的一样，行文为人都是周星驰式的。由此可见，中国一些特殊的文化现象并不是世界性的，“无厘头”就是其中之一。它与手机短信、网上聊天的俏皮、娱乐一起构成一种文化泡沫。这种泡沫看起来很美，有意思但缺乏意义。不是说文化不能有泡沫，美国人制造了大面积的娱乐文化，引领全球娱乐文化时代。但我们不难知道，美国人不只在那儿娱乐着，无论怎样娱乐，他们的智商并没有降低。可能恰恰在娱乐的过程中，其文化和意识还在提升。但另外一些民族可能是在快乐的过程中仅仅被塑造成了只会娱乐的动物，文化的其他元素散失掉了。这是我们应当考虑的问题。

有人说，每一代人都被他的上一代人所不满，但最后还是接了上一代人的班，完成历史赋予他们的使命，以至有资格来批评下一代人。为下一代担忧，为新生代担忧，实在是杞人之忧。每一代人都会有他们自己的问题，但不能看得太重，最终要靠他们自己解决问题。如此说来，我们应该相信新生代、相信时间？鲁迅先生曾经谈到：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论？有醒着的、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此外还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进的。醒着的、前进着的固然难能可贵，但不要因此忽略、排斥其他青年。如此说来，我们是否要设身处地地去理解：醒着的、前进着的是少数，而昏着的、躺着的、玩着的构成青年的大多数？他们的“无厘头”方式应当受到尊重？豪迈狂放、任情任性是青春的必要？问题接踵而来。在此，我们必须有自己的评价尺度，必须确立价值判断标准，必须让新生代口服心服地明白：绵长岁月中总有某些东西恒久不变而永葆蓬勃生机。历史真理、社会信念、美好和善良的心灵就是其中闪亮的部分。语重心长的交流如何不被鄙夷为陈词滥调？过来人的现身说法如何才能不被误解为摆老资格、端臭架子？民族文化中宝贵的真知灼见如何才能不被轻易地搁置一旁？所有这些，都需要我们确立科学合理的历史观和价值观，并认真思考传达中的艺术性。要从潜在危害上认清“无厘头”现象，有必要认真剖析历史虚无主义的错误立场，对历史事实、历史真理、历史价值及其内在联系进行深入分析。澄清一些容易混淆的概念和理论。理论不彻底，就不能说服人。

二、“经济决定论”、新历史主义及其他

也许“无厘头”现象与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没有直接的联系，但要说清楚这种现象背后的思想渊源，我们不妨从时下对“经济决定论”的非难说起。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科技——生产力——经济越来越大规模地决定、控制甚至主宰人们日常生活以及政治、文化等等，而且几乎一切都商品化的今天，反经济决定论却成为最时髦的语言，大肆鼓噪的却是西方的文化批判理论和后现代理论，与马克思、恩格斯和第二国际不同，自第三国际、左派马克思主义以及今天的“批判理论”和各种文化左派，都极少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包括现代科技在经济中的意义、位置和作用做真正仔细、系统的研究，反“宏大叙事”、反普遍规律倒风行一时。而“新历史主义”就是这种后现代反经济决定论的标本之一。

那么究竟什么是经济决定论？应该如何理解经济决定论？这些问题存在许多误解。要说清楚经济决定论，必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现实社会的生产和再生产”和“人类器官的延长”。前两者说到底就是在讲人类的衣食住行，后者在讲生产工具。这些内容作为历史，具有绝对性质。衣食住行、物质生产对人类生存的绝对意义，却为许多学者轻视、忽视甚至蔑视，也就是说他们无视基本的史实。当然由生产工具的变革所带来的历史性变化，每一个具体文明在发生和发展的过程中，生产工具以及科技在生产方式的结构中以及生产结构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究竟处于什么地位、能起多大作用和占多大地位，需要历史学作实证的具体研究。这是一般的哲学观与具体学科实证研究的区别所在。不能简单地用生产工具——科技来直接、单向度地解说经济形态及其发展，当然更不能直接用来解说政治和文化。所以所谓的衣食住行和生产工具方面的史实，所谓的“经济决定论”，只是就人类总体生存发展的存在也即从千百年的历史鸟瞰角度而言，它只是哲学提示，并非可以直接搬用的教条。在具体的历史行程中，它常常只是社会变更的必要条件而远非充分条件，与其说是“经济决定论”倒不如说成“经济前提论”。这个前提的作用在今天应该看得越来越清楚。科技对今天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及延长寿命的地位、作用、价值越来越重要。

