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肃史前文化之谜及思考

第一篇　甘肃史前文化之谜及思考

甘肃地处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交会之处，是古代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流融合的文化地带，是中国远古人类的主要聚居地和古代农业的主要发祥地之一。解读甘肃史前文化之谜，可以发现其中蕴含着的大量中华民族发生、发展的文化信息和密码。

甘肃境内保存着极为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址和人类智慧奇观。据有关资料，全省馆藏文物40.7万余件，现存地上地下古迹1.3万多处，其中1000余处史前文化遗址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及姿态万千的多民族文化历史。甘肃新石器时代文化以丰富的彩陶为特征，大地湾遗址、马家窑文化遗址、齐家文化遗址等多处出土的数以万计的古朴凝重、形式多样的彩陶，使甘肃成为举世闻名的“彩陶之乡”。从大约8000年前、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彩陶开始，经历仰韶、马家窑、齐家、四坝、辛店、沙井等不同阶段，延续5000多年，形成一部完整的彩陶发展史。尤其是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达到了彩陶艺术的巅峰，代表着中国彩陶艺术灿烂辉煌的成就。

甘肃省因为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几乎贯穿了中华文明产生、发展、壮大、鼎盛的全过程，有着非常丰厚的文化积淀。换句话说，甘肃深厚的黄土层中蕴藏着华夏先民在历史时空中匆匆而过的足迹，在丰富多彩的古代文物、传说、建筑、古歌、舞蹈、绘画、宗教、民俗等等各种不同类型的承载形式中，蕴藏着解开中华文明之谜的密码。以前，当我们每每论及“文化积淀”时，基本上都局限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而有文字的历史在人类产生、发展的久远长河中只是很短一段。可以肯定地说，漫长的史前文明为中华文明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甘肃大地上有很多史前文明遗址。根据大量考古发掘文物证明，远在20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甘肃就有远古人类生息、繁衍，至今仍然存活着的民间传说、风俗民情等文化现象也忽明忽暗地印证着史前文明的发展脉络，如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导九川”，其中有六条河就在甘肃境内，即弱水（今张掖黑河）、黑水（今酒泉疏勒河或党河）、黄河、漾水（今西汉水）、岷江和渭河。我们在不断探求人类文明的脉络，而先祖们的智慧之光，则激发我们向历史深处凝眸，发出这样的疑问：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我们如何出现在时空坐标中，又如何刻画着自己的生命坐标？

一、古生物时代：人类远祖“韬光养晦”

目前，人类能够“看”得最远的时空，应该是远古生物时代。以我们现在的认知水平作出的判断，那个时代的霸主是称雄地球长达1.6亿年、充满着传奇和神秘色彩的恐龙。恐龙最初是怎样诞生的？如何在演化过程中形成类别多样、躯体庞大的古怪模样？为什么又在距今约6500万年前全部消失？这些问题仍在研究之中。一些推断似乎靠近历史真相，更多的还有待进一步证实。所幸，甘肃境内存在着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和植物化石，提供了一把把可能揭开这些古代谜团的钥匙。

第一把钥匙是完整清晰的刘家峡恐龙足印群。目前已经揭露的总计710平方米的岩层层面上，发现8类30组270个足印，这里面至少包括两类巨型蜥脚类、两类兽脚类、一类似鸟龙类和其他三类形态独特、尚未归属的足印。在同一岩层层面上还保存有恐龙卧迹、尾部拖痕及粪迹等，构成足印、卧迹、拖痕和粪迹共存的场面，非常独特。据专家研究，同一地点出现如此多样的食草类和食肉类恐龙足印，在国内尚属首次，世界上也极为罕见。附近地区，也发现了多处恐龙骨骼化石，为进一步研究恐龙类别、研究足印遗迹与造迹生物之间的关系提供了重要线索，也为研究恐龙生活环境提供了重要依据。

第二把钥匙是甘肃北山公婆泉地区。那里是一处大型中生代陆相盆地，出土了距今1.2亿年至8000万年的恐龙、鱼类、植物和恐龙蛋等古生物实体和遗迹化石。仅仅在盆地西南和东南边缘地带就发现9种恐龙化石及5个新属种：张骞丝路龙、马鬃山原巴克龙、大岛氏古角龙、马鬃山鹦鹉嘴龙和布林氏南雄龙等等。植物化石（包括大型硅化木）也十分丰富。通过解析重拟，可以展现1.1亿—1.5亿年前北山山地的壮丽生态环境！

第三把钥匙是临夏盆地的古动物化石。仅在位于该盆地的和政县目前已经征集到5700多件古动物标本，代表着近百种早已灭绝的哺乳动物，它们分别属于距今1500—1200万年的铲齿象动物群、距今1000—700万年的三趾马动物群和距今约200万年的真马动物群。其中，属于三趾马动物群的材料特别丰富，化石、头骨数量之多，不但远远超过了山西保德的三趾马动物群，而且也超过著名的最早发现三趾马动物群遗迹的希腊。

第四把钥匙是黄河古象。这种象的学名叫黄河剑齿象，1973在甘肃合水县板桥公社马莲河畔一个名叫木瓜沟嘴的地方意外发现。令人称奇的是，古象出土时各骨骼基本完整，甚至连化石中极为罕见的舌骨和仅3～4厘米长的趾骨末节也被保存下来，并且肢骨中各骨节还仍然相连。真是奇迹！当时，化石保存在12平方米的岩层里，象身近似于站立姿势，后足倾斜，似乎失足跌入泥淖中而无力自拔，就永远站在那里，直到被深埋在土层中，变成坚硬的化石。再次见到阳光时，已经离开第四纪更新世早期250万年左右。它的家园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倘若古象能够复活，也只能是悲剧：因为，这个庞然大物高4米，体长8米，门齿长达3米多，在世界上独一无二，不要说它心灵极其孤独，仅仅就其生存来说也是个很大的难题——它很难找到立足之处和可以果腹的食物。

这四把钥匙似乎是造物主为了帮助人类解密远古时代而特意留下来的。从分布区域看，正好在甘肃的东、中、西部。换句话说，刘家峡恐龙足印群、北山公婆泉盆地古生物实体和遗迹化石、临夏盆地的古动物化石、黄河古象化石驮载着甘肃大地在远古历史长河中沧海桑田巨变的壮观画卷，气宇轩昂地走近现代，并在我们眼前徐徐打开，展现漫漫史前时代大自然作为万物家园的美丽状态。这些雄踞地球的巨兽不可一世，目无神灵，为争夺树林、河流、湖泊、山川进行残酷的厮杀，场面壮观，激烈，经久不息。那时候，人类远祖无论何种状态，都是绝对的弱势群体。他们或许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观看大型动物之间发生血腥战争，其悲惨程度又使他们胆战心惊，只能远远地躲藏在茂密的树冠间或林荫深处，闭上眼睛，捂着耳朵，颤抖不已。当战争连绵不断，超出他们的忍受程度时，或许又幻想更强大的动物来把这些性情暴躁又好战的家伙彻底消灭。人类恐惧的感觉，大概最初就酝酿在这种生活情景中吧。

恐龙称雄地球长达1.6亿年，在其统治下，还有无数种形态各异的动物。那是漫长的、血腥的、弱肉强食的时代，人类远祖不管从体形、力量还是数量上，都处于劣势。好在他们食量不大，又便于藏匿，在群雄逐鹿中生存下来——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也可以叫韬光养晦。如果不是地球生态系统发生巨大变化，“韬光养晦”也许直到现在还在继续，根本没有什么现代文明、现代工业之类。要么在某一次瘟疫及其他灾祸而中断。果真如此，不敢想象，因为那样就没有今天的人类！

但是，地球生态环境发生了巨变。现代科学对这种巨变进行了多种推测，新的推测还将不断产生。不管这些推测的可信度如何，都不能否认地球生态环境的变化。这里所说的地球生态环境变化，主要指地球上的生物结构，包括植物和动物结构，也许还有微生物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根据甘肃出土化石的情况得知，这种变化不是一次，而是一次又一次。正是这一次次变化，成就了在树顶上“韬光养晦”的人类远祖。

我们以陇东高原的远古动物化石为例，看看人类远祖到底是如何一步步地被推向历史进程的最前沿。

陇东高原发现过白垩纪的鱼、原始牛、披毛犀、最晚鬣狗和中国罕见的翼龙（即环江翼龙）等古动物化石，还有喜欢潮湿的莎草植物、适宜干旱的蒿属植物和见于亚热带的栎属植物的标本。由此推断，古生代的陇东还是一片汪洋。或许，当年刘家峡的恐龙曾经巡视过这里呢。到了三叠纪，部分湖底隆升成为陆地，经过白垩纪地壳抬升，到第三纪，一个广阔平坦的剥蚀面终于出现在阳光和空气中。接着，第四纪连绵不断的大风把黄土和岩石风化物搬运、覆盖在这里，河谷、斜坡和原野在太阳的注视下形态不断改变，最后定型为表面完整的黄土高原。不过，那时候气候炎热，沼泽密布，到处森林茂密、花草繁盛，是黄河古象的快乐家园。其实，在这之前，地球动物群体结构早就发生过最大的一次变化：恐龙消失了。作为一代霸主，其突然消失必然导致大型动物间的“政治真空”，或者引发新一轮的“争霸战”。但是，这样的情况似乎并没有出现，最主要的原因是，大概地球上再没有像恐龙一样占据绝对优势的大型动物了吧。所以，在当时的黄土高原上，除了剑齿象、平额象等生活在炎热潮湿环境中的长鼻类动物外，还有现在看来更适宜生活在荒漠原野上的鸵鸟、羚羊、马、长鼻三趾马、原鼢鼠、模拟鼠和喜欢水的鳖类或先或后，或长或短地生活过，它们大多数的化石都曾经被发现。这时候的人类远祖应该开始对“韬光养晦”产生信心了吧！因为，他们的更远祖先很早以前就目睹过恐龙的大批死亡。他这之前，他们认为这种“巨无霸”是不可战胜的。到底是谁战胜了强大而凶悍的恐龙呢？谁也看不见！远祖们是否有朦胧的意识，将其归功于一种模模糊糊的概念化的超能力呢？不得而知！

