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医学前进的史上，演到了清朝的一页，已将古方渐渐地推翻，而递嬗到“轻灵派”了，因为这时有叶天士先生创“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学说，于是他一辈子是“轻描淡写”，这在他的大著《临证指南》上尽可看到的。
后来吴先生鞠通出世，因为崇拜叶氏的缘故，将圣人张仲景的“六经学说”暂且撇开，并很巧妙地主张利用那“三焦论治”而成立了一部《温病条辨》，于是，中国如江、浙、皖、闽以至边远的各省，就相率地引用这些成方，师传其徒，父诏其子，因此形成一个“薄荷牛蒡”的世界！
然而，这些都是叶、吴的罪戾么？近今很有一部分人是这样抽象地固执地批评说，但是这些批评都已错误了！我们过去的一些诅咒和嘲骂，终究是太亏负他们了！这是什么缘故呢？因为那时叶先生正生长在鼓舞喧闹的姑苏，吴先生亦悬壶于南方偏中的淮阴，所诊皆王公贵人、富贾大商。这些人，却因为平时的养尊处优，食腹纵色，稍有不适，也不过是偶然的感冒、轻微的疲劳罢了。所以，风寒不需要麻、桂，至多不过荆、防、羌、独；不汗出而烦躁，用不着大青龙，仅以普通疗法取胜；遇着胸痞，正如叶氏所说：“如近俗之杏、蔻、橘、桔，具流通之品可耳。”诸如此类，不胜枚举，这全是环境关系，往往自然而然。
可是，从此我们大部分神经过敏的同志，既把这个主观看得非常错误，而又养成一个颠扑不破的惯例了。积日愈久，也好像只知有这样两部“金科玉律”，而将那“宝藏待发”的圣经——《伤寒论》竟就束诸高阁（或许没有看见）！他们的观念有五：（一）师徒互相传授，习惯使然。（二）《伤寒论》系属汉文，词简意奥，不如《指南》《条辨》比较容易批读，浅学者流，因此不愿寓目。（三）误解叶、吴学说，一意孤行，迷惘日深。（四）固执《伤寒论》原为古来学说，不能适合现实，避之如虎狼不啻。（五）现在病家心理，大都喜轻避重，一班狡黠的医师，因此乘机取悦，就是一两个明达之士，心欲发挥《伤寒论》效能，又恐遭人忌讳，相率裹足不前，外加之那些所谓“时方派”的大吹大擂，社会心理的逐日积压，所以遂使一部仲圣精英的读本，因此奚落的不堪闻问！我想，这倒不是叶、吴的作俑，好像还是我们误解了罢！
至于追究前人之著温病书者，也未尝把《伤寒论》丢在眼外。例如吴氏曾这样说过：“书虽为温病而设，实能羽翼伤寒；若真能识得伤寒，断不至疑麻桂之法不可用……”且开篇即以桂枝论治。周禹载氏著《温热暑疫全书》也说：“仲景于《伤寒论》中，温热森森具载，黄芩、白虎等汤，是其治也。后之学者，苟能引申此意，便可变化不穷，神明千载；不能细察其理，反执以为治伤寒之法，盍思本汤既无外解之功，又无内夺之力，圣人立法，果何谓乎……”其卷一、卷二、卷三并首述仲景正文。吴又可在其《温疫论》自述之中，又有下列记载：“仲景以伤寒为急病，仓促失治，多致伤生，因立论以济天下后世，用心可谓仁矣……”所以由此种种看来，他们虽然把伤寒与温病分成一条鸿沟，但其理论基础，大都仍建筑在圣人身上。其他如金元四家，以及清之论温热病者如王孟英、陈平伯、凌嘉六、薛生白、澹然子、戴麟郊、柳宝诒辈（以上诸公，限于笔者曾经见其作品而言），虽然思想各有所偏，或自狭于一家，然而他们的着眼立足之点，也可说从来没有违背伤寒。
再进一步说，《金匮》（前人与《伤寒论》并称；因仲圣原著《伤寒杂病论》合十六卷，金匮方论悉在其中，自王叔和编次，始分为二）确是一部主治杂症的矩矱；翻开了一本普遍通行的《医方集解》，所记载的《伤寒》《金匮》的方子，几乎占了整个的十分之四。这不是圣人伟大的一个证明吗？又如，自魏晋以后，虽然名贤辈出，但他们对于杂病的理论学说，实质能超出仲圣的遗训，究竟有几个呢？白虎、黄芩、承气、泻心等汤应用于我们的临床，似乎不见的时候还很少罢？周扬俊《二注玉函》自序所谓：“……其间推测病由，如六淫之气，七情之感，脏腑之伤，及汤丸之补泄，气味之缓急，罔不毕备……”这真是一个确切不磨的定评啊。