而新历史主义这样一种后现代思潮干脆不承认有所谓最后的实在，将历史直接归结为文本。文本当然取决于叙述者、解说者的自觉或不自觉的意图、理解、认识和偏见（从一般的误会、误解到严重的意识形态的扭曲），所有这些又都在特定的时代——社会的权力话语的支配、影响之下进行活动的，历史始终是被人写下来的历史，而人是在权利和知识支配下进行活动。这里当然没有客观经济法则的地盘，也没有客观所指的历史，一切均是人为的编造。为数代中国革命知识分子一度奉为圣经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是一本实实在在的说谎大全。其实中国古代帝王也有过类似做法，从李世民到乾隆“圣明天子”都做过删削篡改史实的事情。文本是由人写的，甚至包括各种实物、遗迹，也都由后人在不停地解说着。任何历史只是当代史，都被“当代”的权力话语所驱使，有的自觉和明显，有的不自觉、不明显。新历史主义突出并竭力推演的这一极端观念，在戳穿绝对的理性主义历史观所宣扬的价值中立、客观真理和科学研究的虚伪方面有好处，它至少提醒我们关于历史真相的问题不能简单对待，它强调历史即文学，是各种权力支配下的想象或虚构。这并非毫无道理。

有一位俄罗斯史学家分析苏联解体后史学研究所面临的种种困难，对于我们了解上述现象很有参考价值。他说，苏式马克思主义史学破产以后，俄国只剩下一片“哲学的空白”（aphilosophical void）；现在许多人竟顺手乱抓一切荒谬的东西来填补这片“空白”，从神秘主义、“旁门左道”，到侵略性的沙文主义都大为流行。苏联的崩溃诱发人们操纵历史记忆的需要和思古的情绪，其结果是对历史的建构流入随心所欲而且往往出人意表的境地。思想的自由竟变成了不负责任的恣纵；人们在旧神话的残骸上又编织了新神话。这位史学家也希望通过史学研究以重建俄国的文化价值。因此他特别强调“从内部研究历史”的重要性，更强调史学家必须同时对他研究的对象和他所寄身的社会负起严肃的责任。

但新历史主义由此完全否认任何真相和客观性，认为一切都是文本游戏，所谓历史不过是不同文本之间的竞争和选择，这显然又是错误的和站不住脚的。从最基本的层面来说，人类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并非虚构，也非文本。历史的主要部分本就是那些衣食住行和日常生活的记录和记述，为保存经验，巩固群体，传之后代，归根到底还是为了衣食住行。尽管世代存留的实物、遗迹会被不断解释和解说，但毕竟不可能被文本全部淹没，即使是想象和虚构也不可能随意飞翔。相反，各种文本总是围绕着特定的历史实物进行科学的、伦理的、审美的、意识形态的描述和解说。奥斯维辛集中营里留下来的鞋子、头发、假牙毕竟不是否认纳粹大屠杀的文本所能推翻的。这些劫后遗存恰恰说明：历史并非文本。文本无法取代史实。只要人类存在，历史最可靠的依据，仍然是这些生产——生活工具所标志出的人们经济生活的遗物。其上的政治体制、文化特征、宗教信仰，文本的编造性和虚幻性的比重，显然要沉重得多。所以，新历史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其他“主义”一样，最喜欢在文化和政治文本上做文章，关于经济——即人民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的历史却总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有的甚至视而不见。其实，这恰恰是带不过去的，因为经济是基础，既然是人类生活的基础，当然也就是历史的基础。新历史主义和其他的现代好些别的流派和思潮都坚决否认历史有所谓的“规律”，从而否认历史有所谓的必然。他们说历史即使并非文本，但毕竟由人创造，因此不可能存在所谓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这是今日中外历史学的主流或强音。我想我们似乎应仔细分析“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是何种意义上的？当然语言学家会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和考证，但我理解的历史规律性是指有没有不依照人的主观意愿、欲求、计划却一定会发生的事件、现象或趋向。这当然是就宏观而言。恐怕还是存在的吧？首先，人为了生活，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就具有某种客观普遍的规律性质，当然不能排除有某个群体或某个个人为了某种崇高目的不吃不喝，牺牲生命。但就人类总体而言，毕竟这样的行为是非常态的。规律总有例外，但不影响其普遍性，因为所谓普遍必然性也不过是客观社会性。也正由于与人民大众的衣食住行和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今天以科技为动力的社会进程和市场经济以不依照人的意愿为转移的速度前行。即使许多人抱怨今天的物质文明，非难现代文明所带来的种种弊端，但真正乐意回到茹毛饮血时代的人毕竟不多。这就是所谓客观必然性和规律的基本内涵。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与发展，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也随之发生变化，这也有一定的客观性，但由于它们与衣食住行的关系远了，间接了，这种规律性和必然性的形态、样式就远为复杂了，也远不及经济领域和生产工具领域那么确定、明显。也就是说必然性看起来不那么“必然”。因为人是主动创造历史的，这种主动性和创造性，既体现在经济生活中，又体现在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的各种活动中，而后者的自由度更大，这正是为什么帝王将相和政治史、文化史在传统史学中占据显赫地位的缘故。善于抓住时机，看准当时当地人们生存生活需要而进行改革，从军事大事到小小发明，从起义革命到创制某种作品，从英雄圣贤到文人墨客，都可以大显身手而载入史册，或流芳百世，或遗臭万年，这不就是被书写着的历史吗？当然这方面，文本的自由度很大，新历史主义讲的那一套便有其合理处和真实处。因为在那些领域，各种偶发性占据统治地位，解释的自由度极大，各种记述常常是半真实半想象。就历史有其真实性一面而言，这里的根本问题是偶然和必然的关系问题，即任何历史现象、人物和事件，其主动创造历史的成就和失误，到底多大程度、多大比例是必然，即制约于时空、条件和环境而出现，多大程度上是偶然，是由于个人主观的思想、品格、信仰、意志和情感等原因，是一个十分复杂而重要的问题，很值得研究。比如某个具体的历史事件，影响其发生的具体因素分别是什么？它如何产生？如何展现？它们今天还是否存在？作为这个事件的必然因素在当时和今后怎样？是否可以有不同的引导方向？这些就是应通过“必然与偶然”这一历史课题进行探讨以获取经验和认识的问题，而不是以“必然通过偶然出现”之类的公式来论证其合理性和必然性。人一方面主动创造历史，同时又被历史规定和制约。即使在最自由的文化领域，莎士比亚不可能出现在原始社会，如同今天不可能有屈原、杜甫。英雄和圣贤是应该承认的，但不可能完全是英雄造时势。因此不能把历史事情包括衣食住行在内的所有事件，都一律解说成必然规律和不可避免，恰恰相反，必然和偶然是什么关系，在结构中各占什么地位，才是问题的真正所在，因为所谓必然与偶然在事件中所占的比例、成分、结构是并不相同甚至大不相同的，这才是历史研究的主题和核心，而所有这些都包含在历史唯物论的范围之中。这些听上去像老生常谈，却依然重要。