随着气候的变化及雨水、河流对黄土高原的侵蚀、切割，黄河古象及其伙伴的家园逐渐解体，它们像难民一样四处流浪，寻找新的栖息地。当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时，精疲力竭的远古动物们陆续倒地、消失。人类远祖亲历了这一切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死悲剧，看着最后一头剑齿象凝望历史远景的眼睛渐渐闭上，看着最后一匹长鼻三趾马无力地倒地而亡，他们非常惊讶，也迷惑不解：是什么强大的动物置它们于死地呢？与以往一样，找不到答案，是不是又归功于未知的超能力？于是神灵的观念比以前更加肯定了，然而还是在一种模糊状态。

终于，人类远祖醒悟到，他们可以比较长时间地离开树顶而四处活动——虽然，黄土高原支离破碎，干旱少雨，也没有星罗棋布的湖泊，但是他们比较自由了。

那个时代，距今大约250万年。远古生物虽然逐渐消亡，但是在人类文明出现之前，它们以其丰富多彩的种类和神秘莫测的存在状态营造出了一个“伊甸园”般的生态环境，谱写了悠远浪漫而又惊心动魄的序曲。

二、石器时代：从茹毛饮血到熟食

大约从距今250万年开始，人类远祖把生活的中心从树上转移到大地上，接着学会打制和使用石器、骨器，并逐渐直立行走、发展思维，这个过程一直延续到距今1万年左右，学术上称这段时间为旧石器时代，并且相对于人类远祖体质进化的程度，分为旧石器时代早期、中期和晚期。就是说，整整250万年左右，人类远祖都试图在自然界摆脱“韬光养晦”的生活，他们不断努力的进程反映在不同时期的文化遗址中。

目前发现最早的人类远祖使用过的石器，在东非肯尼亚的科比福拉、埃塞俄比亚的奥莫和哈达尔，距今约250万—200万年。这是世界上已知的人类各发展阶段没有缺环、年代前后相继的地区。结合其他考古材料，有些学者认为，现代人的远祖都在非洲，在远古某个时期，他们通过连接欧、亚、非三大洲接触地带的西亚跨洲迁徙。欧洲旧石器时代的考古工作开展得比较早，发现遗址多，研究也深入，19世纪以来已建立起旧石器文化分期的序列。欧洲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分为手斧文化和没有手斧的石片石器两大系统；中期主要特征是修理石核技术发展很大，有比较精致的刮削器和尖状器；晚期石器主要用石叶制作，有端刮器、雕刻器和钝背刀等。骨角器也很发达，出现了鱼叉、骨针、标枪、投矛器等新工具，甚至还出现装饰品和绘画、雕塑等艺术品。正因为欧洲在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方面处在领先地位，而中国直到1920年才发现旧石器，所以，当时西方考古界普遍认为“中国没有旧石器时代”，“中国人”是从西方迁移过来的，进而推断出中国文化也是舶来品，是从西方传播过来的。在黄河古象的故乡陇东发现的中国发掘最早的三件旧石器彻底打破了这种推论。

甘肃位于黄河中上游。远古时期，这里温暖、湿润，丰富的水源，茂密的灌木丛，疏松的黄土，为远古人类和多种动物生存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我国发掘的第一块有确切地点、层位的旧石器就出土在陇东高原庆城县城北约55公里处一个叫辛家沟的地方。1920年6月4日，法国神甫、博物学家桑志华在辛家沟底砾石层中意外地发现一块石英岩石块，它的形状像锥状手斧，高4.5厘米，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距今约10万年左右，桑志华将其命名为石核。他们继续挖掘、考察，8月10日，又在距庆城县城35公里处的赵家岔黄土层底部沙砾层中发现两件石片刮削器，属于旧石器晚期，距今1.8万年—1.5万年。这是我国境内首批出土的旧石器，也是中国最早发现的旧石器标本。这三件旧石器揭开了中国旧石器时代工具研究的序幕，同时也有力地证明华夏民族的远祖很早就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庆阳出土旧石器的消息吸引了一大批考古工作者、地质工作者、古生物研究工作者前来寻找古人类的踪迹。1922—1932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的中国古脊椎动物学家杨钟健和德日进、桑志华在内蒙、甘肃、宁夏、新疆、陕西西部和北部等地，又先后采集到许多零星石器。从打制方法看，大部分属于旧石器时代中期，都产生在黄土层底部的砾石层中。1934年，杨钟健在河西走廊西北端的酒泉北部及敦煌附近，发现了旧石器时代人类打制的石器。1963年，西北大学地质系研究人员在马莲河西岸发现了旧石器。同年，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在庆阳县巨家塬（今属西峰区）发掘到一批旧石器。20世纪80年代，甘肃玉门昌马地区再次发现一些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迹，其他地区也陆续发现旧石器时代遗址。大量考古发掘的文物证明，至迟在20万年前就有华夏先民在甘肃大地上活动。全国范围内，经过半个多世纪考察，发现许多旧石器时代遗址，积累了十分丰富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材料。距今100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文化有元谋人石器、匼河文化、蓝田人文化以及东谷坨文化等；距今100万年以后的遗址更多，在北方以周口店第1地点的北京人文化为代表，在南方以贵州黔西沙井的观音洞文化为代表。

这些旧石器文化遗址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华夏远祖早在距今100万年左右就在神州大地上步履艰难地向前迈进。这也是我们现在依稀看到的我们最早的远祖在大地上跋涉的身影。这个身影来自何方，为何要离开最初的故乡，又是什么吸引他们到达这里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现在还是一个谜团。也许，这种谜团状态将永远持续下去。但是，那个模糊身影出现后，“他”就一步步向我们走来，越来越近，也越来越清晰。

另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是新石器时代。英国考古学家卢伯克1865年首先提出这一名称。新石器时代以使用磨制石器为标志，年代大约从1万年前开始，结束时间从距今5000多年至2000多年不等。西亚的新石器时代发展较早，考古研究深入。这里农业起源最早，以后又率先出现金属器，最早进入文明时代，并且在发展中对周边地区产生很大影响，辐射到北非尼罗河流域和欧洲东南部。

一般认为，新石器时代有三个基本特征：开始制造和使用磨制石器、发明陶器、出现农业和养畜业。世界各地这一时代的发展道路很不相同，有的地方在农业产生后很长一段时期没有陶器，有的地方在1万多年以前就已出现陶器，却迟迟没有农业痕迹，甚至磨制石器也不很发达。而在中国，三个特征却都齐备。中国大约在1万年前就已进入新石器时代，这大致与传说中的伏羲、女娲时代相当。大约前10000—前7000年，以华南的洞穴遗址、贝丘遗址和甘肃大地湾为代表，有少量磨制石器和陶器，农业已经萌芽，个别地点学会养猪。大约前7000—前5000年，华北的磁山文化已有较发达的旱地农业，种植粟、黍，养猪，并有较发达的磨制石器和陶器；华中的彭头山文化可见栽植水稻、养猪和水牛等，磨制石器尚不多见，陶器则比较发达。大约前5000—前3500年，华北的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农业进一步发展，有较大聚落，如半坡和姜寨等，发达的彩陶是一大特色；华中主要是河姆渡文化和大溪文化。河姆渡文化有丰富的稻谷遗存和骨耜等水田耕作农具，大溪文化中房屋建筑往往用稻壳掺泥抹墙，陶器胎壁内也掺有大量稻壳，表明稻作农业已有很大发展。大约前3500—前2000年，先民进入新石器时代末期——铜、石并用时代，普遍出现小件铜器，有了中心聚落和最早的城址，房屋建筑中出现分间式大型建筑，开始用白灰抹地和土坯铺地、筑墙。陶器普遍采用轮制，出现大量精美玉器，石器中钺、镞等武器明显增加，墓葬出现两极分化。这种物质财富的增加以及由此而来的贫富与社会地位的两极分化，预示着文明社会即将来临。

