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生存的正义之维与生态转向

第一章　文化生存的正义之维与生态转向

从某种层面上说，现代文明的快速发展始于18世纪“文化先锋”的启蒙运动，而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及“百科全书派”等欧洲先贤的思想反正与精神探索，则预示了人类文明的视野扩展与心灵纵深:科技发展大幅度提升了“器物”享用的水平并建立了人类对大自然的信心，现代契约关系建构了新型律法与民主政治并大幅改善了人类的制度文明与人权状况，对人性与情感的全新体认扩展了“自我”的心灵空间与精神独立……

然而，20世纪经历的两次“世界大战”、“奥斯维辛集中营”式的大屠杀以及其后持续近半个世纪的世界性“冷战”与“核灭绝”危机等等，几近摧毁人类对现代文明的信任，对“现代性”的整体性反思与批判性质疑^[1]即由此开始并持续深入，尤其是以“后现代主义”^[2]为代表的思想风潮，使“文化先锋”重新上路。但是，在这次“文化引领时代”的变革中，“观念的冒险”逐渐走向“思想的博弈”、“激进的理想”被“参与式民主”与“协商式治理”所取代，文化越来越成为一个国家、民族的精神旗帜，文化的生存状态则成为考量现代民族国家文明程度的标杆。在现代理性的思辨与现实异化的忧虑之中，自20世纪后期至今有一个振聋发聩的诘问在回荡:“假如正义荡然无存，人类在这世界上生存，又有什么价值？”^[3]在这场前所未有的、以“现代性”批判为名的人类文明的全面检视中，善于思考、勇于实践的人们正逐渐把“你死我活”的斗争思维改换为“你活我也活”的对话思维，将“工业化、城市化”向“生态化、可持续”调整，将“集权化、非正义”向“分权制衡、社会公正”不断靠拢，将“同质化、一元化”的文化演进转向“多元化、地方性”努力，而民众个体则致力于驱除种种“身心异化”与“精神奴役”，走向“自我独立”与“精神自由”。在这场现代文明的疗救与调试中，“正义之维”与“生态转向”逐渐成为普遍性的思想范式与文明尺度为世人所接受。

著名的生态后现代主义思想家托马斯·伯里（Thomas Berry，1914—2009）就曾预言:后现代文明时代应当是“生态时代”^[4]。从德国生物学家恩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于1866年提出“生态学”的观念，到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1912—2009）于1973年提出“深层生态学”，当代生态学实现了自然科学实证研究与人文社会科学世界观的结合，随之生态哲学、生态神学、生态美学、生态伦理学、生态经济学、生态社会学、生态城市学等等应运而生，并出现了“政治生态”、“社会生态”、“教育生态”、“文化生态”、“价值生态”等概念，形成了当代的“深绿色”理论与批评，标志着人类文明的“生态觉悟”的全面提升，生态理念已上升为一种普遍的哲学智慧。这些“深绿色”理论都企图突破主客二元对立机械论世界观，提出更高层面上的系统整体性世界观；思考人在自然中的位置与责任，反对“人类中心主义”，主张“人—自然—社会”的协调统一；批判自然无价值的理论，提出自然具有独立价值的观点，强调人与万物的平等，反对将人的权利凌驾于万物之上；同时，提出环境权问题和可持续生存道德原则，强调科技的人文化。生态觉悟的实质不只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反省，而且更深刻的是对世界的合理秩序、对人在世界中的地位、对人的行为合理性的反省^[5]。可以说，生态批评的兴起正在不断冲击着现代性观念，从理性、主体性到自由、民主、发展……现代性方案再次面临全面的修葺。我们不得不重新设置人与自然、人与万物的关系^[6]。

在当今世界范围内，人们的生态危机意识变得日益强烈。事实上，生态危机正在挑战人类一切的现代性哲学观念、伦理道德、政治模式乃至基本的生存方式。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作根本性改变，人类未来的冲突绝不仅仅是政治、经济、文明的冲突，人类必然会发展到为争夺生态空间而大动干戈的时候。越来越多的科学家、哲学家预言，恐怖主义、霸权主义等虽然不会在短期内消失，但全球生态环境的恶化才是二十一世纪人类面临的长期的最大的敌人^[7]。应对人类共同面临的生态问题，政治是不可或缺的途径和机制；关涉人类文明根本和前景的生态问题，给政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推动着政治的发展和进步。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新阶段；实现生态文明，人类社会形成新的伦理价值观、生产和生活方式，需要超越当前资本主导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形态^[8]。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国内生产总值（GDP）从1978年的3 645亿元增长到2012年的519 322亿元，实现了年均约9.8%的增长速度，是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的3倍多。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但是，我国的资源消耗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甚至世界平均水平有着较大差距，在许多方面，资源浪费依然十分严重。在当代中国，生态环境问题已不是单一的经济问题，随着民众环境意识的觉醒，生态环境问题正在变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并且很可能演化为有损社会和谐的社会危机。更为严重的是，如果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造成的危害过大，很可能全面颠覆中国多年改革获得的小康成果，进而成为一个政治问题^[9]。

当今世界，绿色、循环、低碳式的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时代的新趋向。建设新型的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当前，我国所提倡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实践经验、反思现实困境的基础上提出的先进理念。我们现在面临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重大现实问题。解决这一难题，我们需要新的发展动力，需要寻找更为有效的制度性解决方案。^[10]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中国必须尽快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并将其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