上述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其实与理性主义认识论有着内在联系。而新历史主义那样的后现代思潮恰恰是反理性的。普遍必然、价值中立、客观真理是理性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准则，按照这一逻辑，天赋人权、独立个体、社会契约等等，仿佛是无需证明的先验准则。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理性高居万物之上，甚至越过人类本身。康德的先验理性，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就是例子。马克思的历史观也可以认为是从这一理性主义思路上走来的。今日罗尔斯所强调的伦理规则，仍然可以认为是这种理性主义潮流的绵延。理性主义与现代科技的迅速发展、社会组织、科层机构的日益细密、政治制度的工具化等互相推动和促进，使工具理性主宰、控制着现代人类社会各个方向，并且浸润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于是也就产生反对这种理性主义的反理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作为理性主义的解毒剂，这种反理性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恰恰成为现代化进程和建立、巩固资本社会的必需品。理性主义和反理性主义相反相成，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斗争、相互补充，以共同构成资本社会或现代化进程的思想基础和前进动力。但到今天为止，理性主义仍然占据主要地位，对抗、革命和解构仍然只是造成动态平衡。尽管相对论、量子力学和混沌理论似乎与后现代的相对主义、不确定性、约定论相关相似，尽管真的有一些后现代论者将这些自然科学观念或成果强行拉入后现代反理性主义的范围，尽管科技创造作为心理的自由想象不能列入理性范围等等，但就任何自然科学和技术工程来说，都包含必须经过严格的逻辑推理程序和实验验证过程，其整体仍然是理性和理性主义的。人际世间的现代社会结构、组织、行为和规范，甚至包括好多反理性主义的论说和著作，也仍然只能通过理性的秩序和逻辑来表达和言说。后现代倡导此也一是非，彼也一是非，并无所谓真正的是非，一切不过是在权力下的知识，充满相对性和特殊性。理性主义所构造的真理、客观和普遍必然，不过是假、大、空的宏大叙事，只有走向诗意的语言栖居，才能获得真正的个体存在的家园。这些内容确实对个体的精神存在产生极大的冲击和震撼，但这种冲击和震撼实际上并不真正摧毁、打碎理性，后现代不是去摧毁和否弃理性，而是补充、解毒理性。作为对现代的反思、补充和解毒，后现代主义始终处于次要和必要的地位，可以作为今天社会发展的新动力。但是，一旦反理性主义成了主导方面，影响控制整个社会的物质统治时，便极有可能走入纳粹和“文革”等灾难。理性也可以充当这种工具，如纳粹杀人的高效率性，文革时煽动情感的理性理论等。所以，将后现代观念搬进目前大部分地区、情况尚处于工具理性远未成熟的前现代状况的中国，确实需要特别小心，至少应当注意：在输入强调“颠覆”的后现代理论中注重“重建”。