甘肃省发掘了数十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取得一系列研究成果，尤其在马家窑、齐家等文化研究上成果显著。但是，甘肃东部地区的仰韶文化在20世纪70年代之前仅有零星发现，距今5000年前的历史，基本上属于空白。1978年开始发掘的大地湾遗址在甘肃乃至全国都是最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这个遗址位于甘肃省秦安县东北45公里处的五营乡邵店村东南以及冯家湾村西，主要分布在葫芦河支流的清水河南岸。考古挖掘断断续续，一直持续到1995年，清理出大型原始殿堂F901遗址等几百座新石器时代房址和灶址、柱基、灰坑、窖穴、窑址、沟渠等，出土陶器、石器、玉器、骨角牙蚌器、兽骨等多件，以及数十万件残陶片。该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不仅在仰韶文化研究上取得显著成果，而且将甘肃乃至中国的古文化历史向前推进到距今8000年前。同时，为研究中华文明起源等重大课题提供了弥足珍贵的资料。继大地湾之后，渭河流域以及邻近地区相继发现一批同类遗存，仅甘肃目前就已发现8处，集中在天水、陇南地区，有天水师赵村、西山坪，西和宁家庄，礼县赵坪、盐关等遗址。1982年，庆阳地区在宁县董庄遗址考古发掘出一处距今约6000多年的原始村落遗址，社会形态属母系氏族社会，以定居农业为主，兼有渔猎和采摘，制陶业相当发达。据统计，庆阳市境内距今6000—4000年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数百处，按董庄遗址和阳洼遗址的居室和墓葬等资料推算，每个原始居民聚落平均人口在25～30人左右，以此推断，这一时期远古庆阳居民人口就大约有上万人。这表明，那时的古人类已经是主宰庆阳大地的主人，人类文明的曙光已经来临，被称为人文始祖的伏羲、炎黄民族部落就在这一历史阶段相继产生和发展起来。

当远古人类不知不觉地迈进新石器时代这个历史门槛后，我们不但可以比较清楚地看见他们的神情、姿态，而且，能够听清足音和在表情达意时有意识发出的、原始的、含糊不清的音节，通过他们的社会生活遗址及出土文物，还可以推知更多的文化信息。随着历史的演进，就连他们的喜怒哀乐、思想意识、审美情趣等等思维情态也逐渐鲜明起来。在地球上，根据截至目前发现的考古资料，从250万年前人类远祖从有意识地打制石头工具开始，经历了漫长而艰辛的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直到大约3000年前文字出现后才缓缓拉上帷幕。从3000年前再往远推，到5000年，8000年，或者更加遥远的史前时期，先民一边行走，一边传承着自己的梦想和历史。而这种传承的方式是从口耳相传开始的，梦想和历史总是交融在一起。最能代表这个阶段文化形态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符号，应该首推彩陶。

三、彩陶：雕塑与彩绘的历史

陶器发明以前，人们把食物放在涂着黏土的筐子里，或者放在铺着兽皮的土坑里，然后用烧热的石头把食物弄熟。在用火过程中，他们逐渐发现黏土被烧硬后可以作为容器使用。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在《人类远古史研究》一书中推断说：“人们先将黏土涂在一些容易着火的容器之上以免被烧毁，以至于后来他们发现，单单用黏土本身即可达到这个目的，于是世界上便出现制陶术了。”这一观点被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所引用，后来又被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认可和发挥：“可以证明，在许多地方，也许是在一切地方，陶器的制造都是由于在编制的或木制的容器上涂上黏土使之能够耐火而产生的。在这样做时，人们不久便发现，成形的黏土不要内部的容器也可以用于实现目的。”这一发明对后世影响深远，先民不但可以利用这些陶器从较远的地方打水并且储存，还可以从其形状中看到自身的某些影子。陶器生产之初，没有刻意装饰的纹饰，但加工过程中的手捏、片状物刮削、拍打器壁等行为，往往会留下一些不规则的印痕，这是陶器的最早纹饰。随着先民审美能力增强，有意识地将印痕转变为成排的剔刺纹、一圈的手窝纹等规则纹饰。早期陶器上大量出现的绳纹是在木棍上缠绕绳索滚压器壁形成的纹饰。后来，起装饰作用的纹饰种类越来越多，逐渐演变为单纯的装饰花纹。经过几千年的不断摸索、反复试验、逐步改进，制陶工艺逐渐成熟，彩陶也就应运而生了。例如，秦安大地湾出土的庙底沟类型（距今约5500年）人头形器口彩陶瓶，精致美丽，为罕见文物。这样完美的陶器必然经历过很长时间的发展过程。由此可推断，“抟土造人”神话真正反映的应该是女娲造人像陶器，这也证明，陶器发明后就逐渐融合了实用性和审美性。

彩陶是将各种天然矿物颜料绘制到陶器上，形成五彩缤纷的各类图案，使陶器成为具备了审美功能的艺术品。秦安大地湾已发掘的遗址均有完整或可复原的彩陶出土，其他遗址也发现众多彩陶残片。彩陶是大地湾文化标志性特征之一。根据大地湾、西山坪等遗址的统计，彩陶数量约占全部陶器的三分之一，这表明，甘肃彩陶在问世之初就有一种奔腾磅礴的气势，散发出耀眼的光辉。

甘肃陶器从产生、发展、繁盛到衰落，其历史绵延不断，从未断裂。可以说，甘肃陶器的发展变化史不但若隐若现地对应着神话传说，而且成为连接中国先民从史前蒙昧时代向文字文明时代过渡的重要链条。华夏祖先走过这段历史时，我们能够感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憧憬忧患等丰富多彩的内心律动，比较清楚地听到华夏文明在脱胎而出之前的胎音和生命的脉搏。在梳理甘肃的陶器发展变化史之前，我们先参照一下世界各地新石器时代陶器的大概情况。世界上陶器出现最早的地区是日本。蒙古和西伯利亚也有个别遗址的陶器年代接近1万年。这些地区的陶器筒形罐特别流行，一般为灰褐色饰刻画纹或压印纹。在日本，陶器多为绳纹，所以日本的新石器时代又称绳纹时代。朝鲜和西伯利亚的陶器则多是篦纹。西亚各地大约在前7000—前6000年先后进入有陶时期或发达的新石器时期。最早的陶器其实是土器，火候很低。稍后有厚胎的素面灰褐陶，最后才出现彩陶。受其影响，欧洲南部主要有印纹陶文化，多瑙河流域则为线纹陶文化。这些地区在进入铜、石并用时代后出现了彩陶文化。中亚大约在前6000—前5000年进入新石器时代，陶器均为手制，胎中多掺草末，除素面外还有一些彩陶，明显受到西亚新石器文化影响。中国在华南的洞穴遗址和贝丘遗址发现最早约当前10000—前7000年的少量磨制石器和陶器。但是，20世纪20年代，瑞典地质学家兼考古学家安特生将中国彩陶与东南欧及中亚一带文化进行简单类比后，得出“中国彩陶源于西方”的结论。这一说法被中国新石器考古，尤其是大地湾考古的新发现所推翻。

1978年夏天，甘肃省文物工作队队长岳邦湖、副队长张学正率领业务人员去渭河流域考察。他们沿渭河而下，穿陇西、过甘谷，一路考察，当来到秦安县文化馆以后，发现一组既陌生又熟悉的陶器，其中有黑宽带纹红陶钵、黑彩鱼纹红陶盆、造型独特的葫芦形瓶、彩陶罐等，这组陶器与著名的西安半坡遗址出土器物面貌非常接近。经了解，这是文物干部韩永录从五营乡征集到的。调查中，线索进一步扩大，他们发现乡卫生院、粮管所的一些职工用彩陶盆养花，还有一些农民用彩陶当盐罐。群众反映，这里一锄头下去就可能刨出一件古物来。省文物工作队又在这里征集到一批完整的彩陶和各类石、骨器，这些文物说明该遗址不仅有墓地，还有人类的居住遗址。经批准，1978年8月，考古人员进驻工地试掘——一个远古文化遗存的巨大宝库的大门被徐徐开启。这次田野发掘直到1984年才告一段落。1995年，又进行了补充发掘。大地湾考古发掘结果远远超出事前的预料，使彩陶研究取得重大突破，由此，被学术界评定为我国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经考古专家二十多年的发掘、整理和研究，大地湾遗址考古获得一系列重大成果，包括农业、制陶、文字、建筑、绘画等，对研究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明的历史进程，乃至华夏文明的起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距今约8000年的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出土了三足钵等200多件彩陶，是我国境内迄今为止发现时间最早的一批彩陶。到距今约6000年的大地湾二期时，彩陶制作技术已突飞猛进。二期出土的人头形器口彩陶瓶融造型、雕塑、彩绘艺术于一体，被专家们确认为我国史前雕塑艺术的代表性作品之一。F901地面上一幅黑色颜料绘制的画作，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独立存在的绘画。这幅地画改写了中国美术史，将其向前推进了2000多年。此前，最早单独作为绘画保存至今的只有出土于长沙马王堆的楚国帛画。大地湾一期出土的成批彩陶以不容置疑的事实说明，中国彩陶并非受西方彩陶影响产生，而是起源于西北黄土高原！中国农业和彩陶的起源时间与世界最早的两河流域同步，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陶器、最古老的农业起源地之一，旱作农业、彩陶和文字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七八千年前。

在国际学术界，有些人类学家把制陶术的发明及制陶业的流行作为划分蒙昧社会同野蛮社会的界线，他们把尚不知有制陶术的部落归于蒙昧人，把已经掌握制陶术但还不知有标音字母和书写文字的部落归于野蛮人。倘若按照这个标准来分析，那么，华夏先民至少在距今1万年左右就已经走过蒙昧摆脱野蛮，跨进了人类的原始文明时代。