我们总括来说：全是我们自己错误了！我们既不得踏进仲圣的堂奥，又不能步趋前贤的天才，百余年来因袭着上述的因素，误解了一切的事实；因此，具有真正价值的许多宝贵的经方，也就是这样轻轻地放过了！这是多么可惜的事情呢？
但是，我们就这样任意地因循么？笔者以为，这是绝对不能的；因为柯先生韵伯曾那样愤慨地表示过：“仲景之道至平至易，仲景之门人人可入……”这样一个强有力的遗训，总要使无负于这个先贤的深心，这才是我们后人应尽的义务呢！所以我们应该上追圣人的典模，下尽各个的苦心，将《伤寒》整理成一有系统而具有科学化的学说，使整个有一个共同进取的标的。一方面要发挥经方的效能，使前面所说的那些人知道经方的功用，因而引起了他们研究经方的兴趣，使他们渐渐步入圣人的阶梯，造成了“家
户诵”的习惯，革除了从前一切的积弊，俾人人知道麻黄、桂枝之不宜避忌，青龙、白虎之急应取用，慢慢地走入“改进”的道路上来，这的确是未来的中医界一件唯一而伟大的工作呀！
江阴曹颖甫先生是海上的名医，这是谁都知道的。他生平工诗词而又长于丹青。对于医学的研究，则一宗圣人的遗法，一往直前，绝无旁顾。四十年来，以经方治愈的病人，我们正不知如何可以胜数！真可说是近代一个纯粹的“经方家”了。他先后有《伤寒发微》《金匮发微》两书问世，前者是演述《伤寒论》深层的意义，可以看作整理完成的某一部分；后者乃参入了他的治验，并附列了许多新的收获。例如，申明一物瓜蒂汤的所以疗治太阳中暍，瓜蒂绝不具有吐下的力量，不过使病者微汗即愈，别怀深识，诚能一扫前人的陈说（笔者按：《本经》与《心典》均言能吐能下；《衍义》虽明知水行皮中，而皮中者属表，惜仍随问敷义，而含糊曲解者正复如此）。他如言甘草粉蜜汤之粉为铅粉，不落赵以德注胡粉窠臼；蒲灰散之蒲为大叶菖蒲，一改尤在泾言香蒲之旧例；蜘蛛散之蜘蛛并无毒（诸家大都谓有毒），可以治狐疝之如神；蛇床子散本治阴中痒（蛇床子原具杀菌之功效，所以笔者常疑蛇床子散条的“寒”字或为“痒”字所错误，而“温”字作一“熏”字或“洗”字解，庶几于症、方皆符合）而温阴寒之坐药，当是吴茱萸、蜀椒丸等等。这样在发挥经方的功效外，实在又具有一些深切的创造工夫了。
不过先生为性很孤僻，往往视记录学验为不屑为，是以除这两部“前侔古人，后启来兹”的著述外，要求先生实录的人，这就很是难能的事情了。所好，现在先生的高足姜先生佐景氏，以数年来侍诊余闲的光阴，把先生平日的方案和学验，陆续地裒成了一帙，名之为《经方实验录》，于是从前大家所希冀所仰望的问题，将给我们一个圆满的解决！
但是，这其间决不是曹先生单纯的学验和方案，因为除曹先生的学说将永远留给后人仰慕外，姜君曾鼓起了他的“纵横矫健”之大笔，那样很详确地敏捷地加入他的“按语”了。而这“按语”也决不是肤浅平凡的“附作”，试看本书未出版前发表于各大刊物的一部，是怎样的令人钦佩呢？例如桂枝汤证其四按内，他对于桂枝汤之研究，解释桂枝汤和他条白虎汤、桂枝白虎汤、大陷胸汤等的真际之药理，是多么的简括而透彻，多么的耐人寻味啊！他如详述服药后之反应，使读者见之可获知“左右逢源，触类旁通”之妙处，以及对事实能旁敲而侧击，对说理能反复以推详，这样使曹先生的深理与奥义，益发跃然于吾人之目前，其功岂下柯氏之阐发圣意而成为《来苏集》，尤氏之注疏《金匮》而作成《心典》吗？
总之，我们对于本书要有深层之认识，进而精究于曹氏之前著。我们要无负于古人之劘心，要无负于曹先生之渊博，要无负于姜君之精探。希望继本书而行世的关于进窥经方之医籍，要不断地表见着，这是有期于现在和未来的同志的！
一九三六年岁暮东皋后学姚世琛于病中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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