所谓历史其实有两种含义，一种是指相对性和独特性，也即在特定时空环境条件下的产物（发生或出现），另一种是指绝对性和积累性，也即人类经验及其意识、思维的不断承继和生成。说人是历史的产儿，同时具有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更注重前一个方面，后一个方面其实不能忽视。人类正是通过各地区各文化传统亿万人群的有限性、相对性和独特性来获取积累性、普遍性和绝对性。人类因之而对个体成员提供历史创造者的必要前提和条件，任何个体的创造性和独特性都是站立在历史这块基地上而不断开拓和升高的。所以，所谓理性其实是历史地建立起来的，理性的基础是合理性。强调历史的相对性、非确定性和非客观性，但又不是相对主义。因为它建立在人活着这样一个现实的基础之上，它仍然认为由这种相对性、不确定性、非客观性，经由积累却建立了人类共同适用从而被一致遵守的“客观社会性”，即所谓普遍必然性。

三、启示

绕了这么一个大圈子，好像在说与“无厘头”不直接相关的理论问题，但是就事论事有时候反而深陷其中。当然，说清科学合理的历史观与把这种历史意识生动形象地传播到广大青少年中去不是一回事。我们不能因为手中拥有某种理论武器就沾沾自喜，更不能简单地认为理论武器等同于物质力量和传达的直接有效性。历史意识其实就是现代意识，缺乏历史感的年轻一代难以开创现代性的事业。正因为如此，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无厘头”感官愉悦、释放情绪的同时需要强调历史意识和价值观导向。在我看来，至少“无厘头”现象可以给我们如下启示。

启示之一：对于健全的人和健全的社会来说，增强历史意识和创造新的意义都是必须的。正如尼采所说：无历史的和历史的对于一个人、一个民族和一个文化的健康来说同样是必要的。没有历史价值和政治智慧的继承，我们就会像原始人一样存在，可是如果我们不超越现存的意义，重新评估历史的价值，我们就不可能有历史进步。但是无论怎样人不可能摆脱历史，有的倒是历史的延续性及变迁以及历史意义的继承和扬弃的问题。

启示之二：历史意识和历史责任作为经典理性主义坚持的认识论和价值观在后现代语境中遭遇挑战并不奇怪。历史真理、历史意识、历史责任等本身也是历史地建构起来的，作为认识论和价值观，他们要发挥作用，赢得人心，必须有其实践上的合理性。换句话说，所有这些内容的基础就是活生生的实践。经受实践的质疑、重读、解释和反思本是非常自然的事情。如果经过“无厘头”们的搞笑和随意臧否，我们一直坚持着的历史真理和社会信念就溃不成军，毫无招架之力，那只能说明原先所坚持的特定内容本身确有调整和自我更新的必要。处逆境而弥坚，历生死而昂扬，那才是青年一代要认识和坚持的历史真理和社会信念。

启示之三：价值和真理本身就是相对和绝对的统一。偏激的相对主义也是望得到尽头的天涯路。一方面，如果价值和真理是绝对的、独尊的，它一向都应该由谁来审查和发布呢？霸主的宝座虚位以待，有幸可遇圣贤，若事不凑巧，很可能在魔鬼掌中。何况价值相对主义意味着——真理本来就是此一时也彼一时也，此一地也彼一时也，或时过境迁，或入乡随俗，绝难以一概全。西方有西方的价值思想，东方有东方的传统信念，凭什么要由你或由它说了算？另一方面，西方是谁？东方又是谁？西方有许多国家，若干亿人，东方也有很多民族，若干亿人，一国又有若干省，若干市和县，如此相对下去，只好每人一面旗，各行其是去吧。也许更合适的是这样的主张：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梦，每个人有每个人惬意的活法，本来就是别人管不了的事。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爱情，虽可能有失恋的苦果，但绝不容忍谁来包办一份“甜点”。但这样肯定不能长久通行。孤独的旗帜上早晚要飘扬起沟通的欲望，就算是玄奥的禅语，不也是希望俗众悟出其公案的含义？各行其是的人们，终于还会谋求合作，协作必须要有规则，而规则的建立难道能不依赖于价值的共识？正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我觉得也不必过分担心“无厘头”现象的长久蔓延，也似乎不必过分担心历史真理和社会信念会真正瓦解，需要担心的倒是我们宣传工作中惯性的导师意识和精神上没有足够依凭的优越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