无论如何，目前我们能够看到的第一个“文明脚印”就是大地湾彩陶文化，这个“文明脚印”徘徊三四千年后转移到甘肃中南部地区，形成距今5000年—4000年新石器时代晚期著名的马家窑文化。这个文化区域以陇西为中心，东起渭河上游，西到河西走廊和青海省东北部，北达宁夏自治区南部，南抵四川省北部，分布区内主要河流为黄河及其支流洮河、大夏河、湟水等，按时间顺序可以分为石岭下、马家窑、半山、马厂四个类型。

石岭下文化距今约6000—5500年，因首次发现于甘肃武山石岭下遗址而命名，是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到马家窑类型的过渡期，也是马家窑文化的初期阶段，主要分布在渭河上游及葫芦河流域和洮河、湟水河流域等地。石岭下类型彩陶构图疏朗，多用黑色绘制花纹，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中为杏圆形，两边为简化了的变体鱼纹；另一种是中为旋心圆而上下为变体鸟纹。这两种花纹也在罐和瓶上并置使用，通常上层是变体鸟纹，下层是变体鱼纹。还有一种纹样以天上的飞鸟与水中的游鱼合用一个头，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石岭下类型将马家窑文化彩陶引入到新的繁盛时期。

马家窑类型是石岭下类型之延续，大概范围西到河西走廊，南到青海东北和四川北部，北至宁夏南部。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是马家窑文化的核心区域，东乡县的林家遗址、康乐县的边家林遗址、广河县的地巴坪遗址是其中最重要的遗存。马家窑遗址是安特生及其助手于1923—1924年在甘肃、青海一带调查时，发现于甘肃省临洮县洮河西岸的马家窑村麻峪沟口的文化遗址，安特生等首先进行了发掘。1923年，安特生在兰州购买了一批出自洮河流域的史前彩陶器，之后，他在洮河流域部分地区进行调查、发掘，发现史前遗址49处。根据调查，他撰写、发表了《甘肃考古记》。1944—1945年，夏鼐先生到甘肃考古，为确定马家窑期与寺洼期墓葬关系，发掘了临洮寺洼山遗址，认识到所谓的甘肃仰韶文化与河南仰韶文化有诸多不同，应将临洮马家窑遗址作为代表，称为马家窑期或马家窑文化。

马家窑文化制陶业非常发达，已发现的马家窑类型遗址达300多处。而且，马家窑类型居址中常有集中的制陶窑址，陶窑比仰韶时期的进步很多，火塘与窑室分离，烧窑温度提高。甘肃永登蒋家坪发现的窑址，一半挖在生土层中，约1米见方，前有火门，并有三股通火道向上斜入窑室内，窑室上部以树枝加草拌泥封闭。到了晚期，陶窑稍有变化，火道为三排九眼，下空，成箅形。制陶技术与“生产车间”不断改进，陶器越来越精致、华美了。马家窑类型陶器以橙黄陶为主，也有少量灰陶，而彩陶占到20%—50%，器型丰富多样，纹饰精美，线条流畅，图案明丽。马家窑类型彩陶在继承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爽朗风格的基础上，表现更为精细，形成绚丽典雅的艺术风格，艺术成就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代表着中国彩陶艺术灿烂辉煌的成就。器形虽然仍以盆、钵、碗等饮食器为主，但贮藏器瓮、罐、瓶逐渐增多，还出现了最早的打击乐器——彩陶鼓。如果进行文艺创作，说它是兰州太平鼓和其他鼓类的远祖也未尝不可。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与精致制陶技术相辅相成的还有马家窑类型石器文化，这里发现的磨制石器有铲、斧、穿孔刀、锛、网坠等，磨制精细，工艺水平很高。东乡林家遗址出土过一件完整的青铜刀和铜器碎块，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的青铜器，这说明马家窑时期人们已开始使用和制造铜器，社会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中国关于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是否与冶炼技术有关？冶炼技术的发明是否与烧制陶器有关？中国古代把生活在西部的少数民族称为西戎，而“戎”字的造字法是会意，指一个人扛着“戈”，就是说这支少数民族给先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是戈这种不再是石头、木头的金属兵器。而要大量生产兵器，就必须具备相应的生产原料和生产技术，冶炼技术不发达，如何能够满足这种需要？更何况，先民还不能有意识地寻找矿藏，也没有大量开采的能力，只能在烧制器上下大工夫。不过，我们觉得，神话“抟土造人”和“炼石补天”或许反映了原始先民发明陶器以及在研制的过程中偶然发现金属的文化信息。

其后，马家窑文化发展演变到距今约4650—4350年之间的半山类型，分布在陇山以西的渭水上游、兰州附近的黄河沿岸到青海贵德盆地，以及黄河支流的湟水、大夏河、洮河、庄浪河、祖厉河和河西走廊的永昌、武威、古浪等地，范围基本与马家窑类型相同，但已逐渐西移。半山类型陶器以红陶为主，有少量灰陶和白陶。由于农业发展和稳固的定居生活，制陶业更加发达，彩陶艺术发展到鼎盛时期。这个时期的彩陶出土量最高，有的遗址中彩陶占到85%，最高达90%。图案华丽精美，多以黑红相间的线条勾画图案，曲线优美柔和，器形丰富多样，造型美观，形体匀称，饱满凝重，主要器型有贮藏器壶、瓮、罐等，鸟形壶也开始出现，腹部的双耳代表双翼，尾部由一小錾来显示尾翼，表明制陶技术有显著提高。

过去，由于资料限制，有研究者认为马家窑类型和半山类型之间差异很大，主张将马家窑类型与半山——马厂文化分开，单独称为马家窑文化。后来，甘肃康乐边家林、兰州关庙坪出土的陶器，无论器型还是花纹都有马家窑类型遗风，同时，又反映出半山类型的一些特色，过渡性特点非常突出，证明半山类型是从马家窑类型演变而来。

半山之后发展起来的文化类型，是因最早发现于青海省民和县马厂塬而得名的马厂类型，距今约4350—4050年，分布范围与半山类型大致相同，只是更为向西，发展到河西走廊西端的玉门一带。马厂器型大部分脱胎于半山类型，但制作艺术有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变化，最具代表性的是单耳带銮的筒状杯。这一时期陶器种类繁多，图案绚丽多彩，创造思想活泼生动、丰富多彩，内涵深邃神秘，达到新的创造境界，以高古、纯朴、豪放的艺术感染力震撼人心，给人一种原始美的视觉享受。

马厂类型结束后，彩陶又分两支继续发展：一支以青海省乐都县柳湾为代表，主要分布在兰州以西及青海地区，发展为齐家文化。其上限可到距今约4200—4100年、下限可到3800—3700年左右。1924年夏季，安特生及其助手沿洮河一带首次在甘肃广河齐家坪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意外发现与仰韶文化截然不同的单色压花陶器，以及与古希腊、罗马安佛拉瓶造型类似的双大耳罐，齐家文化由此而得名。目前，甘肃境内共发现齐家文化遗址650余处，陆续出土了陶器和制作精良的玉器。彩陶数量不多，种类也很少，进一步趋于衰落。但是，铜器却大量出现，出土了我国最早的、光泽犹存的铜镜及斧、刀、匕、镰、锥、环、钏等铜器。其中最大的铜器是齐家坪出土的15厘米长的铜斧，器身厚重，刃部锋利。另外，武威皇娘娘台，永靖大何庄、秦魏家，广河齐家坪，积石山新庄坪和青海贵南尕马台等遗址也出土过铜器，数量超过100件。这充分说明，齐家文化晚期已进入到青铜时代，就是说，华夏先民已经徘徊到了文明时代的门外。彩陶的另一支沿河西走廊向西北发展，逐渐演变为四坝文化，主要分布在甘肃省河西走廊中西部地区，西至瓜州以及新疆东部哈密盆地一带，年代约为距今3900—3400年，相当于夏代晚期和商代早期。1987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大学、吉林大学考古系联合发掘了酒泉干骨崖、民乐东灰山遗址，出土陶、石、骨、铜、金、银、玉器等1000多件，揭示了四坝文化的基本面貌。东灰山文化层中采集到我国境内最早的小麦标本，这表明，青铜时代我国就已开始栽培小麦。

给甘肃乃至中国彩陶划上意犹未尽句号的，是辛店文化和沙井文化。

距今约3400—2800年前后的辛店文化最早于1924年4月由安特生及助手在洮河东岸的临洮县辛甸遗址发现，安氏以首次发现地命名。出土地本名为辛甸，但因翻译有误，正式出版物的中文译为辛店，约定俗成，一直沿用至今。1947年，裴文中先生在洮河、大夏河流域进行考古调查，发现辛店文化遗存9处。新中国成立后，为配合刘家峡水库建设工程，考古工作者跋山涉水，奋战数年，相继发现辛店遗址86处，获得一批重要资料，进而将辛店文化划分为张家嘴、姬家川两大类型。1956年，东乡县唐汪川山神遗址发现了一批以红色涡形纹为主的圆底罐，有别于已知类型，学术界暂时称为“唐汪式陶器”。1984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与北京大学考古系合作发掘临夏马路塬、甘谷毛家坪遗址，发现以圆底、鼓腹、绳纹为特征的另一类辛店遗存，学术界以其最早发现地青海民和山家头命名为山家头类型。辛店文化早期遗存与齐家晚期遗存有十分明显的继承发展关系，同时也接受了不少马厂类型彩陶的文化因素。另外，辛店文化的某些特征也被后来的沙井文化吸收。足见彩陶文化的融合与分化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

