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长的陷阱与社会正义的缺失

一、GDP增长的陷阱与社会正义的缺失

了解和观察任何一个国家，具体数字都是一个很重要、很方便的角度，譬如教育水平、人均收入、经济增长率、人口平均预期寿命等等。数字以自己的方式简化和计算着世界，“如果我们不计算某样东西，那么它就被忽视。如果我们计算它，我们就会曲解它。我们需要计算，但计算却支配了我们的生活。”^[51]可见，数字在带给人们方便的同时也可能会让人迷失，而那些充斥我们生活的数字所造成的错觉或许更为棘手。统计数字在一个用事实说话的社会中很吸引人，但有时它会被利用，正如统计学家达莱尔·哈夫（Darrell Huff，1913—2001）所说的那样“成为耸人听闻、恶意夸大或简化事实、迷惑他人的工具”^[52]。在现代社会中，数字是反映事物发展变化状态的计量符号，是衡量各项工作进度和水平的工具和标尺，几乎所有工作都可以通过数字反映、量化出来，而且大多数时候我们不加怀疑地就接受了所有的数字。试图忽略数字是不现实的，“如果不把数字放进你的文件、或你的报告中、或你的论据中，那么你的话就可能被认为是模糊不清的或不严肃的，那么严肃的学者、资金提供者、银行家和经纪人就会躲开你。”^[53]因此，在一个无法回避的“被数字控制的世界”^[54]，我们必须要对数字有一个客观、辩证的态度，不必讳言更不能迷信。数字的角色真假难辨，它既有说服力又有欺骗性，我们尤其要当心“用数字编织的谎言”，警惕“数字变成一种炒作手段”^[55]，力争找出数字背后的真相，练就受用一生的数字透视力。

我们不得不承认，数字在某些时候的确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复杂的世界，我们也可以像人口学家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那样用数字让人们大吃一惊，从而迫使他们采取行动。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数字并不能完全反映世界的复杂性，仅仅靠计算就想控制世界上的人、事以及组织结构等等是不可能的。19世纪的英国功利主义经济学家、法理学家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一直在试图度量人们的幸福，在他看来，我们需要的就是怎样计算快乐和痛苦的程度、持续的时间、确定程度、速度、丰富程度、纯度和广度。可惜，他没有找到答案，因为幸福无法度量，只能体会。“数字不能告诉我们许多东西，数字不能解释许多东西，数字不能给我们以鼓舞和灵感，不能告诉我们孰是因孰是果。然而，过分依赖数字却把我们的直觉和每一样东西一起从我们身上扫除出去。”^[56]因此，仅仅依靠数字来认知世界是远远不够的，更遑论迷信一些半真半假、甚至弄虚作假的数字；即使在保证数字足够准确、相当严肃的前提下，我们还应该更多地“还原问题的具体情境”，充分依靠判断力、想象力与直觉，尤其是在处理那些事关“正义”与“公平”的问题上，因为这样做往往会比抽象的数字更能传达复杂和似是而非的真理。况且，现在人们已经逐渐认识到:GDP增长并不等于社会进步^[57]，偏执地致力于提高经济增长速度甚至常常会无谓地破坏环境、降低人们的生活质量。而在文化发展领域的数字化管理和数字化目标，常常令人厌烦甚至有南辕北辙之感，因此，有学者分析指出:我们的数字化思维在很大程度上是计划体制时代的思维模式的遗留，它背后的支撑理念是把文化、学术、经济乃至整个国家和人类社会都看作是可以精准计划和严密控制的对象，把文化和社会的管理看作是“社会园艺”或“社会工程”（现在的各式政府文化规划中“规划”“工程”“打造”等词的出现频率高得惊人，就是其计划思维的体现）^[58]。

可以说，当代中国虽然取得重大经济发展，民怨却特别深，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1929—）认为主因是“社会正义的缺失”^[59]。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转型与发展所积累的矛盾和暴露的问题很多，均事关“正义”，譬如经济发展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与民生保障、经济发展与生态文明、经济发展与人文养护、经济发展与中国形象等等。著名政治学专家俞可平（1959—）认为:在更快更好地将中国建设成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强国过程中，经济发展与公平正义、经济增长与生态平衡、社会稳定与政治民主、个人权利与公共利益、中国模式与普遍价值是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五个重要议题，与中国的社会进步和民族复兴关系尤其紧密^[60]。具体来说，中国目前面对的棘手问题包括经济增长放缓、贪腐现象严重、不断上升的社会群体事件，这些都将导致社会的不稳定。“经济高速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社会公平的问题也得适时注意。假如不注意，社会就会发生严重的生态不平衡，贫富的差距和矛盾就会越过临界点，经济就会变质，财富的增加就不能转化为社会利益，而是转化为极少数人的利益，这就很危险。”^[61]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差距、官员贪腐、环境污染、有毒食品以及依仗权势进行土地掠夺等现象，已经让社会各阶层都有了危机感。因为缺乏安全感、缺乏对发展前景的稳定预期，中国现在的富人阶层和中产阶层向国外转移资产、以各种方式加速移民的日渐增多，而草根民众因贫富差距急剧拉大产生的愤怒已经影响到社会的安定和谐。

北京国际城市发展研究院发布的《社会管理蓝皮书——中国社会管理创新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指出，中国改革开放丰硕成果背后正隐藏着种种复杂多变的不稳定风险:贫富差距正在进一步扩大，逼近社会容忍线；官民冲突、警民冲突现象加剧^[62]。打破垄断，解决分配不公，缩减贫富差距，消除两极分化，是中国社会改革乃至政治改革的方向。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考量，目前存在的亟须解决的问题有:社会道德体系崩溃，没有建立一个能有效说服人的主流价值观；救火和维稳式外交缺乏大视野、大战略和具体思路，未能有效利用国际大变动带来的机遇，导致自身被动；政治改革和民主化推进不力，与还权于民的期望有相当大的距离等等。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1930—）也警告说:中国的经济矛盾和社会矛盾已经几乎到了临界点^[63]。他认为，当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64]。

马克思主义主张，研究任何社会问题都要依据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生产关系。中国经济社会矛盾的根源也应当从社会因素中、从现实的生产关系中去寻找。德国思想家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1820—1895）在《反杜林论》中指出:“对现存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变成痛苦’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象，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静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65]也就是说，当前的事关“社会正义”、“制度正义”、“生态正义”以及“文化正义”等问题的诸多经济、社会、文化矛盾只不过是一种表象，隐藏在背后的是生产关系的待调整，尤其是那些涉及体制性矛盾的沉疴，譬如资本市场发育不充分、庞大的国营资本挤占民营资本的生产空间、体制运转的效率不高、社会缺乏创新能力、官员腐化而中饱私囊等等。