沙井文化中心区域在腾格里沙漠的西部、西南部边缘地带，即武威、金昌一带，向东南延伸可达永登、兰州附近，距今3000—2500年左右，大体相当于西周中期至春秋晚期。其发现者是安特生的助手。1923年，安特生的助手在腾格里沙漠边缘地带的民勤县征集到一批彩陶和铜器，并在沙井东墓地发掘到陶器和铜器。1924年夏季，安特生为了寻找仰韶文化与青铜文化的缺环，在民勤柳湖村、沙井子、黄蒿井以及永昌三角城等地进行考古调查，出土彩陶双耳圆底罐等器物，其中连续水鸟纹尤为独特。安特生将这支文化称为沙井期。1948年，裴文中带领西北地质考察队赴甘肃、青海考察，调查民勤柳湖墩、沙井东和永昌三角城等遗址，新发现一些同类遗存，并首次命名为沙井文化。其后多年，有关部门在天祝董家台、兰州黄河南岸范家坪、杏核台以及永昌鸳鸯池、永登榆树沟等地也都发现了同类遗存。沙井文化内涵丰富，出土有彩陶、石器、铜器和铁器等。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陶质比较粗糙，均为手制，器型较小，多单耳罐、筒状杯和双肩耳圆底罐，而铜器器型丰富，有铜刀、铜炮、铜连珠形饰、铜管、铜坠和铜铃等，形制多与鄂尔多斯青铜器相似。沙井文化是甘肃年代最晚的含有彩陶的古文化，也是我国最晚的含有彩陶的古文化。到此为止，甘肃灿烂辉煌的彩陶文化画上了意味深长的句号。

在人类进步中，制陶术的出现对改善生活、便利家务开辟了一个新纪元。燧石器和石器的出现早于陶器，发展这些石器的用途需要很长时间，它们给人类带来独木舟、木制器皿，而陶器则给人类带来便于烹煮食物的耐用器皿。从甘肃彩陶的器类来看，早期彩陶如大地湾文化只限于饮食器，仰韶文化则扩大到盛水的瓶、壶形器，到马家窑文化进一步扩展到瓮类储藏器。彩陶发展历程中，器类不断增多，但万变不离其宗，总是集中在盛放水和食物上。从出土位置来判断，它们有的在房址或灰坑中，有的出土于墓葬中。马家窑文化中期以后，随葬品中的彩陶增多，这说明彩陶不仅是先民生活中的常用物品，而且还以随葬精美彩陶的形式来寄托对死者的怀念与尊重。彩陶所蕴涵丰富多彩的文化信息的表明，我们的先民在进入蒙昧时代后不再像旧石器时代那样胆怯、犹豫、徘徊、完全听命于大自然的摆布，而是主动积极，不断加快向文明时代迈进的步伐。

中国各地彩陶文化中，只有甘肃彩陶同时具备以下三个特点：第一，时代最早，地域广大。甘肃东部渭河、西汉水流域是中国彩陶的发源地之一；第二，距今约5000—4000年间，各地彩陶渐趋衰落，马家窑彩陶却独放异彩，在甘青地区发展成中国彩陶的鼎盛阶段；第三，距今约4000年以后，大部分地区彩陶退出了历史舞台，但甘青地区依然生存着一批坚持使用彩陶的先民，并进而将彩陶艺术向西传入新疆。先民走到这一段历史时怎么会呈现出这种行走状态？

这种耐人寻味的独特历史文化现象要从甘肃彩陶依存的地理、历史背景中寻找答案。

青藏高原以天然固体水库的博大胸怀，孕育了中华大地及亚洲南部无数大江大河，被世人崇敬地称江河源头。甘肃位于黄河上游，依傍青藏高原，兼跨内蒙古高原和黄土高原。大地湾遗址出土的动植物遗存鉴定结果表明，距今约8000—5000年间，自然环境为森林草原型，属暖温带湿润区向亚热带的过渡地带，生长着大象、苏门犀、苏门羚等亚热带动物。甘肃东、中部均为黄土高原，尤其是东部地区海拔较低，分布着渭河、泾河、西汉水三大水系，河谷地带适宜原始农业的产生与发展。陇原大地最早的垦荒者至少在7000多年前就成功地将野生黍培育成栽培黍。农业和定居提供了陶器产生的必要条件，而黄土高原覆盖着取之不尽的制陶黏土及彩绘所需的矿物颜料。同时，史前时期，各地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处于原生自然状态，交通与地理位置对经济的制约作用较小。4000多年以前的甘肃新石器时代不仅起步早，而且得到生机勃勃的发展，相继产生了发达的大地湾、仰韶、马家窑文化，在农业、畜牧业、建筑、艺术等领域也取得一系列成就。彩陶初始发展期，大地湾文化的农业、畜牧业以及聚落分布密度均在全国史前文化时期的前列。进入彩陶繁荣期即仰韶文化阶段，甘肃东部河谷地带出现了上百个面积为几十万平方米以上的大型遗址，大地湾、高寺头等地兴修了气势恢宏的大型原始宫殿式建筑。马家窑文化虽然起步较迟，却率先使用青铜器。齐家文化相继出土的铜镜、铜斧，说明甘肃是我国早期冶铜技术比较先进的地区。丰厚的物质基础和种类繁多、源源不断的原始文化为甘肃彩陶注入了经久不衰的活力，从而造就了甘肃彩陶的鼎盛。近年来的环境考古成果还显示，从距今4000年左右开始，由于甘肃气候向寒冷干燥转变，古文化发展的步伐明显放慢。中原地区早已使用的先进的快轮制陶技术尚未传来，甘肃彩陶至少在制陶工艺上表现出落后的一面。不过，彩陶并不一定是先进文化的代表性特征，尤其是进入青铜时代以后。马家窑文化繁盛一定程度上与相对闭塞的地理位置、独特的审美趋向和传统情结有关。

四、彩陶纹饰：史前图画与类文字符号

当我们遥望远古历史，从内心深处发出“我们从哪里来”的询问时，不仅仅关注那从无到有、从模糊到明晰的身影，还包括更多更广泛、更深刻的社会组织形式、思维、信仰、语言、文字、审美、习俗等等属于精神范畴的内容。而在这些精神文化的重要载体图画、文字出现之前，先民主要通过口耳相传的方式传承着历史。从汉字“圣”字分析，其繁体形式由“耳”“口”“王”三个字组成，这就表明，在史前时代很长时期内，先民的历史都依靠口耳相传，而且，具有这种口述能力的人被部落群体尊为王，地位最高，体现了最初人类对知识和能力的尊重态度。这种原始的记事方式后来演变成民歌传唱，直到现代，中国藏区还保持着传唱著名史诗《格萨尔王传》的传统。每个传唱者在具备这种能力之前几乎都是文盲，而能够传唱《格萨尔王传》的人会得到人们的尊重和拥护。

中国神话传说以文学方式解决了“人类文明从哪里来”的问题。传说中的伏羲、女娲是中国绝大多数民族共同尊崇的两位人文始祖，他们和新石器开始的时代大体相当，距今1万年左右。中国许多地区都流传着这样的古老传说：远古洪荒时代，天地精华孕育出伏羲和女娲两兄妹，从此，中国大地上就有了各种各样的部落和民族。以这个传说为母体，在各民族、各地区衍生出多种不同的人类诞生的传说版本。

伏羲又称伏羲、伏牺、宓羲、宓栖、包牺、庖牺，或作皇牺、羲皇、牺皇等，也有学者认为伏羲即是太昊，距今约6500年左右。《周易·系辞下》记载：“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以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近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史记·太史公自序》也说：“余闻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据考证，伏羲很可能是代表中国最早获取渔猎、火食、记数、历法、礼仪、农耕、医疗等社会文明和文化技术、知识的部落氏族首领，他最早利用动植物纤维结绳记事、纺织渔网捕鱼；最早利用火烧烤食物；最早观察出春夏秋冬和寒暑冷热与日月星辰运行之间的对应关系；最早画八卦、定五行、制历法；最早制造九针，发现和发明人类医疗技术；最早革皮制礼，创造人类婚丧礼仪制度等等。天水境内出土的人面鲵鱼（原始龙）彩陶瓶与伏羲“人首蛇身”（龙身）非常相像。闻一多在《伏羲考》中根据神话情节和古音相转，认定伏羲即“匏瓠”，也就是葫芦之意，寓意先民的葫芦崇拜习俗和人类出自葫芦的传说。有代表性的说法，伏羲应当是中国原始社会西方部落一位伟大首领的形象，不仅代表个体，也代表群体，更代表一个漫长的时代。

传说中伏羲的出生地成纪，就是现在的天水。相传，伏羲孕十二载而生，古人把十二年作为一纪，因此，先民们为了纪念伏羲，把伏羲的出生地命名为成纪。后人在他的出生地天水修建了伏羲庙（原称太昊宫）。据庙内现存明代弘治三年（1490）的《新建太昊宫门访记》石碑记载，当时太昊庙初具规模，距今已有五百余年。庙宇院落中纵八、横八排列着64棵古柏，均为明代所植，对应着伏羲六十四卦之数。

地处天水秦安县城北45公里的陇城镇，相传为女娲出生地。《水经注》记载：秦安县城北面，北有女娲洞，此地有用风命名的风沟、风谷、风台、风莹等地名，还有娲皇、凤尾、龙泉等，传说女娲生于风沟，长于风如，葬于风莹。风沟悬崖上至今还有一处深不见底的女娲洞，城北门外有一口大井，也称龙泉，据传是女娲捏土造人用水之泉。天水民间传说伏羲与女娲成婚的地点在天水市北道区中滩乡西二十华里处的玉钟峡内。还有一种说法，说玉钟峡在今秦安县城北七里处。因系伏羲、女娲结亲显世，故又称显亲峡。由于这个原因，秦安县从东汉至南北朝时期的五百多年间，曾一度以显亲作为地名。女娲与伏羲同是风姓，是兄妹结婚。甘肃敦煌莫高窟壁画中有《伏羲女娲图》，画面右侧是伏羲，胸佩有三足鸟的日轮，双手擎规；右侧是女娲，胸佩有蟾蜍的月轮，一手拿火炬，一手提墨斗。1972年，湖南省长沙市郊的马王堆汉墓出土了汉文帝时期创作的T字形帛画，画面完整，形象清晰，自上而下分段描绘了天上、人间和地下的景象。画像上的伏羲和女娲腰身以上为人形，腰身以下则为蛇躯，两条尾巴紧紧地缠绕在一起。伏羲手里捧着太阳，太阳里面有一只金乌；女娲手里捧着月亮，月亮里面有一只蟾蜍。另外，汉代的一些石刻画、砖画都有与此相似的内容，它们反映了一个关于中华人类和文明起源的古老神话。从现代考古学上看，伏羲和女娲率领的部落，最早大概就生活在黄河支流渭河流域一带。

远古人类从蒙昧中走来，走过悠远的旧石器时代，进入新石器时代。自伏羲和女娲开始进行的一系列文明活动，远远超出了新石器时代的三个基本特征。可以肯定，其中有不少是人类把几千年的文明成果都集中在伏羲和女娲身上，从而奉之为人文始祖。传说终归是传说，不能科学地回答“人类文明从哪里来”这个哲学命题，但是，其中包含的某些象征性内容则为我们揭开史前文明的神秘面纱提供了一些蛛丝马迹。例如，有则关于女娲的重要神话传说“抟土造人”，说女娲用土和泥造了人，这似乎不符合逻辑。根据神话传说，女娲已经和伏羲创立婚姻制度，人类完全可以依靠自身进行繁衍，为什么还要抟土造人呢？笔者认为比较符合实际的解释是，女娲抟土造的不是真人，而是人像，再具体地说就是人像陶器——她发明了陶器！人类先民将土、水、火结合生产出陶器，这是史前人类的重大发明之一。郭沫若为此填了一首词《西江月·颂陶》：“土是有生之母，陶为人所化生，陶人与土配成双，天地阴阳酝酿。水火木金协调，宫商角徵交响，汇成陶海叹汪洋，真是森罗万象！”

如果说陶器的发明解决了先民的日常生活用具，那么，彩陶的发明更是提升了他们的审美能力，使他们的精神世界变得丰富多彩，不再局限于口传历史、原始舞蹈和歌谣。

第一只彩陶是怎样发明的？我们不妨做这样的想象：在远古先祖中，曾经有一位制造陶器的能工巧匠聚精会神，用刮削器修理陶器坯时，不小心划破了手指。当他感觉到时，鲜血已经在陶器坯上留下了曲曲弯弯的红色印迹……当这件另类的陶器出现在部落人的视野中时，原始先民欢欣鼓舞，热烈庆祝。能工巧匠受到启发，便想方设法地在素陶上有意识地画上纹饰和动物、山川、日月等形象。或许这位能工巧匠某一天忽发奇想，将不同于黏土颜色的其他土石成分抹到陶器上入窑烧制。也许，这位能工巧匠就是伏羲最初的形象。因为，在伏羲把“--”和“—”作为基本构成要素，创造发明“八卦”，画出代表天、地、水、火、风、雷、山、泽自然现象的八个符号时，肯定经历过很长时间的积累、演变。而这一历程生动鲜明地反映在甘肃彩陶纹饰的发展变化中。

早在陶器产生之前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就开始用岩画记述自己的历史了。陶器被发明后，岩画还继续在石头上发展着。远古先民觉得陶器就是陶器，岩画就是岩画，两者承载着不同的功能，陶器与岩画并肩发展多少年，都井水不犯河水，能工巧匠“忽发奇想”或是意外刮破手指那个偶然事件给了先民很大启发：把岩画的表达形式与陶器的实用功能结合起来不是很好吗？先民用锐器击打成点，之后连成线。随着生产技术的进步，就直接在岩石上刻画，并且涂上颜料，表现性也越来越强。他们对自己所熟悉的日、月、马、牛、羊、鹿、骆驼、老虎、狗、雄鹰、鱼、蛇等动物的刻画生动准确，许多地区的人类早期岩画中特别对野牛健壮的体格、暴戾的性格以及弯曲而锋利的犄角的描写都达到了传神的境界。甘肃境内的古代岩画遗迹有很多处，最为著名的是酒泉市肃北蒙古族自治县的古代岩画和嘉峪关市的黑山岩画。肃北岩画以肃北县大黑沟最为丰富。大黑沟岩画刻画在险峻的峭壁上，大部分内容为“射猎”“放牧”“练武”“乘马作战”等场面，奔腾的兽群、习武的先民栩栩如生，手法古拙，画面生动。有的画面仅一人或一两头动物，有的画面则为多人手持弓箭，围攻几头野牛和长角鹿；野牛有的高竖尾巴，扬起犄角，向猎人冲刺，有的在伺机逃窜。这些岩画的时间跨度达上万年，是我国发现历时最久远、内容最丰富的岩画，生动地记录着远古先民们为获取食物而战斗等场面。黑山岩画刻画时代比较晚，约从战国时期至明代，主要有人物、动物及其活动场面。先民创作岩画的目的主要有两种：第一，反映游牧生活；第二，用于巫术和祭祀、祈求狩猎丰收和家畜兴旺。彩陶出现后，在用意上不但可以包括以上两种文化功能，而且运用更加广泛。所以，从最初岩画创作蔓延到彩陶衰落这漫长的岁月中，原始先民的思维能力由简单到复杂、由单纯到抽象，其心路历程所反映的表现手法也同样是多姿多彩，引人入胜。

彩陶是将各种天然矿物颜料绘制到陶器上，形成各类图案。其中，大多数先在陶坯上绘制，然后入窑烧制，颜料发生化学反应后与陶胎融为一体，这类彩陶色彩不易脱落，经久耐用。还有一类彩绘陶，将颜料直接绘制到烧成以后的陶器上面，使用中容易损坏脱落。大地湾文化中，这两类彩陶同时出现，以前者居多。彩陶生产必须具备三个技术条件：第一，对天然矿物颜料的认识。作为彩陶颜料，必须在高温烧窑时不分解，而且还要掌握矿物的显色规律，什么样的颜料烧制后会变成红色，或者会变为黑色。颜料只有经过加工稀释才能使用，他们对粉末粗细程度、稀释浓度等都有一个不断熟悉、掌握性能的过程。先民进行的这些“科学研究”工作，能否从女娲“炼石补天”的神话中折射出来？第二，陶坯表面达到足够的光洁度，颜料才能渗透到陶胎里面，所以要对陶土进行筛选、淘洗，拉坯成型后还要反复打磨。考古发现中的彩陶大多是泥质陶，即便是夹砂陶（如辛店文化），器表也比较细腻。大地湾文化陶器主体是夹细砂陶质，但器表均抹有光滑的泥质层。第三，烧陶温度越高，颜料附着力越强，纹饰越牢固。彩陶烧制发展中，人类便不断改变陶窑结构，以达到烧制工艺对彩陶质量和美观的保障。

大地湾文化彩陶呈现出较多的原始性，常见纹饰单调、千篇一律，尚未出现变化多样的图案，说明史前先民的思维和艺术水平还处在最初的原始阶段。后来，经过数千年的传承和发展，纹饰越来越绚丽，蕴涵的文化信息越来越丰富。根据现有资料可以知道，彩陶纹饰大体分为四类：

第一，以点、直线、弧线构成的几何形花纹。史前人类绘图时选择彩陶最显眼的位置，运用色彩对视觉的冲击力，展现出了他们对虚与实、黑与红、简与繁、抽象与具象的艺术表现能力，这是单纯的追求美感。

第二，植物形纹饰，如叶瓣纹、豆荚纹、花卉纹。其中，以源于关中地区的“圆点勾叶弧三角”（即玫瑰或月季）花纹标志性最强、流传最广。

第三，动物形纹饰，如鱼、鸟、蛙、羊、狗等，少见的人形纹（如人面纹、马家窑文化的舞蹈盆、辛店文化的放牧图等）也可归入此类纹饰。仰韶文化中的半坡型彩陶动物图案发达，既有强烈装饰趣味的动物图案，又不乏引人入胜的较写实的动物形象，如人面鱼纹彩陶盆、四鹿纹彩陶盆等。庙底沟型彩陶动物纹样不多，有鸟纹、蛙纹、人面蛙身纹、水鸟、鱼纹等。甘肃省博物馆彩陶馆中有几件纹饰十分特别的彩陶，每件彩陶上部有两幅狗头人身像，这似乎与关于盘古的神话有密切关系。很多研究者认为这些纹饰与图腾信仰有关，例如，鱼纹是仰韶早期半坡部族的图腾，鸟纹是仰韶中期庙底沟文化的图腾，其他动物如蛙、鲵鱼等均被视为某一部族的图腾。西安半坡出土过一个彩陶盆，盆上画着一个人面鱼纹，头上戴着鱼纹形的帽子，两旁也饰以相同纹样。这个人面鱼纹彩陶盆就可能和图腾崇拜有关。原始先民的生产力水平很低，认知能力水平也很低，认为世界是由敌对与友好两种自然力量所构成的整体，需要用仪式与巫术给予祈祷和安抚。彩陶盆上被神化的人面鱼纹，大约就是他们当做种族庇护神的图腾。可以想象，原始人就像现在非洲、澳洲、美洲的部落舞蹈那样，人们戴着面具在神像前载歌载舞，惊天动地地举行仪式和施展巫术。笔者曾经在一位收藏家朋友的彩陶藏品中，看到过表现这种激烈的、载歌载舞的情景纹饰，图画中有15个人像手拉手在舞蹈。原始舞蹈是劳动人民在生产活动中创造出来的，用来表现“烧荒”“播种”“收割”“狩猎”等场面以及人们对图腾的崇拜，以强烈的节奏、丰富的感情、充沛的活力、磅礴的气势以及变化万千的舞姿引人瞩目。藏族、哈萨克族、裕固族等少数民族及非洲土著民族的舞蹈中，至今仍然保持着古色古香的民族风格和活力四射的艺术特色，例如，现代还在藏区流行的集体舞蹈“锅庄”。或许，“锅庄”的源头可以追寻到15个人手拉手舞蹈的“彩陶舞画”中。目前，“锅庄”舞产生的时代还没有结论，但同样洋溢着原始文化精神的非洲舞蹈也可以呼应“彩陶舞画”。据研究，早在6000年前非洲大陆就已经出现了舞蹈。舞蹈动作粗犷有力，旋律强烈感人，舞蹈者常常如痴如醉，一丝不苟，剧烈地甩动头部、起伏胸部、屈伸腰部、摆动胯部、扭动手臂、晃动手脚、转动眼珠等，几乎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在剧烈地运动。这种舞蹈，不仅给人以美的享受，还可以给人以信心和力量。所以，可以牵强附会地说：“锅庄”舞、非洲舞蹈就是对“彩陶舞画”的现代诠释！古今文化，一脉相通！

再譬如，蛙纹也蕴涵着很多与图腾崇拜有关的古老文化信息。

仰韶文化圈、马家窑文化圈的先民和众多古文化圈的先民共同创造繁荣了中华文明，而甘青地区众多石器文化都有上古羌族文化的印迹。羌族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有人推测伏羲、女娲就是来自黄土高原的天水一带的古羌族人。羌族原分布在中国西部各地，主要生活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是一个农牧兼营的部落，悠久历史与长期闭塞的生活环境使羌族文化中保留了淳朴厚重的古代遗风，并且对华夏文化的形成产生过深远影响。先民造字时就受到羌族文化的影响。例如，“美”的造字特征是从“羊”从“大”，“羊大则美”。羊与犬、马、牛等牲畜不同，羊在六畜主膳。所以，人们在遇到可口之物而享受其“朵颐之福”时，便会不由自主地赞叹“美”。在原始社会里，“冠羊”往往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头戴羊状装饰物以示其神秘和权威，多为部落首领或酋长所独享。“美”字的初始含义是指冠戴羊型或羊头装饰的人，“大”为正面站立的人，“羊”为图腾扮演、图腾乐舞、图腾巫术的装饰物。古老羌族文化的深刻影响，至今仍然能够从甘肃等地的风俗、建筑、信仰、方言、民间故事等方面找到痕迹。8000年前的秦安大地湾彩陶文化能够证明这一点。古羌族人对青蛙情有独钟。最初，先民们到靠近水源的地方发展农田，遭受无穷无尽的水患。西方民间有诺亚方舟从大洪水中救出世人的传说，我国也流传着大洪水淹没世界，只留下兄妹两人“滚磨盘”结婚的传说。所以，如何战胜洪水成为先民最大的现实问题和最迫切的社会问题，他们对种种危及生存及生产的狂风、暴雨、洪水、天旱等现象无法解释，就把接触的动物、植物拿来作为与自然抗争的同盟军。古羌族先民通过“青蛙叫，暴雨到”的现象和两栖生存能力，认识到青蛙是能呼风唤雨、驾驭洪水的灵物，蛙图腾就演化成能够驾驭洪水战胜水患的神力无比的蛙神。于是，仰韶文化和马家窑彩陶图画中就有很多的蛙纹和人蛙纹。马厂型彩陶上，更是发展到抽象化了的“蛙神”。在这些神奇的“蛙神”发达的巨大腿上，不仅足部长爪，腿关节处也长着爪，充分显示其驾驭水的能力。广西壮族就是南迁古羌人的一支后裔，至今壮族铜鼓上和祭祀活动中还遗留着蛙图腾的崇拜遗迹。女娲大概是母系氏族的一个古羌人部落的首领，或是一个部落始祖的集合概念，“娲”和古羌人崇拜的“蛙”是谐音，这不可能仅仅是一种巧合，“蛙”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源头之一。

第四，还有一些意义不明、神秘而怪异的纹饰，如“山”字纹、八卦形纹等。大地湾文化中有多达10余种的内彩图案，由直线构成，如“↑”“十”“山”“M”形等，有些学者认为这是具有记事功能或某种特定意义的符号。仰韶文化早期宽带纹彩陶上的刻画符号与此类似。马家窑类型彩陶纹饰以旋涡纹、水波纹、同心圆纹为主，线条流畅，图案明丽。半山类型彩陶图案花纹继承了马家窑水波纹特点，进而夸张地绘成大旋涡纹。而在后期演变中，水波纹中心点被逐步放大，画上表现田园的四大圈纹，实现了从水崇拜向土地崇拜转变。马厂类型纹饰以四大圆圈纹、变体神人纹、波折纹、回形纹、卦形纹、菱格纹和三角纹为主；四坝文化纹饰有三角纹、折线纹、条带纹、蜥蜴纹、回纹和圆点纹等；辛店文化纹饰别具一格，笔触粗犷，以双钩纹、“S”纹、太阳纹、三角纹为主，还有少量的动物纹，如犬纹、羊纹、鹿纹、蜥蜴纹等，反映出了畜牧生活的特色；沙井文化纹饰有三角纹、菱形纹、网纹、鸟纹等。在上述纹饰的演变中，网纹与现在的“网”字也很相像；鸟纹呈现出篆字“鸟”的神韵；而旋涡纹和水波纹简直就是篆字“水”的写真；同心圆纹和太阳纹不但摹写天空的太阳，而且与象形文字“日”有直接关系。甘肃宁县董庄距今约6000多年的原始村落遗址出土的彩陶中，有一件尖底彩陶罐，器形大，通高60厘米，造型独特，通体水波纹，表现先民对水的崇敬和依赖，底部是4个“火”字形图案，标示着火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而且，先民们的文化思维某一阶段开始空前活跃，他们把火焰的形状用符号图案描绘在器物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造，这是董庄先民创造的“象形文字”。许多专家认为这类符号也许是文字雏形。“文”最初的写法是“纹”，其构造、意义均与纹饰关联，而文章（纹章）最初的意义也是指纹饰图案，说彩陶纹饰是汉字的母体，也未尝不可。如果有更多的证据能够支持这种说法，那么，我们可以勾画出中国文字的发展路线图：无意识的划痕——岩画——彩陶纹饰——象形文字——汉字。那些在传承、吸收、整合中发展变化着的纹饰图案，反映着当时社会的基本思潮和审美理想，就目前我们的认识水平而言，可以说，彩陶时代是先民走过的一个重要时代。

五、天问：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当我们试图通过史前文化遗址和出土文物、神话传说、文献资料等，解密人类从哪个历史深处如何走来时，一般都在进化论思维指导下进行。进化论作为19世纪的重大发现，成为现代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现代生物学、近代生理学、伦理学、心理学、哲学乃至社会意识的基石。现在回答“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只能代表目前建立在进化论基础上的认知水平。在人类发展的历史中，挥别过去时光，远去的是我们的背影，而迎接未来的则是我们的心灵和眼睛。我们就这样地存在于现阶段。随着社会不断进步，探寻人类真实由来的深入研究也必将会取得越来越多的成果。而人类之所以如此痴迷地追寻历史踪迹，主要目的还是想进一步认识人类，认识自己。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文化异曲同工。刻在德尔斐阿波罗神庙的三句箴言中最有名的一句就是“认识你自己”。

同时，通过历史经验，人们代代相继地探知着人类前进的方向：我们要到哪里去？

是啊，我们要到哪里去？

还是从甘肃史前文化发展历史中寻找一些规律吧。

我们从充满着传奇和神秘色彩的恐龙时代说起。恐龙形态古怪，类别多样，躯体巨大，称雄地球长达1.6亿年，却在距今约6500万年前全部消失。它们的发生、繁盛、衰落到绝灭的整个演化过程给现代人类留下种种谜团和疑问，科学家坚持不懈地从各方面进行研究，但都没有令人信服的答案。唯一可以肯定的事实是：恐龙曾经存在过，消失了；铲齿象、三趾马、原始牛、披毛犀、最晚鬣狗等远古动物也存在过，也都消失了；还有很多很多不知名的远古生物都存在过，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到现代，这样的存在、消失仍然继续着。下一次消失的是什么？即将产生的新物种又是什么？人类是否曾经也有过类似的循环？未来的某个时期，人类是否会遭受恐龙、铲齿象、三趾马、原始牛、披毛犀、最晚鬣狗等远古动物的厄运？恐龙统治地球的时间长达1.6亿年，而人类从旧石器时代算起也不过区区250万年。文明时代更短，从甘肃秦安大地湾人类原始文明算起也才8000年。毫无疑问，现代人类像史前的恐龙那样统治着地球，不过凭借的不是高大的身躯，而是人类的智力。旧石器时代，远古人类对参天大树无可奈何，只能折断一些小树枝。到新石器时代，特别是青铜器出现后，人类砍伐他们需要的古树已经不是梦想了，而在铁器发明后，人类可以一边唱着“砍砍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一边砍伐树木。到如今，人类利用电动工具和现代化运输方式在较短时间内就可以完成史前人类砍伐树木的总和。同样，对石油、煤炭、黄金、铜铁等能源与金属的开采愈演愈烈，对地表组织的破坏也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不要说恐龙、铲齿象等远古动物，就是经过大自然严格挑选的、适应能力极强的远古人类出现在今天的生态环境中，恐怕也难以成活。它们所需要的草原、森林、河流、湖泊等，大多已经都被污染或者面临着污染。关于污染，有一位科学家提出，恐龙之所以灭绝，是因为自身造成的空气污染：当年，由于恐龙非常强大，没有可以与之抗衡的对手，繁衍很快；而这种大型食草动物每天都排放出很多废气，其中包含比例很高的二氧化碳，造成地球的温室效应，导致生态环境发生变化，最终使自己走向灭亡。另外，还有一种太空星体撞击说，认为巨大的天外来物猛烈撞击地球，扬起的尘土遮住太阳很长时间，导致恐龙迅速走向灭亡。现代科学界公认，在地质历史上发生过几次特大的灾难，几乎灭绝了所有生物。地球周期性灾变的直接证据非常多，波士南斯基对帝华纳科古城研究50年，充分证据表明，是一场空前的大洪水毁灭了那个文明。在西伯利亚的冻土中，科学家发现了成千上万的哺乳动物冰冻遗骸。经过技术检测，在它们的胃里发现了没来得及消化的温带草。这说明在极短时间内发生了那场不可思议的毁灭性灾难。

如果说恐龙和“成千上万的哺乳动物”罹难于“突发事件”，那么，铲齿象、三趾马、原始牛、披毛犀和最晚鬣狗等远古动物是如何走向灭亡的？瘟疫？即使罪魁祸首就是不可抗拒的瘟疫，在远古时代，地球上分布在各处的铲齿象、三趾马、原始牛是如何相互传染的？现今的人类社会，先进的科学技术把地球变成与原始村落一样的亲密空间，交流十分方便，如果出现一种“不可抗拒的瘟疫”，怎么办？近年来先后造成恐慌的“非典”、禽流感，以及令人谈之色变的艾滋病，不就时刻威胁着人类吗？

人类永远不要像恐龙那样，自以为总是强大的霸主，而应该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理智地、科学地保持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从精神领域来说，也是如此。旧石器时代的人与新石器时代的人相比之下，是野蛮人，不过，旧石器时代的人更自由。原始人的神灵观念尽管还很粗糙，但已有一种突破性质的观念存在，他们超越远古人类的渐进式发展，由梦境开始，将人类意识与存在的混沌状态打开，设想到一种脱离肉身的他者——灵魂的存在，进一步设想出不死之精灵，再设想出创造不死的“神迹”，并开始建立“超自然力量”的信念，原始宗教、神话就由此产生。新石器时代开始，人受到约束：远古人类从青年时期就受到严格训练，被警告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对周围事物就不能自由地形成独立观念。新石器时代人的思想是别人给的，或者处于暗示力之下。接着，产生了最初的词语。旧石器人的词多是名词，只是表达什么是什么。新石器人则还要思考这些，并且通过语言织成一个结合某个种族的网。这个巨大的网保护着种族的同时，也绊住了自己的手脚。语言实际上成为一种认同与排斥的界限和墙壁。后来，宗教、神话、图腾、风俗、装束、艺术等等一切文化因素都注入这一道道“墙壁”中。能够冲破并重新建立“墙壁”的最主要形式是部落之间的战争和婚姻联盟。而在冲破与重建中，一如远古动物的灭亡与产生，文化也不断演绎着这样的故事。

我们尝试着通过岩画、彩陶画与中国画的演进历史来考察一下这种现象，看看中国文化将走向何方。岩画与彩陶画有着很明显的联系，例如，西安半坡文化中的彩陶人面鱼纹在新疆等地的岩画中早就有类似的表现。至于舞蹈内容，相似之处就更多，这里不再赘述。汉字发明后，由岩画、彩陶纹饰所代表的符号文化并未退出历史舞台，相反，它不但继续发挥着装饰功能，而且，直接孕育出了中国画。马家窑彩陶画以毛笔为工具、以线条为基本绘画语言，为中国画发展奠定了基础，当时所用黑色是矿物质颜料，不是墨却和墨一样，在色彩构成中作为马家窑彩陶画的基调。正是这些黑色，为墨的发明和使用打了基础，成为中国画的笔墨精神核心。马家窑类型彩陶以流畅而生动的黑色线条作画，其花纹多为水波纹，或许是中国工笔画形式的鼻祖。马厂类型彩陶承袭了半山彩陶的四圈图案，随后把四圈减成两圈纹，在另两个侧面画上蛙神纹，反映出人类意欲驾驭洪水战胜洪水的期盼。绘画去掉了半山彩陶的锯齿纹，将红彩直接涂成底色，在底色上以黑色线条表现图案，粗犷有力，是中国最早的写意画形式。由此可见，远古时代的先民们在绘制被视为虔诚之物、神秘之物、神圣之物的彩陶时，怀着严肃、神圣和崇拜的心理进行原始艺术创作，传达着时代文化信息。

中国画从远古到今天，延续数千年，发展成为影响东方乃至影响着世界绘画发展走向的强大画种。近百年来，由于封建制度下的国运衰落和遭受民族耻辱等原因，有些人提出“中国画穷途末路论”和“汉字消亡论”，这实际上折射出一种对本民族文化失去信心的精神趋向。中国文化重视情感，西方文化重视技术，不管实现和谐与理想的途径如何，从流传在史前文化中的世界各地古老传说来分析，他们创造了远古文明的人类信仰神灵、因果和道德约束，他们也似乎早已知道文明轮回的规律。例如，世界各地有诸如此类惊人一致的传说：上一次文明被毁灭的灾难形式是大洪水，被毁灭的原因是人类道德的败坏。“大洪水”是生态环境遭到破坏的象征，而“人类道德的败坏”则应该是文明发展到巅峰时期与之俱来的巨大负面影响。现代社会中，人们片面强调个性和自我，一面放纵地发展自己，一面又在紧张的竞争和忧虑中生存。人们一旦失去理解和信任，失去安全感和幸福感，就会越来越自私，当自私的欲望得不到满足时，各种不道德行为和犯罪就愈演愈烈，进而造成人类道德的滑坡。而且，科学的进步和发展使人类盲目地认为自己是主宰，对自然界进行贪婪的掠夺和破坏，无休止的竞争、社会的畸形发展、资源耗竭、环境污染、惨烈的战争等等，为所欲为，不计后果，人类文明带来的潜在危害不断延伸。原来人们以为科学会解决所有问题，可是，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实证科学忽视总体、整体，重视细枝末节，把一个事物细分、再细分，研究清楚每一个细节，再还原到整体，这种方式尽管被称为还原论，实际上，由于领域、学科分得太细、太专，根本就无法还原到整体，甚至各学科之间都不能完全了解，还原论便成泡影。实证科学既然无法把握整体，也就无法全面认识事物。无论政治家还是史学家、哲学家、社会学家、生物学家等等，至今尚未破解一个原始命题：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人生的目的和意义到底是什么？

我们将走向何处？

这样的“天问”，也许面对的，只能是浩渺而悠远的星空。而我们的姿态与神情，其实与大地湾出土的那件人面陶瓶上的史前人像一样迷茫、执著、忧虑，同时，充满着深沉的人文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